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馮興元 本文來自《財經》

　　中國企業家階層的崛起，不要區分企業家、資本家，混在一起就行。但我國更多的企業家屬于“套利企業家”，而非“創新企業家”。我國的經濟增長有賴于發揮這兩類企業家的才能和精神。而我國的經濟發展則需要更多人成為“創新企業家”。

中國人為什么這么喜歡掙錢？

　　中國經濟發展、改革開放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形成了一個新型的企業家階層。不同的企業家群體，具有一些相似或有區別的特征，呈現出不同的企業家精神樣貌。對中國企業家精神進行梳理、研究，也已成為學界一個有意思的課題。本文試圖對中國企業家精神的源頭進行一番考察。

　　企業家精神的普遍定義

　　著名的奧地利經濟學大師米塞斯認為，在一個想象的循環流轉經濟中，誰也不是一個企業家或投機者。在任何實際生動的經濟中，每個行動者總是一個企業家或投機者。人的行動總是有目的的行動，必然是“理性的行動”。他根據其目的“理性地”選擇手段。他的行動是理性(即便是錯誤的)考慮的結果，而且是企圖(即便是無效的)達成一個明確的目的。

　　米塞斯的上述企業家觀直指人的行動本質。當然，企業家的概念按照不同的視角可以有不同的定義。讓我們首先回歸一般意義上的企業家概念。一般意義上的企業家與工商業經驗活動與承擔風險相聯系，對應于最初的“企業家”概念，后者是指一切“冒險事業的經營者或組織者”。因此，一般意義上的企業家可以定義為甘愿承擔風險而組織資源去實現工商業機會者。

　　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和柯茲納提出的企業家概念，則脫離了承擔風險的特征要求。熊彼特意義上的企業家屬于“創新企業家”。這里企業家有別于資本家，不需要承擔風險。熊彼特意義上的企業家是指實現新組合者，推動發展者，或創新者。熊彼特認為，存在五種新組合：一是采用了一種新產品，二是采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相當于新技術或者新工序)，三是開拓了新市場，四是掠奪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種新的供應來源，五是實現任何一種工業的新組織。

　　按照熊彼特自己的話，實現新組合者就是企業家，不實現新組合者就不是企業家。企業家就不是一個長期穩定的職位，因此也沒法構成一個社會階層。熊彼特意義上的企業家是經濟發展的帶頭人，是能夠實現生產要素的新組合的創新者，是創新的主體。熊彼特意義上的企業家不同于資本家，他只需要意志和行動，從資本家借入資本，作為購買力基金，在現有購買力存量中注入新的購買力，從而為實現新組合而爭奪本來投入于循環流轉經濟中的生產手段。以實現新組合，獲得企業家利潤。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家不需要承擔風險，而資本家則需要。

　　柯茲納意義上的企業家屬于“套利企業家”。在市場過程中，這種企業家對由于人們的無知而存在的未被利用的利潤機會抱有警覺，先于他人發現這種低價買入、高價賣出的套利機會，于是投入資源、采取行動，以實現這種套利。這種未被利用的利潤機會，也體現為市場供求的不協調和不匹配。這種套利過程并不能使得買賣雙方一步到位地發現最低的買價和最高的售價。

　　但企業家的行動促進市場參與者之間的交流，買賣各方都能從企業家的行動中學習，從而減少各方的無知，也使他們自己的行動實現更好的調適。每一次買賣都會比此前的買賣更少無知，取得更好的調適。比如，買者比此前更知道在哪里可以更低的價格買到他們的商品，賣者比此前更知道在哪里可以更高的價格賣出他們的商品。這種市場過程既是競爭過程，也是企業家過程，呈現一種開放試錯的態勢，這種態勢指向市場參與者的各種供求取得兩兩協調的狀態。

