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張斌

　　近年來居民生活抱怨最多的是“新三座大山”：住房、孩子上學、老人看病。住房難和住房貴背后的問題不在于房子本身，而在于房子所在地理位置附帶的交通和公共服務質量，所反映的是城市公共管理和城市公共服務缺陷。

　　成為高收入國家的標準動作，發達國家的工業化歷史經驗有哪些特征？

　　1、市場力量主導的工業化進程，不是前蘇聯模式那樣的國家主導工業化進程。市場力量主導不意味著政府什么都不干。政府需要保持穩定的發展環境，提供基礎設施。政府對市場是幫助而不是替代，主要還是依靠市場配置資源。

　　2、按部就班地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過渡。美聯儲圣路易斯分行文一教授從產業發展視角總結過發達國家工業化的幾個基本階段：首先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大規模生產；然后是能源、動力工具、交通基礎設施的工業化“三足鼎立”階段：再后來是大規模的生產工具生產（鋼鐵、機床等等），以及相對成熟的金融體系。這背后有一套循序漸進的市場擴張——專業化分工——生產率提高的良性循環邏輯在里面。

　　3、當工業部門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達到40%左右，人均GDP達到8000-10000國際元（1990年不變價格，購買力平價，下同）時候，工業化渡過高峰期，工業部門增速低于GDP增速，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增速高于GDP增速，有學者稱之為“去工業化進程”。

　　凡是符合以上三個工業化進程“標準動作”的經濟體，幾乎都成為了高收入經濟體。個別不符合這些特征的高收入經濟體也有，比如澳門，還有一些產油國家，這些是特例，不足為鑒。

　　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則完全不同。最大的不同點是過早地去工業化，當人均GDP還在4000-5000國際元，工業部門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還很低的時候，工業化就停滯不前了。喪失了工業化對提高生產率的支撐，經濟增速也隨之陷入停滯。

　　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工業化是中國有識之士的百年夙愿。清朝后期以來，盡管中國的知識階層在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文化等諸多領域的認同上存在嚴重分歧，但他們普遍認同工業化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必經之路。建國伊始，國內民生凋敝、百廢待興的現狀和國外嚴峻的敵對勢力威脅更進一步凸顯了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迫切性。

　　然而，如何實現工業化卻是新中國政府亟待探索的未解難題。從1949年建國伊始的新民主主義，到1953年開始的全面效仿蘇聯式計劃經濟，再到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國政府不斷加碼，不惜以犧牲其它部門發展和百姓生活消費為代價，傾舉國之力推進工業部門的趕超發展。但事與愿違，工業部門發展有限，農業和服務業部門也遭受了嚴重打擊，社會民眾對政府產生了嚴重不滿，政府內部也出現了嚴重分歧。

　　這些經驗教訓令中國政府意識到，以廣大民眾的生活水平為代價發展工業，不僅無法成功實現工業化，還會造成嚴重的發展倒退和社會不安定。

　　上世紀80年代以后政策的核心宗旨是尋求市場與政府力量的結合，向市場要工業化效率，向政府要工業化速度和規模。具體政策主要包括：

　?。?）在工業領域，尤其是一般工業消費品領域，推進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措施，例如80年代和90年代的價格改革、80年代末對私有企業身份的法律認同、90年代中期的放開FDI政策、90年代后期的國企改革政策、2001年加入WTO等；

　?。?）通過各種手段保持對工業部門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扶持，例如在工業用地、稅收、收費、廠房建設和信貸方面給予優惠，通過巨額購匯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以保持出口和進口替代部門的國際競爭力，對工業部門研發等設置專項財政支出等；

　?。?）利用公共部門資金支持與工業部門發展配套的開發區、鐵路、公路、港口、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在降低工業部門運營成本的同時，擴大對工業品的需求；

　?。?）在農業和醫療、教育、鐵路、通訊、金融等諸多服務業中實施價格管制和準入管制措施，不鼓勵資源流入這些領域。

　　不僅是中央政府和知識界重視工業部門發展，地方政府從自身利益出發也熱衷于推動工業部門發展。地方政府無論是出于地方官員GDP“錦標賽”動機，還是出于財政激勵下的競次發展模式，地方政府熱衷于招商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

　　全國各地政府通過提供低成本廠房和配套措施、低成本使用土地、減免稅收手段招商引資，并展開區域之間的競爭招商引資。招商引資的主要對象是工業企業。地方政府收入的很大部分，再加上大量的地方政府銀行貸款，被用于基礎設施建設。

　　上世紀80年代以后的工業化進程基本上是市場力量主導的工業化進程。或者說80年代以后市場力量主導的工業企業發展很成功；非市場化力量的工業企業多數都被淘汰了，至少在工業領域內非市場化的份額越來越小。

