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 周其仁

　　在我國的現實條件下，部分央企獲得高額利潤，但所在市場又不開放準入，其他企業眼見這里存在超額利潤，也不能進場來競爭一番。這種“關門賺得的利潤”，對整體經濟并不是正面的，因為行政壟斷公司的利潤，講到底是一切其他企業和消費者的成本。

國企“關門賺的利潤”危害大

　　農村圍城市 市場圍國企

　　計劃經濟時代，農村通過價格低廉的農產品支持國有經濟的低工資、低物價。中國醞釀改革時，在1978年經濟務虛會上提出權力過于集中導致國民經濟的低效率。當時的領導人帶頭走出去看世界，發現不僅我們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在加大，就是以前不如中國的國家和地區，很多在戰后也發達了起來。

　　這些觀察使那一代中國領導人產生了緊迫感，他們希望中國經濟能夠加快現代化，因此提出放權的改革思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四川經驗為基礎，將加強國有企業自主權的改革寫進了《決議》。那其實就是國企改革的先聲。十一屆三中全會對農村的部署是休養生息，決定用外匯進口糧食來緩解農民的貧困。

　　但實踐的結果，安徽、四川等地農村通過包產到戶成為改革的領跑者，之后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改革態勢。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國企不改的壓力就大了。

　　更大的競爭壓力來自開放。早年的特區自廣東、福建等“邊陲地帶”開始，把香港企業、臺灣企業、日資韓資企業“放”了進來。加上本土的鄉鎮企業和1988年憲法修正案給予合法地位的本土民營企業，產品市場的競爭激烈起來，再也不是國企一統天下的老舊局面。

　　市場競爭的邏輯很簡單：誰的產品質優價廉，消費者就買誰的賬。過去沒有對手，怎么說國企優越都行；等到對手上場了，光靠嘴巴說是贏不了的。何況競爭會傳導：產品市場的競爭誘發要素市場成形，于是，按價格機制配置資源的新準則就從產品推向要素，一系列市場定價問題提上日程。

　　其實，什么是資源定價問題？講到底就是產權問題，因為誰有權叫價、誰有權還價、誰必須承受價格決定帶來的經營壓力，歸根到底都是財產權利問題。正是在市場競爭的環境中，傳統國企的控制權、經營權、以至法定所有權的變革，相繼提上日程。

　　因此，中國國企改革的路徑與前蘇聯有很大的不同。中國的經驗是先放出一個市場，把國企放進市場競爭，然后看看到底哪些層面的問題非解決不可。開始人們接受的經營自主權，后來發現是產品的定價權和要素的定價權，最后才進到企業資產的產權界定。一拍接一拍，隨著市場競爭的深化，人們關于國企改革的認知也不斷深化。

　　背水一戰 抓大放小

　　1997年末，中美就WTO[微博]事宜達成協議，這也是中國加入世貿的最后一個關口。再過五年準備期，中國就全面開放、融入全球化的歷史進程。恰恰在這個時段，國企出現大面積虧損。挑戰的含義很明白：在有限開放的環境里國企就缺乏生存能力，一旦入世后全面市場開放，我們的國企還怎么能夠應戰？中國被逼推進國企改革，背水一戰的帷幕真正拉開。

　　這也是這本國企改革實錄最精彩的部分。須知當年在國企的職工人數，最高峰值為1億多人。在市場競爭中國企大面積虧損，從成因分析與工人的關系不大，因為從體制到管理都不是工人們在做決策。

　　但是，到了大批國企因包袱過重、積習難改之際，財政兜不起、銀行幫不了、股市也容納不了的地步，有一大批國企非面臨破產、重組，涉及“下崗”的工人就達幾千萬之眾。更有不少老牌國企，很多工人一家幾口都在一個廠子工作，企業虧損、欠薪、下崗，不能不波及千家萬戶的生計。

　　中國能從那個局面走出來，絕不僅僅只是經濟一個層面的麻煩，還連帶思想觀念、社會生活乃至政治架構層面的挑戰。本書作者是這場艱難而重大改革的親歷者，書中實錄當時的形勢、面臨的選擇、采用的方略與方法、遭遇的種種難題和策解之道，今天讀來還令人覺得驚心動魄。

　　依據不同的國企在市場競爭中的不同狀態，從實際約束出發尋求不同的突圍辦法。不能因為都叫國企就按一個套路來處理，而是把國企這張“大紙”，一片一片撕開來謀求解決問題。這就是說，如庖丁解牛一般，把數目驚人龐大的國企分拆開來，各自求解。事后按大類分，第一板塊就是數目最多的中小國企，機制舊、包袱重、競爭力弱、甚至嚴重的資不抵債。

　　客觀上，要這類企業全部扭虧增盈，重新以國企的身份成為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的贏家，實在沒有可能性。辦法就是最早山東諸城趟出來的那條路：承包、出售、資產債務重組，實現國企轉制，即把一批實在扭虧無門的國企，重新“放”回市場，允許國企破產或改成非國有企業，了清歷史債務，在市場環境里重新出發。這“一片紙”有多大呢？大數是一百萬家企業，涉及好幾千萬員工。用當時的語言，這就是“放小”。

