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金融e觀察（微信公眾號：sinaeguancha）專欄作家 王永利

　　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可以起到收縮流動性和提高貸款利率水平的雙重作用。反過來，降低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不僅有利于擴大銀行流動性，而且有利于減少銀行低息資產規模，進而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因此，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可謂是一箭雙雕！

　　2016年2月29日（2月最后一天），中國人民銀行發布公告，決定自3月1日起，普遍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以保持金融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引導貨幣信貸平穩適度增長，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這是進入2016年的第一次降準，也是2015年10月23日以來頭一次降準，超出了不少人的預期，特別是在1月份人民幣貸款大增2.51萬億元，2月份預計貸款增長依然很大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實際上，隨著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特別是PPI連續46個月負增長，1月份CPI雖然有所反彈，但也僅增長1.8%，而且有很強的季節性因素。

　　考慮到工業企業利潤持續降低，不少行業出現行業性虧損；央行和金融機構外匯占款較大幅度下降，近期金融機構流動性趨緊，銀行間利率有所上升，人民幣匯率止跌回升，但銀行不良資產反彈，利潤增長普遍乏力，甚至出現負增長的狀況，現在確實到了實施貨幣適度寬松的時候了。

　　但隨著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央行對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浮動范圍不斷擴大乃至解除，傳統上所謂的“降息”，即央行宣布降低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對商業銀行存、貸款實際利率的影響越來越弱，降息往往對議價能力強的政府平臺或大企業有利，而對長期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小微企業及個人等，則往往進一步拉大差距。

　　同時，降息并不能擴大金融機構的流動性，反而可能進一步刺激房地產或股市資產價格的上漲，分流銀行存款，降低銀行利差水平。實際上，央行降低存貸款基準利率（“降息”）的作用，可能還不如央行通過降低對商業銀行資金拆借利率的效果好。

　　在不實行降息、降準的情況下，央行也可以通過逆回購、常備借貸工具、中期或長期借貸便利工具等各種形式的再貸款向商業銀行提供流動性，并通過利率的調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傳達貨幣政策導向，但由于主要作用于需要資金的銀行，卻不是全面平等的政策工具，效果也是有限的。

　　相對而言，降準卻不僅有利于擴大銀行的流動性，而且還有利于減少銀行的低息資產占用，有利于降低社會融資成本。

　　這是因為，央行通過提高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不僅可以通過凍結銀行相應的流動性，進而間接抑制銀行貸款的投放和貨幣總量的擴張，而且由于央行對法定存款準備金只按年利率1.62%支付利息，遠低于銀行貸款的利率水平，也低于銀行同業拆借的利率水平，這也推動銀行提高貸款利率水平以保持利差穩定，進而抑制社會貸款需求。

　　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可以起到收縮流動性和提高貸款利率水平的雙重作用。反過來，降低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不僅有利于擴大銀行流動性，而且有利于減少銀行低息資產規模，進而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因此，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可謂是一箭雙雕！

　　在此前大型金融機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仍高達18%，國家又宣告從2015年開始實施存款保險制度的情況下，央行要加大貨幣政策刺激力度，理應優先選擇降準！

　　當然，央行降低存款準備金率，會增加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并有利于減少銀行低息資產規模，并不代表商業銀行就一定會擴大貸款，并推動貨幣總量的擴張，這還取決于商業銀行的貸款意向和社會貸款需求。

　　相關聯的是，對1月份人民幣貸款大規模增長，2月份有可能繼續大規模增長的情況也要深入分析，這其中可能有商業銀行“早貸款早收益”的習慣偏好，年初貸款一般都比較大的因素。也可能有去年底大規模處理不良資產以控制不良比率，壓低了貸款規模，而年初并沒有處理不良資產的因素。還可能有去年一些貸款通過表外處理，未反映在貸款余額中，而今年需要如實反映，回歸貸款的因素。

　　因此，不能因為今年頭兩個月貸款增長很大，就認為不需要釋放流動性了。實際上，貨幣政策調整方向和力度，取決于宏觀目標（如GDP、CPI等）能否達成，而不能只看貸款或貨幣總量的變化。在經濟增長過快時，貨幣政策應相對收緊；在經濟增長下降過快時，貨幣政策要相對放松。

　　當然，這也受到宏觀目標確定的是否合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否靈活、社會資金配置是否高效（是否支持實體經濟、結構是否合理）等方面因素的影響，是非常復雜的。

　　(本文作者介紹：樂視金融CEO，前中國銀行副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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