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 蔡昉

　　對中國來說，實實在在的增長源泉來自改革對生產要素供給、生產率、人力資本和創新動力的激發，因為需求因素向供給因素的轉化是有約束條件的，因而是有限的。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靠什么增長

　　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一個表現，就是傳統經濟增長源泉式微，不再能夠維持長期以來近兩位數的GDP增長速度。而且，如果不能及時挖掘出新常態下特有的增長源泉，潛在增長率將繼續降低。

　　根據我們的預測，假設仍然依靠傳統的經濟增長源泉，由于勞動力短缺、人力資本積累速度減緩、物質資本形成率降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放慢等，“十三五”時期平均的潛在增長率可能在“十二五”時期7.6%的基礎上，進一步下降到6.2%。經濟增長速度下行是新常態的一種表現，我們固然應該學會適應這種下降的增長速度，但是，正確引導新常態將有助于及時挖掘新的增長源泉，保持合理穩定的增長速度。

　　重新思考一些經濟理論問題，借鑒相關的國際經驗教訓，結合作者對中國經濟增長所做的一些實證研究結果，本文將揭示，至少可以從四個方面入手引領新常態，達到穩定經濟增長的目標。

　　一、供給方與需求方的增長潛力

　　據說，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托賓說過一句話：需要一堆“哈伯格三角”才能填滿一個“奧肯缺口”。這里講到的兩個經濟學概念，前者指因壟斷、價格扭曲等體制因素造成的福利損失，后者指實際經濟增長低于潛在增長能力的幅度，都表現為社會總產出(GDP)的一個特定損失。由于研究資源和政策資源都是稀缺資源，配置到哪個領域無疑應該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則。所以，托賓這句話的意思無疑是提醒人們，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關注宏觀經濟問題比關注體制問題更加有意義。

　　在關于中國潛在增長率的爭論中，林毅夫教授認為經濟增長減速的原因是需求不足。根據“趨同原理”和東亞經濟體的經驗，他認為，中國通過加大投資刺激需求，預期的增長潛力可達8%(林毅夫，2011)。撇開一些從“回歸均值”假設出發，對中國經濟增長格外悲觀的預測不說(如參見Pritchett and Summers，2014)，8%的增長潛力與本文作者從供給方預測的潛在增長率相比，判斷相差大約1—2個百分點，按照中國目前超過63萬億元的GDP總量計，這種不同判斷意味著GDP每年有超過1萬億元的差別，因此，與此相關的爭論可以具有“萬億元之爭”的顯著性。顯而易見，如果中國經濟目前的增長速度低于其潛在增長能力，研究如何填滿這個“奧肯缺口”不啻為十分重要的話題。

　　問題在于，與作者所做的估算進行比較，迄今為止各年份的實際增長率仍然在潛在增長率之上，例如，作者估計的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2012年為7.89%，2013年為7.48%，2014年為7.14%。如果2015年中國經濟能夠實現7%左右的GDP增長，則仍然在潛在增長能力(6.86%)之上(參見圖1)。采用估算潛在增長率的方法驗證經濟發展階段，預測未來經濟增長，充分考慮到了中國未富先老的特點，也可以較好地解釋減速的原因。

圖1

　　不僅如此，由于體制障礙造成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供給不足和生產率低下的問題，可以也必須通過深化改革予以解決。根據本文作者的測算，通過改革增加勞動力供給、擴大人力資本積累、提高生產率和均衡人口發展，可以產生的提高潛在增長率效果，也可以高達未來GDP總量的1—2個百分點，改革紅利頗為不貲(Lu and Cai，2014)。可見，托賓把“哈伯格三角”與“奧肯缺口”相對立，與當下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改革與增長具有非此即彼或顧此失彼的性質如出一轍。

