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鐵

梁建章先生在最新發表的文章中，對我之前有關“我國的勞動力供給將面臨的是長期過剩，而不是供給不足。人口過多，導致發展面臨的短板難以補齊”。的觀點提質疑。但遺憾的是，他把我寫的關于勞動力長期過剩的觀點改成人口過剩，明顯會引起很多觀點的誤導。

在他看來，“所有的工作機會都來自人的需求，人口多會導致需求大，于是工作機會也變多”。

另外，梁先生還提醒人們不要忽略人口經濟中一個最重要因素，“就是人口多帶來的創新和國力的規模效應，也就是說人口越多，市場越大，人才越多，就能產生更多的科技創新，從而帶來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強的國力”。

很高興就人口的問題與梁先生再次進行討論。如果我們經常有各類的學術爭論，很多觀點就會更加清晰，很多好的意見就會在爭論中得到梳理。

無論是在學術界還是在政策咨詢領域，我非常希望這種公開討論的空間能得到進一步放大。

在本文中，我將圍繞人口、就業與消費之間的關系，進一步闡明我的觀點。在我看來，中國人口多是不爭的事實，說人口少了，我更是堅決反對。勞動力長期過剩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無論是從長期還是當下來看，解決經濟社會矛盾的重點是考慮如何刺激增長，增加就業。特別是面對國情和疫情的實際，降低城鎮的就業和居住的門檻。

另外，梁先生對中國老齡化和國際視野中的人口問題分析，我也有一些不同看法，會在接下來的文章里陸續加以回應。

人口越多市場不一定越大

其實，關于人口數量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可以在不同的國家拿出各種不同的舉證，看似同樣的例子，卻可以得出很多個不同的結論。

從人們通常的認知來看，似乎人口越多，市場就越大，如梁先生所說，“人口越多，市場越大，人才越多，就能產生更多的科技創新，從而帶來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強的國力”。但真實世界中的情況并不一定如此，比如，印度人口就多，南亞和東南亞人口也多，是不是意味著這些國家已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場，或者是說這些國家也會成為世界的創新中心？

所以，市場或大或小，不能只用人口多或少來加以度量。衡量一個市場是否夠大，主要看它的人均國民收入和實際的人均收入水平，這些都是靠就業來支撐的。而涉及到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的提升，更是要看這個國家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研發的投入水平。以色列僅有900萬人口，卻得以成為科技創新強國，就是一個例證。

如果一個國家人口過多，就業不足，就會直接影響到消費水平上不去，那么可能人口多對于這個國家來說，就是一個潛在的負擔。如果一個國家受教育水平普遍低下，很難說這個國家會成為世界的創新中心。

即使不以國家作為討論對象，也能得到同樣的結論。拿梁先生舉例的東北地區來說，市場容量不足和消費能力不夠是人口少導致的？還是各種體制原因導致企業發展環境差而引起的？而且很多年以來，東北人口都是外流的，外流的原因和出生率有關系嗎，顯然是東北的就業需求不足，收入低，無法形成消費能力和市場，所以人口外流，是去尋求就業和提升消費的機會。而且，越是落后和貧窮的國家和地區，生育率越高，這也是一個現實。

俄羅斯也是如此，產業結構滯后，過度依賴能源工業和軍工以及重工業，吸收就業能力強的加工業發展不足，沒有競爭力，因此消費能力不高。俄羅斯比日本的人口規模還要多將近2000萬人，但是消費能力顯然不能與后者相比，產生差距的原因就在于產業的技術能力和競爭能力不足，因此導致就業和收入的水平偏低。

再來對比一些人口少的國家，例如北歐的幾個國家，目前在世界上人均收入的榜單中排名最高，它們從來沒有因為自己人口少而去強化所謂生育問題。類似上面這樣的例子其實還有很多，不足以說明人口的多少和消費能力，以及市場大小的關系。而且由于人口過多，就業不足，而導致消費能力低下的國家比比皆是，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是如此，如非洲、南亞和東南亞還有部分拉美國家。這些國家放縱人口出生，財政無法支撐人口龐大的公共服務支出，國家貧困問題始終陷入在惡性循環之中，這些例子為什么被忽視呢？

勞動力過剩不是杞人憂天

我原來長期從事農村政策研究，應該說去農村的次數遠比梁先生要多得多，當然對于農村的情況也就非常了解。梁先生用“農村的年輕人絕大多數早已在城市打工，從事農業的大多是老人”，以此來反駁我有關“農村勞動力過剩”的觀點。在我看來，梁先生提到的情況確實是現實問題，但是并沒有像他說的那樣悲觀。原因在于，農村的勞動力過剩問題將長期存在，而不是所謂的人員凋敝，勞動力不足。更重要的還有一些體制問題沒有解決，無法引入各類要素進入農村市場。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還得依靠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農村戶籍人口仍然有8億多，常住人口6億左右，同時，中國擁有約20億畝耕地，如果按常住人口計算，平均一戶不到10畝，只有韓國和日本的戶均耕地面積的一半左右。在這樣的戶均耕地水平下，還無法實現農業的適度規模經營。