　　從產業角度看，工業化最開始也是勞動密集型工業，低端的紡織、小商品等等；90年代末以后是能源、動力工具、交通基礎設施；進入21世紀的三到五年以后開始鋼鐵、機械設備制造的快速擴張。

　　2008-2010年左右開始的從制造到服務轉型也是非常標準的動作。2008-2010年期間中國經濟達到了工業化高峰期，接下來幾年從人均收入水平、工業與服務業增加值份額、工業與服務業就業份額以及消費支出份額幾個維度看，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從制造業到服務業的結構轉型期。

　　中國經濟從制造到服務的轉型與發達國家經驗高度類似。兩個關鍵指標，一是工業部門增加值超過40%；二是人均收入超過了8000國際元以后才開始轉型。去工業化并不意味著工業不再重要。與經濟轉型前相比，工業部門面臨的挑戰是該部門的資本積累和數量擴張空間受到限制，產業升級壓力更迫切。過去幾年，中國在工業產業升級方面做得也不錯，有以下幾方面證據：

　　一、研發、專利保持快速增長。哥倫比亞大學魏尚進教授等最近有一篇文章梳理了中國的研發和專利情況，文章內容很豐富，這里只提兩個：研發投入在GDP中的占比快速上升，2010年達到經合組織國家均值1.88%，2014年達到2.05%；無論是中國國內還是美國申請和通過的專利數量和質量都保持高速增長。

　　1995-2014年，被發達國家授予專利的增速年均28%，比國內通過的專利增速還高。專利包括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其中發明被認為最技術密集，中國專利中發明占比從1995年8%上升到2014年18%。

　　二、出口單位附加值快速增長。這是反映制造業進口替代能力提高的側面證據，越來越多以前中國沒有能力生產的、技術相對密集的進口中間品被國產替代。張斌、王雅琪、鄒靜嫻在一篇尚未發表的工作論文中計算了金融危機前后兩個階段的中國出口附加值率變化，發現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出口產品附加值率的增長速度高于危機前時代，且出口產品附加值率提高的主要來源是中國企業在技術相對密集的中間品生產方面快速進步。

　　三、行業集中度快速提升。這是資本市場研究員最近很關心的一個現象。程定華博士基于大量調研和上市公司數據研究所指出：“在2010-2016的過去幾年時間里，所有的傳統行業都出現行業集中度的上升，行業集中度上升的速度極其快。在很多的產業里面，它實際有效的產能也就只有排在前10名的公司了，排在前10名以后的公司雖然它還有產能，但它已經不怎么生產了。”這是很殘酷的優勝劣汰過程，但帶來了效率提高。

　　四、國產品牌崛起。以國產品牌手機、汽車為代表的大類制造業國產品牌市場占有率迅速攀升。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近年來國產汽車品牌的快速崛起。乘用車市場當中上升最快的是SUV汽車，2016年國產品牌在SUV銷量前十名的排行榜當中占據半壁江山，2017年前兩個月國產品牌在SUV銷量前十名中占了八名。

　　之所以強調汽車，一方面是因為一部汽車需要大概1萬個零部件，是工業化能力的綜合體現；另一方面是因為10萬元以內的中低端汽車銷量的快速增長反映了中國更廣泛的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提升。

　　經常有政策制定者和學界人士擔心，中國的制造業水平不高，很多高精尖的東西做不了，與德國和日本的高端制造業差距還很大。這是事實。但從發展角度看，重要的是工業部門能力提升的速度而不是水平，水平差距恰恰是增長空間，而中國在能力提升速度表現還不錯。私人部門主導、高度開放和充分競爭市場環境，再加上中國的規模經濟優勢，中國工業部門的快速進步順理成章。

　　中國能夠在高度開放競爭環境下，生產出來有世界競爭力的家用電器、手機、汽車、機械設備以及其他眾多中間投入品。很難想象這樣的國家不是中等發達程度的工業化國家，不會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2016年中國人均GNI達到14450美元，Lavopa和Szirmai（2014）給出的高收入門檻是15000美元，中國已經非常接近高收入水平。

　　按照世界銀行經Atlas方法調整的市場匯率計算，2016年中國人均GNI8450美元，高收入門檻是12476美元，假設高收入門檻每年增長1.9%，中國人均GNI年均增長為6.3%，可在2025年達到高收入門檻，如果考慮到增長過程中的匯率升值，則可更早幾年達到高收入門檻。