　　無疑，影響經濟增長的供給方和需求方因素是可以互相轉換的，因此，理論上說政策可以從兩個方面發力，達到提高潛在增長率的目標。例如，更充分的勞動力供給和更快增長的生產率，都可以通過降低產品成本，從而在消費者預算不變的條件下提高其購買能力，實現“薩伊定律”所謂的“供給創造需求”。

　　另一方面，消費者收入增長可以放寬家庭的預算約束，使原來消費不起的產品數量成為可能，投資擴大導致的基礎設施條件改善，也可以降低生產成本和交易費用，增強企業的供給能力，從而提高潛在增長率。不過，對中國來說，實實在在的增長源泉來自改革對生產要素供給、生產率、人力資本和創新動力的激發，因為需求因素向供給因素的轉化是有約束條件的，因而是有限的。

　　首先，消費需求可以完全轉化為供給能力的前提是封閉經濟，即在不考慮進口產品競爭的情況下。如果國外競爭者仍然可以提供更為價廉物美的產品，則這個消費需求的擴大還不能轉化為潛在增長率。例如，中等收入者和富裕群體具有足夠強勁的能力購買高質量生活用品甚至奢侈品，但是，國內生產者卻無法以可接受的性價比提供，因此，至少在短期內，這種需求尚不能轉化為國內企業的供給能力，因而也不能提高整體經濟的潛在增長率。

　　其次，投資需求轉化為供給能力的前提是不存在產能過剩。在包括基礎設施在內的許多產業存在規模龐大的產能過剩，并且因此積累了金融風險的情況下，投資需求的擴大只能誘導出更嚴重的產能過剩，而不是潛在增長能力的提高。歸根結底，對基礎設施的需求是由競爭性實體經濟派生出來的需求，在特定的階段上，對以往的基礎設施欠賬給予補課是必要的，甚至一定程度的超前發展也是可行的，但是終究要以實體經濟的真實需求為限度。

　　二、生產率引導產業結構調整

　　當我們從增長速度、增長動力和結構調整三個方面理解經濟發展新常態時，增長速度放緩是一種已經顯現出來的現實，增長動力從投入驅動向創新驅動或生產率驅動轉換，是預期達到的新常態目標，而結構調整則是實現增長動力轉換的唯一途徑。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庫茲涅茨指出，產業結構調整的核心和產業升級的關鍵，是資源從生產率較低的部門向生產率更高的部門轉移，從而使經濟整體的資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我們可以將此視作“庫茲涅茨式”產業結構演進。

　　因此，為了實現增長動力轉換，產業結構的調整必須遵循庫茲涅茨演進方向，或者說必須是以生產率提高為取向的。對于中國經濟而言，目前存在著三種潛在的危險，使得產業結構調整違背生產率提高方向，甚至成為逆庫茲涅茨式的，即勞動力從生產率較高的部門逆流到生產率較低的部門。由于改革時期高速增長的重要引擎是資源重新配置，如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的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接近一半，一旦出現逆庫茲涅茨變化，生產率增長速度將顯著減慢，潛在增長率進一步被抑制，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就會加重。

　　首先，人口轉變趨勢導致農民工從城市向農村的回流。各種研究都表明，農民工的增量主要來自每年初中和高中畢業的農村青少年，大體上可以由年齡在16—19歲之間的農村勞動年齡人口代表；而在現行戶籍制度下，由于不能獲得均等的城鎮社會保障，農民工一般在40歲以后就開始返鄉。所以，隨著人口老齡化，特別是戶籍在農村的勞動年齡人口的老齡化，新增農民工數量很快將小于返鄉人口數量，形成城鄉勞動力逆向流動。例如，根據對農村人口年齡結構的預測，16歲(大約為初中畢業)到19歲(大約為高中畢業)的農村人口，2015年為3513萬人，到2020年將減少到3055萬人，凈減少458萬。事實上，外出農民工的年度增長率，已經從2005—2010年的平均4%顯著下降到2014年的1.3%(圖2)。