　　簡單而言，企業家精神就是指，能夠按照上述定義企業家的行為方式貫徹自己的意志、采取自己的行動，它體現出一種與此相應的才能或者精神風貌。

　　古典的義利之辨

　　我國歷史上不乏企業家精神。但是究竟我國的文化傳統與企業家精神的具體關系如何，存在著不同的看法。需要看看我們的文化傳統里有些什么內核。

　　可以先從“義”和“利”的關系去看。儒家強調“以義和利”，也就是用“義”來協調“利”。這里的“義”，指“正義”和“道義”，雖然其含義有著一定的自然法和習慣法基礎，但是需要經由當時在位的皇帝、官僚階層與儒家認定或者解釋。商人追求自利的行為，是被這樣認定和解釋的“義”所框定。孔子也曾經說道，“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边@里把人兩分成“君子”和“小人”，把“義”和“利”對立。

　　按理說商人以通過經商追求自利為其本職，按照簡單套用孔子的劃分法，這種商人屬于“小人”范疇。不過，在現代社會，即便商人言利，也容易被曉之以“利”，但只要商人以誠立本，通過自己的經營活動去掙錢謀利，他就是“君子”，而這種謀利本身就體現“義”。

　　儒家里面還有一個功利主義分支，稱為永嘉學派。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葉適強調“學與道合，人與德合”和“通商惠工”，反對“重農抑商”，主張“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其核心的隱含前提與正統儒家一樣，也是以誠為本。按照葉適的觀點，我以誠立本，放開追求自利，其結果就是正義的。這種主張因此被稱為“以利和義”觀，意指個體各自以誠立本，其對自利追求之和合即為“義”。這種觀點恰好與正統儒家的“以義和利”觀相對立。而且葉適特別強調“不以義抑利”，恰恰就是為了不使得在位的君臣和主流儒家拿自己認定或解釋的“義”來壓制“利”。

　　“以利和義”觀中，追求利潤是放開的，而在“以義和利”觀中，利潤其實是受限的。前者雖然源自南宋時期的一個學派的觀點，但符合現代精神，有利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后者來自古代軸心時代，但總體上包括前現代因素，只有對其進行重新詮釋，才能確保其符合現代性要求，從而是指有利于市場經濟的發展。

　　正統儒家主張“小政府”，反對“大專制”，但強調禮治的等級秩序，其實主張“小專制”。與此相應，儒家在古代，自然不會想到“大民主”，但確實也主張“小民主”，比如禪讓制、科舉制等。

　　儒家的主流主要鼓勵“小產權”、“小安富”。孔子在對待財富上，也對“大富足”感到不滿�？鬃诱f：“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意思是說：“顏回的學問道德接近于完善，可是他常常貧困。子貢不聽命運的安排，去做買賣，猜測行情，往往猜中了�！边@里孔子對顏回學問道德接近于完善而在生活上常常貧困而深為遺憾，同時他對子貢不聽命運安排而作為“套利企業家”去經商致富反而感到不滿。

　　孔子還講“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但是這個“義”跟現代人還是有差距的�？鬃訉ψ迂暯浬套龇ú⒉粷M意，就有點涉及這種意思�！睹献印分v“有恒產者有恒心”，符合經濟自由主義理念，不過他提出“井田制”以及“制民之產”，使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也就是家家豐衣足食，免于饑寒交迫。這體現了儒家支持“小產權”和“小安富”的理念。

　　孟子主張“通功易事”，也就是思想大師哈耶克所崇尚的“交換秩序”。孟子強調，通過交換一個人所剩余的粟和另外一個人所剩余的布，互通有無，可達致交換者各自處境的改善。這種改善就是當今經濟學家所稱道的“帕累托改進”。但是結合儒家上述“以義和利”觀和“小安富”觀，還是體現了古代儒家的“小市場”理念。

　　有人講，中國百姓為什么歷史上一直不特別追求個人的自由權利，就恰恰因為那時候中國儒家總體上有著小政府、小專制、小產權、小安富、小市場甚至低稅的主張。無論是儒家、道家和西方自由主義者，均支持低稅模式�？鬃又v“苛政猛于虎也”，孟子則講“井田制”。道家的鼻祖老子講“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其意思是，老百姓肚子饑餓，是因為政府征稅太多。