　　第二板塊，是一批規模比較大的國企，但基本上在競爭性的市場環境里運作，經營績效也不好，可是用“放小”的辦法也不合適，因為資產規模很大，如果以合適的價格出手，社會上能接手的不多。“賤價出讓”呢？又犯了“國資流失”的天條，反正不是用諸城之法說轉制就轉得了的。對這類國企，基本是利用股份制的框架，允許非國有資本以增量進入，逐步改變全盤國資的老結構。這個板塊有多大？《實錄》里披露了，大數是五千家較大的國企，涉及數以千萬計的職工。

　　以上兩塊改成后，國企扭虧增盈的壓力基本就減下來了。當然，并不是完全在國企的架構下實現扭虧增盈，而是把相當一大批國企轉制成非國企，或者改成非純粹的國企，才消除了國企大面積嚴重虧損的現象。剩下的就是第三板塊，即經由合并重組、在維系國有控股前提下利用境內外資本市場釋放小部分股權的大型央企。對這個類別，在國資委[微博]成立后，管人、管事、管資產，改善企業治理，并主動與世界500強大公司對標，改出一批國有或國有控股的世界級大企業。

　　盈利的國企還要不要改？

　　上一波國企改革的中心口號是扭虧增盈，這也帶來一種認識，就是認為但凡國企實現了盈利，余下的就是做大做強的管理問題，就不再需要進一步的體制改革了。到了國企普遍盈利，特別是央企一年的利潤高達萬億人民幣，不少名列世界500強的新階段，說國企還要深化改革，聽起來就不那么入耳了。

　　我的看法，對央企的利潤還可以作點分析。

　　第一，企業的賬面利潤并不完全是經濟學范疇的利潤，其中一部分可能是企業所占用資源的租金。譬如資源型企業占用大量可開采資源，以及國家通信公司占用的通信基礎設施等。這些稀缺程度極高的資源，給誰占用，都會產出收益。

　　我們或許可以這么想：如果開放競爭，非國有企業或非央企公司，是不是愿意出一個價來爭得占用這些資源的權利？這里所說的這個“價”，是資源租金而不是利潤，應該從央企賬面利潤里扣除，因為它并不代表央企經營決策和管理努力帶來的真正貢獻。

　　第二，在市場經濟里，利潤也不單單是對經營管理貢獻的獎勵，還具有資源配置導向的功能，因為不論利潤如何產生，總意味著“需要向產生利潤的方向投入更多的資源”。換言之，利潤導向與市場準入要一起發揮作用，才不斷把企業家創新的結果“外溢”到整個產業和市場。

　　但是，在我國的現實條件下，部分央企獲得高額利潤，但所在市場又不開放準入，其他企業眼見這里存在超額利潤，也不能進場來競爭一番。這種“關門賺得的利潤”，對整體經濟并不是正面的，因為行政壟斷公司的利潤，講到底是一切其他企業和消費者的成本。

　　現在大家看到中國在全球市場上的成本優勢消失得很快，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大批中國企業的成本中含著“硬硬的難以消化的部分”。當下不少央企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價高費高，要政府領導人出來喊話降低資費，恰恰表明市場不準入條件下的關門利潤對國民經濟不但不是福音，反而是一種成本負擔。

　　第三，央企的巨額賬面利潤，大部分留存央企自己支配，在分配上并沒有回饋其真正的產權主人即全國人民，也沒有全額上繳國家財政。至于把很小一部分央企利潤或資產劃給全國社保，那本質上是歷史欠賬的一種補償，因為社保缺口主要來自過去低工資時代國企工人沒有、也不可能預扣下的養老金。

　　其實國有資產并不僅僅只是國企工人的資產，全國人民包括過去為國家工業化做出歷史性貢獻的農民也是工資的主人，因為他們多少年低價繳納的糧食稅，也是形成國有資產的一個來源。倘如問我們的農民從央企巨額的賬面利潤中得到過什么實際收益，我想基本上就沒有。這樣的話，站在“全民主人”的角度來看，央企與其他非央企以及非國企，究竟有什么不一樣？

　　第四，最近的周永康案、中石油窩案以及令計劃案，暴露出擁有天量利潤、資產和無數實際好處的某些央企，還真是牛欄里關著的大肥貓。在道義上、道理上和法律文本上，央企當然是國企從而屬于全國人民，但從實際控制權的角度看，缺乏有效的制度監督還是當下盈利的國企的一個致命傷。

　　綜上，對盈利的國企還要不要深化改革這樣一個問題，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從緊迫性來看，恐怕現在也不亞于90年代上一波國企改革的那個時代環境，因為從機會成本的視角看，當下盈利的國企如果不深化改革，進一步從體制機制上解決妨礙國企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那些實際問題，代價將不但是一個經濟部門的，也是國民經濟全局性的；不但是經濟的，而且還是社會的和政治的。

　　(本文整理自作者在2015年6月29日第2期“CF40•孫冶方悅讀會”上就邵寧的主題演講所做的點評)

　　(本文作者介紹：教授、博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