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趙鷂

　　在不否認非銀行支付行業對上述成績的突出貢獻時，我們也不能抹殺監管部門、清算組織、銀行及整個支付清算產業為此做出的協作與努力，更不能無視其快速發展所產生的“重規模，輕風險”，“重效益，輕責任”，“重創新，輕合規”等各種行業亂象與問題。

　　《關于加強互聯網金融監管不能“一刀切”的提案》在微信朋友圈上廣為傳播！筆者作為一位獨立研究支付清算并有著數年較為權威的從業經歷的后輩全文拜讀了這份提案，感受比較深，與提案人某教授、委員分享與商榷。

　　首先，誠如您所言：“早在2010年，我曾經向中國人民銀行提交過一份關于規范第三方支付行業發展的全國政協提案”（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于2010年3月3日召開），2010年6月14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了《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以下簡稱二號令），從此我國非銀行支付行業進入快速發展的軌道。據人民銀行公開數據，從2013年到2016年，非銀行支付機構年處理業務量從371億筆增加到1855億筆，金額從18萬億元增加到120萬億元，年復合增長率分別達到71%和90%。其中，網絡支付業務量和金額同比分別增長102%和87.6%。可見，我國的非銀行支付行業的產業規模已是世界第一。

　　又如您所言：“第三方支付在國內已為提升社會服務水平，推動普惠金融發展做出了較大的貢獻”。的確，早在2009年，中國人民銀行就發布了《關于改善農村地區支付服務環境的指導意見》，明確了全面改善農村支付環境的總體目標、主要措施要求和保障機制。2012年，中國人民銀行會同有關方面，啟動了農村移動支付的試點工作，推動金融機構和非銀行支付機構積極探索業務模式，為更多貧困地區農民提供高效、低成本的支付服務。2014年，人民銀行總結在前期試點經驗后，又發布了《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全面推進深化農村支付服務環境建設的指導意見》。在這些系列政策的指引與支持下，農村用戶的消費方式正在逐步與城市居民趨近，網上購物（代購）、娛樂消費等新的消費需求增長迅猛，移動支付已逐步成為解決農村金融支付服務需求的切入點，相關工作成效卓越，進一步使得我國成為全球數字普惠金融的倡導者與引領者。

　　成績得來不易。在不否認非銀行支付行業對上述成績的突出貢獻時，我們也不能抹殺監管部門、清算組織、銀行及整個支付清算產業為此做出的協作與努力，更不能無視其快速發展所產生的“重規模，輕風險”，“重效益，輕責任”，“重創新，輕合規”等各種行業亂象與問題。

　　第一，就是您在提案里指出的客戶備付金利息的問題。您認為“取消第三方支付機構通過客戶備付金獲得利息的權利……首先是并無國際先例……其次是抬高社會成本，讓消費者和小微企業承受日常支付的負擔……最后是加劇行業壓力，甚至誘發一定風險，影響社會穩定。”我們不妨逐一分析：

　　首先，客戶備付金利息歸屬應符合國內法律規定與立法精神。我國《民法通則》規定，物的孳息為原物所有人所有。《合同法》第377條規定，保管人有返還保管物義務時，應當將原物及其孳息一并返還。《物權法》規定，孳息應由原物所有人所有。因此，從法律上講，客戶備付金利息應歸屬客戶。從政策考量，逐步取消支付機構的客戶備付金利息，則是“支持支付業真正把心思撲在通過科技手段提高支付系統的效率、安全和為客戶服務上，而不是瞄著人家的資金，打那個資金的主意。”

　　其次，客戶備付金利息多寡與消費者支付負擔沒有必然聯系。您是經濟學教授，知道需求價格彈性理論，即當消費者對某商品需求價格彈性較大時，生產者沒有提價的動機，因為這樣會損害其利潤，只有當消費者的需求彈性較小時，生產者提價才有利可圖。

　　盡管有支付寶、微信支付兩大巨頭，但非銀行支付行業仍是個競爭比較充分的服務業，特別是在互聯網條件下，網絡效應使得它們享有很大的規模紅利，但網絡用戶的多屬性特征也使得消費者有很大的需求價格彈性，故而行業的定價策略與水平都是一樣的。因此，非銀行支付行業在受到取消客戶備付金利息這一外部同質沖擊后，每個支付機構特別是支付寶、微信支付這些巨頭們都沒有首先將這一“成本”沖擊轉嫁消費者的真實動機。

　　另一方面，“沒有免費的午餐”這是經濟學的基本定律，故而您認為的“支付服務免費或接近免費”并不是您以為的“普惠特性”所帶來的天上掉下的餡餅，而是前期非銀行支付行業在與銀行支付競爭中采取的補貼個人用戶的競爭手段，但這種補貼不能長久，其在獲得大量用戶后收取一定服務費用也無可厚非。以支付寶為例，2016年10月12日（此時人民銀行尚未宣布逐步取消客戶備付金利息）起收取0.1%的提現服務費（同微信支付），且20000元額度內免費（微信支付是1000元），可見，這種收費水平對用戶而言并不會產生多大的困擾，也不損害消費者利益，更談不上“抬高社會成本”。