　　觀察圖2顯示的潛在和實際外出農民工的數量變化及其關系。在2014年之前，兩者都呈現增長的態勢。根據預測，16—19歲農村人口在2014年達到了峰值，隨后將進入負增長。與此對應的是，外出農民工的人數逐年減少，增長速度顯著下降。實際上，這一趨勢背后的農民工人口特征變化早已顯現。

圖2

　　例如，在2008—2012年期間，4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已經從30.0%提高到40.7%，同期40歲以下農民工比重下降，其中16—20歲農民工所占比重從10.7%下降到4.9%。此外，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同一現象。如果我們用城鎮常住人口減去城鎮戶籍人口，其差額便是農村轉移到城市的人口(主要是農民工)。

　　根據相關數據計算，2014年在城鎮的常住農民工，(新進入的)16—20歲的人數為1411萬，(臨近退出的)40—45歲人數為2706萬。根據圖中揭示的以往兩者變化之間的關系，外出農民工數量是否已經或者在不久之后達到峰值，進而也進入負增長目前尚不得而知。如果不想看到這樣的結果，換句話說，如果希望農村勞動力轉移不完全遵循人口變化所規定的軌跡，則必須在勞動力轉移的制度環境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即通過改革延緩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勞動力供給的拐點。

　　其次，經濟周期使農民工遭遇勞動力市場沖擊。2004年以來勞動力短缺逐漸成為常態，就業機會大幅度增加和工資持續上漲，引導農村青少年在初中畢業后(甚至許多人從初中輟學)匆忙加入非農就業，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進入與刺激性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有關的行業，這些行業現實地或者潛在地存在著產能過剩甚至泡沫風險。

　　如果遭遇經濟波動，這些農民工將遭遇周期性失業的沖擊。由于這個群體人力資本積累不足，難以適應產業結構調整的技能要求，根據歐洲的經驗，周期性失業可能轉變為長期的結構性失業。例如，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幾乎對所有發達國家的勞動力市場造成沖擊，導致周期性失業高企。進一步，由于許多國家青年就業者在人力資本積累上的不足，形成與勞動力市場技能需求不相匹配的情況，失業得以延續。直到2013年，主要發達國家的平均失業水平，仍然比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高1倍以上。

　　中國經濟已于2004年跨越了劉易斯轉折點，在農民工尚未獲得失業保險等城市社會保障覆蓋的情況下，農業機械化的進展狀況以及新一代農民工的人口特征，使得他們已經無法利用農業作為其就業蓄水池，所以，逆庫茲涅茨式的產業變動和社會風險并發的現象一旦發生，可能造成的社會風險將絲毫不亞于在歐洲所表現的嚴重程度。

　　從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之間的國際經驗看，高速增長產生的做大蛋糕效應，通常具有抑制或緩和社會風險的作用；或者反過來看，社會相對安定的時期，經濟增長發生一定程度的減速也容易應付。而最危險的時候莫過于經濟增長減速與社會風險的同時發生。

　　第三，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消長導致生產率增長速度下降。近年來的經濟增長減速，一個重要特征是第二產業增速減慢，特別是與勞動力成本提高有關的制造業增長速度下降，以及與房地產降溫有關的建筑業增長速度下降。與此同時，第三產業增長相對快，比重有所提高。由于第二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通常高于第三產業，例如，從比較勞動生產率(某產業的增加值比重與就業比重之比)來看，2013年第二產業為1.45，第三產業則為1.22。因此，勞動力的這種產業轉移，產生勞動生產率總體下降的效果。從根本上說，第二產業比重提高并不必然導致勞動生產率下降。

　　例如，如果是隨著制造業價值鏈的升級，從直接制造過程的產前和產后兩端衍生出生產性服務業，其發展表現為技術研發、設計、營銷、售后服務等行業的擴大，勞動生產率必然較高，而且是創新驅動的結果。相反，如果是制造業相對萎縮導致工人轉向低端服務業，或者僅僅是“營改增”造成的統計口徑的變化，則不會產生庫茲涅茨演進效果。