　　儒家基于等級觀念，在馬克思·韋伯的《儒教與道教》的這本書里提到過。儒家的思想屬于“大傳統”，解釋不了中國的企業家精神或者商業精神。儒家的等級觀首先反映在“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不是情意綿綿的等級秩序，是可以讓“人頭落地”的。至于“五�！�，即“仁、義、禮、智、信”，在市場秩序當中倒也是需要的，比如企業里面就需要管理，可以有科層等級。

　　企業不是搞民主的地方，是有契約的地方，屬于推行自由契約的地方。如果要搞經濟民主，可以搞合作社，但合作社是有局限的。隨著成員數量增加，合作原則難以推行，必然朝著商業化轉化，或者為內部人所控制。古代儒家不鼓勵官員經商，主張小產權、小民主、小專制、小安富、小市場，重視教育。這種文化中既有積極因素，也有消極的因素，總體上還是回答不了一些問題：為什么中國人喜歡做生意？為什么這么喜歡去掙錢？為什么有企業家沖動？也就是要問：中國企業家精神到底來自哪里？

　　中國的小傳統塑造的企業家精神

　　若要探源中國企業家精神，我們更要看中國的小傳統。儒家是大傳統，民間的信仰、民間文化屬于小傳統，中國的小傳統更有利于商業，更加功利。小傳統可能受大傳統的影響，也可能影響大傳統。就拿重視教育來說。中國的家庭普遍重視教育。但這到底是因為大傳統影響小傳統，還是小傳統影響大傳統，這個是說不清楚的。即便主要是大傳統在這方面影響小傳統，仍然不能得出結論認為是因為重視教育因素使中國人總體上富有商業和企業家精神。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小傳統里有著大傳統所不具備的因素。中國的小傳統因素包括重視現世享受，這與中國的企業家精神有關。中國人喜歡玩麻將，那就是賺錢的培訓。麻將牌從一萬到九萬，從一餅到九餅，從一條到九條，都與錢有關，玩麻將一般要賭點錢。中國人還拜財神，發財就是“中國夢”。

　　在中國有三個不同的財神，即：關圣大帝、玄壇趙元帥、增福財神。中國人拜佛往往不是出于真正的信念，是想送禮換取好處，或者是支付保險費。對錢的重視，可以推動中國人成為一般意義上的企業家，熊彼特意義上的“創新企業家”，或者柯茲納意義上的“套利企業家”。

　　熊彼特意義上的新組合來自于哪里呢？部分與道家或方士有關，他們搞煉金術、煉丹術�；鹚幒突钭钟∷⒌陌l明，可能不需要追溯到某個特定的思想流派的影響。有些發明屬于靈機一動，但是將其變成一種儀器或者設備，那就體現企業家精神。指南針可能跟道家有關，因為它是跟陰陽五行“感應說”有關系，發明者偶然發現這種有著定向功能的東西。南宋人是這樣描述指南針原理的：“指南針之所指，即陽氣之所在�！彼�謂“陽氣之所在”，即為南。

　　還有就是現世生活的壓力和對更好現世生活的追求，都跟可能形成的企業家精神有關系。比如，溫州部分地方在計劃經濟時代，就曾悄悄實施過土地包干制，就是出于現世生活的壓力。道教通過煉丹來延年益壽，甚至追求長生不老，這屬于對更好現世生活的追求。對更好現世生活的追求，部分與大傳統有關。孔子著述《春秋》，其春秋筆法的特點之一就是“敬鬼神而遠之”，開辟了新的寫史傳統，也會影響國人轉向重視更多現世生活的世界觀。

　　還有地理氣候環境，比如說北方冰天雪地里，一年有好多天都干不了活，只能在家里，較難發揮多少企業家精神。南方氣候暖和，經濟活動就多�！妒酚洝防锩鎸懥嗽S多哪種地方有什么樣的經濟形態和習俗。

