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沈建光

　　諸多跡象表明中美合作越加困難。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顯著增強，筆者判斷，未來不僅僅在傳統的安全領域，就連一向被視作中美利益交匯點的經濟領域，兩國摩擦也將持續上升，有強化的表現。

中美戰略對話需要新的思路

　　今年是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第七年。相比于以往戰略對話，正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的第七輪戰略對話背景更加復雜，合作愈加艱難，大國博弈關系愈加明顯。在筆者看來，上述態勢的演繹并非偶然。可以看到，伴隨著中國的崛起，現有國際秩序已經悄然改變，這無法避免不對美國的霸權地位形成沖擊。中美雙方在經濟、政治、外交領域的摩擦將不斷加劇，可以說，未來中美兩國合作將面臨更多挑戰，如何調整和重塑中美大國關系考驗中美決策者的智慧。

　　梳理至今七次中美戰略和經濟對話，筆者發現，從2009年到2012的前四次，總的趨勢是反映的中美兩國戰略關系的不斷加深，關系日益密切。從議題上即可明顯看到，從第一次的主題“凝聚信心恢復經濟增長，加強合作”，到第二輪的“確保持續發展、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再到“建設全面互利的伙伴關系”，最后到“深化戰略溝通與務實合作，推進持久互利的關系”，中美關系的定位年年提升。

　　但從2013開始的三輪對話，有些停滯不前的感覺：從第五輪的主題“推進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全面互利伙伴關系”， 到第六輪“推進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伙伴關系”，到今年的“加強戰略性對話，提升合作水平”，基本沒有大的變化。而伴隨著近年來中美兩國在高科技貿易限制，南海爭端、網絡安全等一系列問題上的分歧，以及早前中國倡導“一帶一路”國家戰略，創建亞投行遭遇美國的抵制等現象可以看出，中美關系面臨轉折的風險，中美戰略和經濟對話需要新的議題和思路。

　　在今年3月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前美國財長魯賓曾提到的一個現象，足以引起我們對當前中美兩國關系困難的反思：即中美雙方在討論雙邊關系之際，常常從批評對方開始：美方抱怨人民幣匯率受到干預，政府對于企業在能源、土地等方面實施不公平的補貼，以及中國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而中方則不滿于美方的管制高科技產品對華出口、對中國企業在美投資準入實施限制等問題。

　　與以往略顯“克制”表現明顯不同的是，來自中國官方的對美國霸權主義的質疑也越來越強烈。中國外長王毅在發展論壇上曾表示，現有國家秩序中的缺陷，即國與國之間的關系總以自身利益為出發點，不太關注發展中國家的需求；而中國的外交理念是合作互利為出發點，并希望以此改進國際關系的準則。

　　與此相對應，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早前在回應亞行行長時稱，中國不認為現有的國際金融機構實現的是最佳行為準則，中國主導的亞投行不會照搬，而會更多的考慮發展中國家的訴求。

　　此外，金融危機以后，周小川行長曾發表《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文章，提出當前國際貨幣體系存在的內在缺陷，并建議創造超主權儲備貨幣，該文被看作是對現有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公開質疑，在此之后，人民幣國際化一路高歌。

　　區域合作方面，中美兩國合作也被廣泛的競爭所取代。例如，美國目前正在立志于新的區域經濟合作TPP，TTIP，側于建立的新世界經濟體將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排除在外。

　　而與之相對，中國也在加快跟本地區一些國家的“區域全面伙伴關系(RCEP)”進程，并于去年年底提出了“一帶一路”國家戰略，還嘗試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特別是作為推動“一帶一路”戰略資金配套的亞投行在成立之初遭到美國盟友的相繼倒戈，顯示中國金融外交新戰略首戰告捷，亦是對現有以美國和美元為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的挑戰。

　　人民幣匯率問題方面也有卷土重來之勢。實際上，早在2012年，IMF便已下調了中國經常項目占GDP比重的預測，相當于瓦解了人民幣需要大幅升值的理論基礎。也恰在此年，北京召開的第四輪中美戰略對話中，人民幣匯率問題也被排除在雙方爭論的焦點之外。

　　然而時隔短短三年，匯率干預論調卻再次扶搖直上，更何況在此期間，央行屢次擴大人民幣兌美元波幅，匯率改革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都在加快推進。上述反差說明，如今對于匯率話題的討論已經并非經濟討論，更多體現的是政治色彩，兩國博弈空前加劇。

　　今年IMF將重新評估SDR貨幣籃子，中國也在抓緊金融改革，大力促成人民幣被納入SDR貨幣籃子，IMF工作人員亦表示支持。僅就中國能否加入SDR籃子而言，毫無疑問，已遠非技術問題，更大程度上也是中美政治博弈的結果。

　　畢竟從技術角度而言，評估所依賴的過去五年的歷史數據與事實已經清楚呈現，技術性問題看似也沒有太多討論的余地。即中國是全球出口份額第一國家，自然滿足出口規模的要求，但在可自由使用的四個指標項下，即在官方外匯儲備、國際銀行業負債、國際債務證券中的比重以及貨幣在即期外匯市場上的交易規模四項指標方面，整體上略有差距，但增長迅速。

　　在筆者看來，美國態度是關鍵，畢竟美國在IMF決策中具有最大發言權。因此，能否申請成功最主要看點也是中美的政治博弈。

　　總之，諸多跡象表明中美合作越加困難。實際上，上述演繹并未偶然，正如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早前提到的，中美摩擦的背后的實質是“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的傳統沖突”，而這從歷史大國崛起的經驗來看，亦很容易得到證實。因此，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顯著增強，筆者判斷，未來不僅僅在傳統的安全領域，就連一向被視作中美利益交匯點的經濟領域，兩國摩擦也將持續上升，有強化的表現。

　　由此，擺在面前的是，未來中國如何從中美的共同利益出發，塑造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繁榮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其實，中美作為全球最主要的兩大經濟體，合作空間仍然巨大。例如，中美雙方在2014年底就溫室氣體排放達成協議不僅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歡迎，在美國國內中國減排的承諾也被視作是中國體現國際責任的表現。這樣看來，今年9月習近平主席的美國之行十分值得期待。而在維系中美戰略伙伴關系的中美戰略和經濟對話，更需要類似新的議題和思路，來應對新的挑戰。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現任瑞穗證券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 首席經濟學家。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客座教授，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