　　保持產業結構調整按照庫茲涅茨演進方向進行，通過結構升級優化提高勞動生產率，應該按照生產要素相對價格變化和比較優勢變化方向，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好，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也好，歸根結底是通過資源重新配置實現的，既包括產業之間和部門之間的此消彼長，也包括企業之間的優勝劣汰。人為保持夕陽產業或想當然地選擇新型產業，或者維系僵尸企業，都是違背生產率原則的。

　　隨著劉易斯轉折點到來和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力成本大幅度上升，已經顯著地削弱了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比較優勢。與此同時，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也減慢，導致單位勞動成本(工資與勞動生產率之比)迅速上升。數據分析顯示，中國傳統上具有比較優勢，并在出口中占主導地位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較優勢指數”(即中國該類產品出口比重與世界貿易該比重的比值)，從2003年的4.4下降到了2013年的3.4，下降幅度為22.7%。

　　此時，發現和獲得新的比較優勢，政府職能固然不能忽視，更重要的則是，產業結構升級必然依靠創造性破壞機制，意味著必須容忍能夠淘汰落后產業和落后產能的增長速度下降。與此相關迫切需要的改革，是著眼于給企業制造競爭壓力，促使政府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推動生產要素從生產率低的產業、行業和地區流出去，實現更好的資源配置。一個相關的例子是，推動制造業從沿海地區向中西部轉移，防止制造業過早、過快地流到具有潛在人口紅利優勢的國家。

　　傳統的東亞發展模式可以用“飛雁模式”來概括，即作為領頭雁的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的早期借助國際市場發展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充分發揮了比較優勢；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進而勞動力成本提高，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與此相關的投資則轉向其他經濟體。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皆是如此。然而，中國是一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并且區域間有著巨大發展梯度的大國。與此同時，中國已經成為資本凈輸出國家。這些特征和優勢，使得中國未來的發展完全有條件突破傳統的東亞飛雁模式。

　　首先，通過產業轉移可以在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之間形成國內版飛雁模式，贏得調整的時間從而延長人口紅利；繼而在部分制造業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轉移的同時，通過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推動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改善，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在合作共贏的前提下實現生產能力在全球范圍的重新配置。2015年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的封面圖片，把“中國制造”比喻為一條技術復雜度越來越高的巨龍。這其實預示著中國從飛雁模式到飛龍模式的創造性升華。

　　三、面向未來的人力資本積累

　　一般來說，在較低的經濟發展階段上，能夠培養出一批具有操作性職業技能的熟練勞動者，有利于制造業的發展，從而把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轉化成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競爭優勢。然而，當經濟增長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越來越需要依靠創新驅動的條件下，對只有通過通識教育才能獲得的勞動者的認知能力，乃至非認知能力產生了更大的需求。當前我們面臨的一個重要的教育模式選擇是：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之間的比例應該如何確定。我的同事在分析跨國數據時發現了一些與此相關的規律，從中我們可以得出一些政策含義。

　　首先，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職業教育相對于普通教育上升更快一些，形成人均收入與職業教育相對比重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按照這個統計“規律”，2012年，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在高中階段上，職業教育與普通高中教育在校生人數的比率(職普比)平均為0.52︰1.00，而中國的該比率高達0.80︰1.00。

　　如果超越發展階段形成過高的職普比，則意味著中國在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普及水平仍然較低的時候，就過度發展了職業教育。普通高中和普通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相比，更加側重通識教育、培養學習能力和就業的軟技能，有利于培養在產業結構急劇變化中善于適應和調整的勞動者，以及在更高發展階段上善于創業創新的人力資源。因此，擴大職業教育的政策力度應該與發展階段相適應，充分考慮到產業結構變化的不確定性以及經濟發展新階段對人力資本的需求。