　　不同地方有著不同的地方商業文化。吳文化從蘇南一直延伸到錢塘江交界的地方，錢塘江以南則是越，北是吳。蘇南都是吳。吳文化有四個特點，勤勞、精巧、陰柔、講秩序。蘇州這一帶，是長江大金三角里面的小金三角，全國最富的地方，這個地方帝國控制比較重，稅收比較重，形成的習慣就是講秩序，得聽話。政府抽取的稅盡管比別的地方重，但是產出也高，所以稅收上貢多一點，但是生活得還是很好。這里面包含了講秩序，順從。如果真是要做什么事情，政府安排下去，當地人就做得很按部就班，井井有條。

　　錢塘江以南的越文化特點是自主、競爭、冒險、功利。總的看來，秦漢以前，紹興一帶稱于越，溫州一帶叫甌越，福建叫閩越，嶺南一帶叫南越。這說明越指的是“過”，過了皇權的控制范圍，天高皇帝遠。

　　粵文化的特點是：多元、兼容、開放、自主。秦漢之后，嶺南有“百越”，是指那里叫“越”的民族散落很多。靠近海洋，是個華夏與南方少數民族相互融合的地方。百姓跟海外做生意，需要發揮開放、冒險的精神。嶺南離開中華帝國的權力中心最遠。與此相應，百姓的自主性強、有平等觀，是一個反特權的天然地方。越是往南，百姓對于皇權專制文化的認可度越低。此外，廣東與香港接壤，成為全國最開放的地方。

　　溫州一帶的甌越文化也屬于越文化。溫州地處東海之濱，古代稱為“甌越”。轄內多山，人多地少，自然資源稀缺。很早以前，溫州人要靠海為生。為了減少交易成本，防范各種風險，溫州人需要依賴自身的社會網絡，溫州人帶溫州人，溫州人幫溫州人。海洋生活賦予了溫州人獨特的性格：不依不賴、勇于競爭、敢于冒險、追求功利�！疤旄呋实圻h”，溫州人形成了一種反抗皇權專治的文化傳統�！爱T越文化”也是一種海洋文化。這種海洋文化與當地的資源稟賦和自然條件有關。它是一種重商文化，對當地持續的經濟發展大有好處。

　　上述越文化和粵文化相比之下更容易激發企業家精神。對于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來說，吳越粵文化融合起來是最好的，浙江和廣東的自主精神和冒險精神強，但可以調配入些許更多的秩序精神(比如在集資方面)；吳文化里面可以增加一點點自主性、創新和冒險精神，不是像以前那樣就講秩序；越文化和吳文化可以更多融入粵文化的開放多元因素。這三個文化融合在一起，在中國將形成最好的文化。當然，文化融合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可能也是沒必要的。即便這樣融合最適合于市場經濟的發育，但是文化多樣性本身就有其自身的不可替代的價值。

　　司馬遷認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其實，國人這種對自利和利益交換的重視，是企業家精神的立基之所在。但它也不能用儒家理論來解釋。商業其實是作為一種自生自發秩序而出現的。中國歷史記載最早的商人是舜。《史記·五帝本紀第一》記載，舜在歷山耕過田，在雷澤打過魚，在黃河岸邊做過陶器，在壽丘做過各種家用器物，在負夏跑過買賣，也就是當過“套利企業家”�！妒酚洝へ浿沉袀鳌肥亲钤缬涊d成功企業家的地方。比如越國范蠡在越王勾踐報了會稽之恥后，帶著西施，乘著扁舟，棄官從商，成為巨富，后來以陶朱公的名號聞名于世。

　　中國企業家階層的崛起，不要區分企業家、資本家，混在一起就行。但我國更多的企業家屬于“套利企業家”，而非“創新企業家”。我國的經濟增長有賴于發揮這兩類企業家的才能和精神。而我國的經濟發展則需要更多人成為“創新企業家”。若要在這方面實現華麗轉身，則需要更多人成為制度企業家，共同遵循哈耶克意義上的“法律下的自由”原則，切實推行真正的體制改革。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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