　　走向高收入的焦慮

　　工業化帶來了收入提高，是實在的福利改善。隨著收入提高突破8000-10000國際元的門檻值，對家用制造業產品的需求增長逐步放慢。電視、電冰箱、洗衣機、汽車等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依次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前十年達到高點，之后持續下降。截至目前，除了汽車的需求收入彈性還大于1，其他產品都在0.2-0.5之間，即便是汽車的需求收入彈性也在下降趨勢通道當中。更高收入水平上，需求開始轉向人力資本密集服務業。

　　從國際經驗來看，收入水平提高并達到8000-1000國際元以后不僅對工業品需求增長放緩，對勞動密集型服務業需求增長也在放緩，對富含更高技術含量的服務業需求更快增長。對這些服務的消費成為福利改善的更主要來源。

　　衡量更高技術含量服務業的關鍵標準是該服務業從業人員的受教育程度和工資水平，這些服務業也被稱為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從各國的經驗來看，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包括大量私人部門提供的服務，也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廣泛地分布于衛生、醫療、教育、科研、通訊、金融、交通、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等各個服務業部門。

　　近年來居民生活抱怨最多的是“新三座大山”：住房、孩子上學、老人看病。住房難和住房貴背后的問題不在于房子本身，而在于房子所在地理位置附帶的交通和公共服務質量，所反映的是城市公共管理和城市公共服務缺陷?！靶氯笊健奔型宫F了當前中國的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供求矛盾的困境。

　　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發展有兩個瓶頸，這些也是中國經濟發展和生活福利進一步改善的瓶頸。

　　第一個發展瓶頸是管制政策扭曲。從發達國家經驗看，能夠由市場主導的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范圍很寬，遠超出當前中國私人部門涉及的服務業范圍。當前中國私人部門面臨著市場準入的限制，與此同時還面臨政府對非市場化參與者（以事業單位為主）的各種或明或暗的補貼（信貸、財政撥款、養老和醫療保障等），以及上級行業行政主管部門對非市場化部門更有利的競爭政策環境等。非市場部門缺少市場化激勵機制提升服務數量和改善服務質量，而私人部門面臨巨大的需求潛力卻被管制政策扭曲拒之門外。

　　第二個瓶頸是政府部門提供的公共服務發展滯后。政府部門提供公共服務供給主要面臨兩個難題：

　　一是激勵機制扭曲。各級政府公共政策決策更看重的是當地GDP和稅收增長，這緊密關系到官員集團福利和地方官員升遷。提供公共服務更多被政府視為只有投入、鮮有回報的負擔。政府還沒能很好回答“為什么要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問題，在改善公共服務方面的意愿和投入嚴重不足，且缺乏有效的外部監督。

　　二是信息扭曲。即使政府有意愿改善公共服務，政府面臨的另一個難題是基于何種信息有針對性地提供有效服務，如何把公共財政資源用在刀刃上，而不是僅憑長官意志決定。公共服務源自本地居民復雜多樣的需求，具有很強的本地化、非標準化特征，需因地制宜提供。只有廣泛、充分接收基層民眾信息，經專家科學論證才具備改善公共服務的信息基礎。

　　但現實決策中，沒有機制確保公共服務決策的信息基礎，基層群眾的需求信息難以充分、有效地傳遞到決策部門。激勵機制扭曲和信息扭曲，根源上都來自公共服務需求方和供給方處于嚴重的不平等位置。供給方可以置需求方的訴求不顧，需求方對供給方缺少有效監督和強制執行力量。

　　近年來要求放寬服務業的過度管制、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務供給的呼聲很高，政府頒布的文件中也顯示了在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領域的改革意愿，但是在具體實施層面進展緩慢。問題出在沒有抓住核心問題。

　　核心問題是缺少有效的問責機制。有效的問責機制驅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對和解決公共服務供給問題，解決了公共服務供給的激勵機制；問責機制同時也給各方面的決策者和專家提供了信息，部分克服公共服務得信息不對稱；問責機制給公共政策決策過程帶來了新的制衡力量，讓利益分配更加平衡；問責過程也是更多人關心和學習公共政策制定的過程，特別是年輕一代通過學習保持客觀、理性的觀念。

　　建立問責機制需要一系列條件支持，職責不清難問責，決策不公開透明難問責，缺少普通民眾和媒體問責權利的法律保護難問責，相關部門對于問責不聞不問更是讓問責形同虛設。

　　問責的質量未必專業，未必正確，很多問責甚至無厘頭。但是沒有問責，供給改良甚至沒有找不到一個能看到希望的起步。高質量的問責和供給改良之間的良性互動，需要足夠的時間和耐心。問責是暴露問題、揭示矛盾的過程，這對政府和民眾都是很大的挑戰。為了避免短期內矛盾集中爆發，切忌好大喜功。從歷史和國際經驗中找到改革的突破口，一屆政府在1-2個重點服務業領域取得成功的改革就是了不起的成績。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觀經濟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