再來看，日本和韓國的城市化率達到了80%以上，農業勞動力僅占總就業人口的5%左右，已經實現了適度規模經營。但是，由于農產品價格無法與國際市場競爭，兩國還是采取了大量的農業補貼政策，包括價格補貼和財政補貼。僅韓國，農民收入的50%就來自于各種農業補貼。

之所以日韓對農業人口有補貼，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80%以上的城鎮人口和95%的非農勞動力所創造的財富對于極少數人口的補貼是可以實現的。試問，中國的農村戶籍人口占56%,農村常住人口還占40%左右，以當前城鎮人口和非農勞動力所創造的財富，能夠補得起我們現有的農業和農村人口嗎？而2019年的農村人均收入統計中，來自于補貼的還不到10%。如果真要達到日韓的補貼水平，我們補得起嗎？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經說過，如果中國要想達到日韓的戶均耕地水平，現在的農村人口至少還要出來2億左右，根據現有的非農就業市場規模，是否能容納這2億人口的就業，是一個疑問。

而且，目前已經在城鎮就業的2.9億人口，尚因為戶籍引發的利益問題還未完成市民化過程，若要吸收來自農村的2億人口，新增的就業崗位從何而來？沒有收入何談消費？沒有就業，特別是非農就業何談增加收入？這就是我們目前面臨的現實。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增加就業應該是一個長期國策，這已是社會共識，但是談何容易。

首先，在各地制定的產業政策中，仍在推崇高大上的產業政策，嚴重忽視了城市化進程中更應該實行的包容性就業問題。其次，對于傳統產業的就業空間如何給予充分的政策支持，至今除了提出的所謂“地攤”經濟之外，還沒有看到完善的政策體系。再次，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否把農村的非農就業人口納入現有的就業統計，目前也是一個政策的空白。

這一問題的涉及面眾多，但是這些都能說明，中國現在需要面對的不是勞動力不足，而是嚴重過剩，這就是國情和現實。僅僅在這次疫情引發的全球性危機中，中國至少喪失了幾千萬個非農就業崗位。對于他們來說，沒有了就業只能回到原來的土地上從事農業勞動，以此謀取生計，度過眼前的難關，在這一現實下，能保住原有的就業規模就已不易，更不要說擴大就業了。

為過剩勞動力找到出路才是正道

資本和技術替代就業的大趨勢，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經講過了，由于資本和技術的替代，非農就業人口要從工業向服務業過渡。

但在這次疫情中，損失最大的就是包括旅游、餐飲在內的各類服務業，而從事這些服務業的勞動者只需具備簡單技能，適合于農業轉移人口。也要看到，全球化衰退也會引起中國嚴重依賴低成本勞動力的外貿企業訂單下滑，這又會喪失一大部分勞動就業崗位，在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這種現象已經普遍顯現。

因此從長期的就業形勢看，目前面臨的問題已經不僅僅是增加和擴大就業機會，而是如何保證現有的就業崗位以滿足城鎮居民和外來打工人口的生存需要。在制定各類政策過程中，我們不可能不考慮這些現實問題。因此從如此眾多的人口就業需求來看勞動力供給，我們現在面臨的最大困惑是就業崗位嚴重短缺，無法適應勞動力過剩的現實需求。

人口就業還與經濟增長的水平有關。在曾經出現的近20年的兩位數增長時代，在多的年份，每年轉移的農村就業人口超過了2000萬，平均也達到了1500萬左右。但是在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時期，農業轉移就業人口的增長趨勢已經嚴重放緩，在最少的2016-2017年間，幾乎是零增長。到了2018-1019年有所恢復，為200萬左右，今年的數據肯定是十分不樂觀。

雖然農村人口回到家鄉還有自己的宅基地和耕地，還能保證溫飽無憂，但是不要再想什么刺激消費了。無論是疫情引發的全球問題還是國內問題，中國都面臨著增長嚴重下滑的趨勢。當經濟增長數字從兩位數下降到一位數，甚至從一位數的中位下降到低位的時候，就業形勢的大趨勢就已確定。在全球各國的經濟都增長乏力的情況下，我們是否還能夠保持一位數的中位增長？即使疫情過后得到復蘇，我們的增長還能回到兩位數階段嗎？如果回不到，還是處于較低的水平，如何來談就業的擴張？

就業的問題不能解決，就無法談論收入問題，更談不上對消費能力的刺激，這是一個十分簡單的經濟學原理。在這個意義上討論中國的人口問題，到底是要想辦法提高人口數量，還是需要全面地考慮人口結構，改善人口質量，我認為后者才是重點。

中國人口增長速度放緩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我不認為鼓勵生育是解決經濟社會主要矛盾的重點，特別是就當下而言。現在更重要的是要考慮如何在經濟下滑時期，刺激增長，增加就業，面對國情，降低城鎮的就業和居住的門檻。

其實人們已經注意到，中央關于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已經在進行，生育政策已經從一孩放寬到普遍二孩，未來繼續放開也并不是不可能。但是當務之急，不是鼓勵生育，或是不厭其煩地評價過去的政策得失，而是要針對國情和疫情產生的危機，認真去解決勞動力嚴重過剩的就業問題，這才是正道。

作者為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編輯：朱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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