　　其次，在發達國家，特別是在許多以具有發達的職業教育著稱的國家，近年來職普比出現顯著的下降趨勢。例如，在1998—2012年期間，高中階段職普比在德國從1.82︰1.00下降為0.93︰1.00，在韓國從0.67︰1.00下降到0.24︰1.00。這種趨勢與經濟全球化有關。

　　經濟學家埃克豪特等人(Eeckhoutetal.，2007)發現，在全球分工的過程中，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勞動者之間也形成了人力資本的分工。在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獲得更多制造業就業機會，從而對熟練和半熟練工人需求增加的同時，發達國家更加側重于科學、技術、設計和管理等創新型勞動者的培養。

　　中國在進入并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過程中，必然產生兩種與人力資源相關的變化，一是勞動力成本的不斷提高會誘導出資本替代勞動的傾向，一是轉向創新驅動的迫切性提出更高的人力資本要求。在當今世界科技發展趨勢下，上述變化給中國帶來特別的挑戰。傳統意義上的資本替代勞動，機器設備替代勞動者也好，老一代機器人替代勞動者也好，由于資本報酬遞減律的作用，過程通常是緩慢的和漸進的，以便與勞動者素質的提高相適應。

　　但是，新一代機器人把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融合到一起，便打破了資本報酬遞減律，指揮機器人工作的芯片更新速度遠遠快于工人技能的轉換，因此，替代的來臨和實現速度將大大快于以往。因此，中國當前正在經歷著一個人力資本培養與機器人技術的時間競賽，人力資本要領跑在機器人前面，即使不能最終戰勝后者卻至少贏得一定時間，所以必須加強著眼于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的人力資本培養，而不是很容易就被機器人打敗的具體技能。

　　四、借助后發優勢實現趕超

　　當前，人們對世界經濟有一個判斷和一個期待。這個判斷是世界經濟進入一個下行的長周期之中，或者如一些人用“新平庸”所概括的趨勢之中；與此同時，人們普遍認為新的科學技術革命正在蓄勢待發，期待其給平庸的世界經濟增長帶來新的契機。

　　雖然本文無意為這個判斷和這個期待給出確定性的一般答案，然而，我認為，無論上述判斷是否成立，上述期待是否可以成真，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全球環境和科技條件絕不悲觀，仍然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當然，能否抓住相應的戰略機遇，取決于決策者的信心、決心和方向正確的政策選擇。

　　西方經濟學觀察到的長周期，例如以前蘇聯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命名的長波理論，是以科技變遷為起因，資本存量調整為內涵，以利率波動為表現的長期經濟增長波動現象，主要是依據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增長表現做出的判斷。

　　然而，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即便在一些發達國家可以觀察到某種與長波理論預期相符的經濟周期表現，也不再必然影響全球經濟的整體趨勢。誠然，各國經濟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相互影響越來越顯著，但是，經濟多樣化和多極化是全球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也越來越成為必然。

　　例如，雖然歐洲經濟和日本經濟疲弱，美國經濟卻顯示出較強勁的復蘇趨勢；在部分金磚國家增長勢頭放緩的同時，中國仍然保持著中高速增長，而印度也開始加快增長步伐；國際投資者概括的諸如“新鉆11國”(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亞、伊朗、韓國、菲律賓、墨西哥、孟加拉國、尼日利亞、土耳其、越南)和“薄荷4國”(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尼日利亞、土耳其)等，都可能利用方興未艾的人口紅利實現超越周期的增長表現。

　　事實上，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中國、墨西哥、俄羅斯和土耳其組成的“新七國集團”，GDP總量已經于2014年超越了由英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美國、法國和日本組成的原有“七國集團”。所以，以發達國家的經濟表現做出關于經濟周期的判斷，并不必然反映全球經濟趨勢和走向。

　　經濟學家認為，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經歷過三次科技革命，分別是18世紀下半葉開始的“工業革命”、19世紀下半葉開始的“大規模工業化”和“信息技術革命”。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帶動全球經濟的迅猛發展。然而，科技革命對于經濟增長的巨大推動作用卻不是一次性的，更不是稍縱即逝的，而是會持續數十年甚至更久(久到可以與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年頭重合)。