　　再次，您的“一旦取消（客戶備付金利息）將使得這些機構產生生存危機，甚至逼得原本規模較小、經營不善的機構‘鋌而走險’，進而做出損害消費者利益的行為，影響社會穩定”就純屬無稽之談了。如果監管部門縱容那些牟取客戶備付金本息的不良商人，豈不形成劣幣驅逐良幣之惡果？如果真有這樣的“鋌而走險”，它將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

　　第二，就是您在提案中支持現有的第三方支付機構直連銀行完成跨行清算模式的問題，認為“一是建設新平臺，將面臨資金、人力和技術等社會資源的重復投入；二是無差異的統一接入讓消費者和商戶失去服務的選擇權；三是短期內搭建的平臺能否承受現有及不斷增加的業務規模。”我們也不妨逐一分析：

　　首先，您所鼓勵與支持的現有的支付機構通過在銀行多頭開戶實現跨行清算的模式本身就是重大風險來源，這在任何其他國家沒有先例（同樣道理，難道銀行也能互相直連而繞開央行監管做跨行清算？）。我作為第一個在媒體公開呼吁建設網聯平臺的人，在財新網發表過《建設網聯平臺 落實金融普惠》，文中就闡述了為何要建設網聯平臺、網聯平臺的優勢如何以及網聯平臺在普惠金融方面的重大意義。為了方便您閱讀，我贅述如下：

　　一是由于各銀行機構業務處理平臺標準和接口標準不一，造成多頭開發、重復建設，資源浪費大，開發和管理難度也大，不利于社會資源的節約和處理效率的提高。

　　二是部分支付機構系統安全性及風控管理水平參差不齊且缺乏配套的風險保障措施，已經有支付機構經營不善發生系統性風險或破產倒閉，累及銀行，對金融穩定產生了不利影響。

　　三是這種清算模式有極大的封閉性，交易處理過程和交易信息透明度低，已經產生監管死角，不符合反洗錢與反恐怖融資的法律要求。

　　同時，建設網聯平臺，將支付機構的支付服務提供主體身份與轉接清算職能分離，確保各類型市場參與機構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使得支付機構在業務處理、業務價格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能夠充分發揮面向終端用戶的業務創新優勢，形成價格和服務的差異化競爭，這才是非銀行支付行業回歸本業之道。

　　其次，清算服務屬于支付的后臺業務，消費者并不知道他的這筆業務是通過什么清算渠道完成的，也不會關心這個問題。就如我們使用銀行支付服務時，持卡人會指定銀行采取IBPS還是小額支付系統完成跨行支付？因此，保證最終資金到付，清算渠道是A還是B，并不影響消費者的支付體驗。另一方面，在中國以外的任何國家，是絕對禁止支付機構和成員銀行繞開銀行卡清算組織的私自運營跨行轉接清算的。

　　最后，建設網聯的平臺的重大意義還在于探索一條為中國金融業培養、鍛煉與儲備分布式技術和人才的創新道路。建設網聯平臺是我國金融科技領域的重大戰略措施。并且據我所知，支付機構對于網聯平臺建設工作都是很支持的，大家不久將會看到參與網聯平臺建設的眾多非銀行支付同仁們的出色成果。

　　第三，就是您認為現有的第三方支付監管是“一刀切”的問題。首先，作為支付清算行業的監管者，各國中央銀行和監管當局的政策原則都包括“面向銀行與非銀行機構、行業巨頭與新進入者提供公平競爭的政策環境，形成一個長期穩健、創新的零售支付市場。”（CPMI）所以，您所指責的“一刀切”本質上就是監管部門提供并維護一個公平競爭的政策環境，這無可指責。

　　其次，人民銀行已經在去年發布的《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關于實施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集中存管有關事項的通知》等專項制度中體現和貫徹了支付機構差異化、科學化監管，并發布了《非銀行支付機構分類評級管理辦法》，您有時間可以學習。

　　最后，支付無小事，惠及千萬家。支付連接大眾萬千，干系著金融穩定，任何市場行為與監管政策都有著牽一發動全身之效。在支付清算理論研究與政策建議方面，我們應繼續秉持學術研究精神為我國的支付清算行業又好又快的發展做出學人的貢獻！讓我們以此共勉！

　　(本文作者介紹：金融學博士在讀。諳熟第三方支付及互聯網金融監管政策脈絡及要點。兼任中國政法大學金融創新與互聯網金融法治研究中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