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作家 周天勇[微博]

　　中國在發展最為關鍵的時刻失去了10到15年的高增長期。中國經濟和社會向后工業社會邁進時，由于人口急劇下降，經濟增長推動力急劇下降，發展的動力急劇弱化。與日韓臺進行有關數據比較，是未富先老，未老先衰。

計劃生育是經濟下行的重要原因

　　去年8月開始，我看了一些人口生育、自然增長率、結構，特別青年人口減少和老年人口增長的數據，猜測經濟下行的首要原因可能是人口變化所致。通過9個月的讀書和研究，我認識和發現了這樣一些道理、因果和規律，包括中國的人口變化與經濟變化的關系。

　　首先，馬爾薩斯和馬寅初當時所說的世界和中國人口一直會爆炸性增長的規律，從一個更長的時期看，是錯誤和不成立的。這是因為：

　　1、人口有其自然的發展轉型規律。人口隨著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推移，從農業社會階段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到工業化初中期高和中生育率、中低死亡率和高中增長紡階段，再到工業化后期及后工業社會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長率的階段轉型。從發達國家，包括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等工業化和后工業社會人口的變化看，他們沒有采取計劃生育，或者沒有采取強制性的計劃生育，但是，人口最后都進入了低生育和低增長，甚至負增長的階段。

　　2、人口生育有經濟和社會自動的調節機制。上述人口變化由自然經濟向貨幣及市場經濟轉變、家庭生育和撫養的機會和付出成本、婦女的受教育程度、人口流動和城市化水平等因素所決定，形成從高生育向中低生育的調節機制。當然，不同的宗教信仰，也是決定生育率高低的一個重要因素。

　　其次，理論及政策研究的不充分，沒有對風險和后果進行評估，導致了計劃生育政策的出臺和嚴峻的經濟社會后果。這主要表現在：

　　1、沒有學習和理解反面的研究成果。實際上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當時國際上有大量人口增長形態轉型、家庭生育和撫養機會和付出成本、婦女受教育水平對生育影響、人口流動及城市化與人口生育率相關性等方面的研究文獻。但是，國內翻譯和引入不多。占據主流的是馬爾薩斯和馬寅初根據傳統經濟和社會條件預測人口一直爆炸下去的學術結論，以及梅多斯俱樂部等對人口增長與世界前景的悲觀觀點。需要道謙的是，當時，我也是適度人口觀點和計劃生育政策的擁護者。

　　2、對人口變動影響經濟運行和增長的內在關系沒有進行研究，也沒有評估政策實施的中遠期后果和風險。不對重大的政策，特別是國策進行后果和風險充分的評估，不鼓勵和提倡提出不同意見，并充分聽取反面意見，是中國過去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一個突出問題。許多重大決策失誤，造成巨大損失，決策不科學和不民主化，除了當時研究和智庫的水平和體制外，是主因。

　　我認為，失去的已經失去了。不應當將此問題政治化，不應當糾纏歷史，也不應當去追究誰的責任。因為，從務實的方面看，這樣的做法，對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并不帶來額外的利益。關鍵是，正視風險，勇于糾正，進行補救。

　　再次，我研究所發現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因果關系、規律和趨勢。

　　1、人口再生產的政府計劃集中決策和市場機制對人口生育的調節，雙重力量疊加，導致人口下行轉型過急，形成巨大的人口坑，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陷阱。人口生育和增長的調節，有各種自然因素自動調節機制和政府集中決策和控制兩種。中國在20世紀的50到70年代中，經濟上實行了集中的計劃經濟，而在人口再生產方面，則是家庭自主決策；而在70年代末向商品和市場經濟邁進，實行市場分散調節時，對人的再生產卻實行了計劃調節。

　　2、中國在發展最為關鍵的時刻失去了10到15年的高增長期。中國經濟和社會向后工業社會邁進時，由于人口急劇下降，經濟增長推動力急劇下降，發展的動力急劇弱化。與日韓臺進行有關數據比較，是未富先老，未老先衰。

　　3、計劃生育有計劃而無比例。由于倫理，計劃生育只能計劃新出生人口的增長，而無法調節各年齡人口的比例。人口結構中嬰幼少青年等人口比例的快速下降，通過消費群體和收入邊際消費率的不同，包括乘數和加速原理，影響到國內的投資消費，進而使經濟下行；而人口的老齡化，則引起一系列嚴峻的如國家負債惡化、工作效率下降、創新能力弱化等更加遠期和嚴峻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4、在人口增長變化波動較大時，20年前的人口增長變化與20年后的經濟增長變動，高度正相關。因為，人口出生20年后，要進入勞動年齡，要購租住房，置辦汽車、家具和其他耐用消費品等，有收入要消費，強勁推動經濟增長上行；反之，則使經濟增長趨于下行。通過對中國1974年到1994年人口增長變動數據與1994年到2014年經濟增長數據的相關性分析，結果竟然高度相關。如果這樣一個假說是成立的，那么，更加擔憂的是，中國2015年到2034年，經濟增長率可能一直是一個下行和低迷的趨勢。具體分析過程見“人口生育和流動管制的經濟后果”一文。

　　有的研究和輿論，將經濟下行的原因，或多或少地歸于這一屆中央和國務院的調控。我認為，這是不對的。這次經濟下行的首要根源，是過去的計劃生育造成的。2008年后強刺激支撐了3年左右經濟的高增長，2012年以來，經濟增長與計劃生育人口坑的影響不期而遇，經濟下行是歷史使然。新一屆黨中央和國務院對國家的經濟增長、創新創業、結構轉型、保障民生、對外開放，出臺了力度很大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做了大量細致和艱苦的工作。

　　作為一個學者，我對我們國家經濟發展未來10年中所面臨的計劃生育陷阱深感憂慮；對我們這樣一個民族在世界總人口中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即中華文明逐步萎縮深感憂慮；對我們經濟發展暫短崛起后可能再次衰落深感憂慮。因此，我提出了全面放開生育，廢除社會撫養費征收的主張。以挽救、保持和發展我們的經濟和文明，不要使中國發展跌入巨大人口坑的陷阱。嬰兒和結構合理的人口，是國家和我們這個民族強盛的未來和希望。也是經濟和社會正常運轉和發展的基礎。

　　我不是中國發展的唱衰派。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并不是說沒有希望。中華民族勤勞智慧，有規模巨大的人力資本，創業創新能力較強；有已經完善的工業、交通、科技、教育等基礎；我們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市場。我們有我們諸多的優勢。中國正在尋求通過更高層次的開放，雙邊和多邊互利共贏，擴大增長和發展的空間。

　　關鍵是要切實深化改革，政府少管少收，正確和科學監管，處理好放活和規范的關系，首要的任務還是發展，讓市場機制調動社會的活力和動力，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在未來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也就是說，需要更大力度的技術產業創新、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才能扭轉下行態勢。我祝愿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安全地渡過計劃生育已經給我們形成的陷阱階段，實現富裕、幸福、強盛、和平的中國發展之夢。

　　(本文作者介紹：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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