　　因此，被冠之以“科學技術革命”的這幾次大事件，產生的是具有“通用技術”性質的新技術及其在各個領域反復經歷開發、應用、再開發、再應用的過程，在兩次科技革命之間不斷掀起創新浪潮。例如，根據斯坦福大學教授瓊斯的計算，美國在1950—1993年期間的經濟增長，80%的貢獻來自以前發明的科學創意的應用(轉引自Cowen，2011)。不過，這種不構成科技革命的創新活動，也并不是唾手可得的，而有賴于在研究和教育上的大規模投入。

　　一般來說，每一次科技革命發生之后，處于科技前沿的發達國家會率先應用新科技加快經濟增長，隨后，在較低經濟發展階段上的后起國家相繼跟進，應用新科技加速對發達國家的趕超。所以，越是距離上一次科技革命時間較久，越是臨近新的科技革命前夜，發展中國家利用傳統科技的機會窗口越大，趕超的成功率反而越高。

　　就總體科技發展水平來說，中國尚未處于世界科技創新的前沿，也意味著我們仍然具有較明顯的后發優勢，即利用現有科技成果實現比發達國家更快的創新驅動增長。無論下一次科技革命的重點領域是什么，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都必然是中國充分挖掘現有科學技術存量，實現彎道超車的巨大支撐性技術。

　　美國經濟學家柯文曾經做過一個判斷，即互聯網等新的技術進步越來越具有攫取公共資源，投資于僅僅使少數人獲益的“私人產品”領域的性質，因而不能有助于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長。他還用這一判斷來解釋美國經濟的減速(Cowen，2011)。可惜他的這個判斷被后來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應用證明是大錯特錯了。近年來以互聯網為中心的新科學技術革命，恰恰呈現一些新趨勢和新特征，顯著地降低了創業和創新的成本。這方面，不僅體現在里夫金《零邊際成本社會》所論證的因生產成本顯著降低(甚至到零)而改變了生產者進入門檻，還體現在因交易費用顯著降低而改變了消費者的選擇能力。

　　過去，從事任何創業和創新活動，首先要有一定規模的投入，即需要支付一個臨界最小初始投資，表現為沉沒成本。實際上，這個沉沒成本的規模有時是相當大的，以致小投資者難以承受。在這個沉沒成本的投入期間，很多初創者如中小企業和微型企業可能就夭折了。

　　但是在互聯網、物聯網時代，很多沉沒成本只需一次性支付，任何人一旦支付了這個沉沒成本以后，個人排他使用還是吸引大家都來使用，對提供者來說是沒有差別的。無論使用的人有多少，初始投資者不僅不會有損失，可能還有收益。這個時候對那些用戶來說就變成零邊際成本的時代。因此，每一個人的人力資本和其他資源，如時間、技能、創意都可以按照按需供給的方式得到利用。這個時候經濟增長真正具有了分享經濟的性質，因此，趕超國家可以從科技革命中獲益，以降低了的門檻利用科技成果，從而保持更明顯的后發優勢。

　　發揮后發優勢并不意味著推行趕超戰略。后發優勢理論的始作俑者格申克龍(2012)發現，后起國家在趕超過程中，傾向于政府過度干預、更多倚重大企業和產業結構不平衡，并形成與之相適應的體制格局。事實上，早期發展經濟學的流行觀點大多提出類似的政策建議結果，因此形成的僵化體制本身就成為問題的一部分，妨礙了實際的趕超結果。因此，利用后發優勢加快科技趕超步伐，也要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為前提，特別是通過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從挑選贏家轉向創造公平競爭的政策環境，讓生產要素充分流動，利用創造性破壞機制實現優勝劣汰。

　　本文來源：《比較》2015年第3期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