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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李劍閣：離岸人民幣經常貶得比較多是市場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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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財經訊 “新浪·長安講壇”（總第360期）日前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舉行。論壇成員、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理事長李劍閣出席并以《改革開放四十年與外匯體制》為題發表演講。

　　以下為演講實錄：

　　最近由于國際局勢的變化，大家對外匯、對改革開放的前景都非常關心，所以我講的題目是“改革開放40年和外匯體制”。

　　今年4月13號，是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成立40周年紀念日。國家外匯管理局的領導認為以學術活動來搞慶典比較好。為此計劃安排一個學術講座，并希望我來講這個問題。當時，我覺得研究外匯體制的專家很多，我沒有在外匯管理局和人民銀行任職，比我更合適講這個話題的人很多。但他們堅持一定讓我去講，說是要在整個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講外匯體制，我還是一個比較合適的人選。今天這個課件在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全體干部面前講過一次，等于是班門弄斧了，后來反應還不錯。所以，今天我還比較有把握拿這個課件來給大家講講。

　　我的思路是想在改革開放40年大背景下，講一下國家外匯體制是怎么演變過來的。

　　首先，改革開放是怎么來的？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通常我們把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放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是一個什么樣的起點呢？從1957年開始，左傾路線開始滋生，影響后面的國民經濟發展。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里，中國的生產力沒有得到很好的提高，特別是經過文革10年浩劫，我國的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在這種情況下，全體中國人開始痛定思痛。

　　文革雖然給了大家很深刻的教訓，但當時社會上對大家的思想束縛還非常多。要打破思想束縛，在全國開啟了一個思想啟蒙活動，也就是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放在今天還用討論嗎？但當時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在政治上是犯忌諱的。這個大討論得到了黨內堅持改革的主要領導同志的支持，在全國起動了一個很好的思想啟蒙作用。

　　接下來就是以農村改革破冰。計劃經濟比較薄弱的環節在農村，而且農村當時面臨著最大的問題是普遍的貧窮和饑餓。農民在人民公社體制下吃大鍋飯，沒有積極性，生產力低下，再加上經常發生旱澇的地方糧食產量很低。在饑餓的情況下，中國農民被逼迫開始進行改革探索。先是以安徽小崗村為代表的搞包產到戶，也就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國的改革從農村開始破冰。

　　在全國思想啟蒙和農村開始改革破冰的基礎上，1978年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十一屆三中全會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提出了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要把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有些年輕同學可能要問了，一個國家不搞建設搞什么？搞經濟建設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啊。但在這個之前，我們所受到的教育就是一天到晚要搞階級斗爭，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現在聽這話可能覺得很荒唐，你整天搞階級斗爭吃什么呢？但當時就是這樣的左傾錯誤思想占主導地位。十一屆三中全會破除了這個東西以后，改革開放就開始起步了。今天我們把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改革開放的起點，原因就在這里。

　　經過幾年的農村改革，人們的思想有了很大解放。這時候中央決定要開一個關于改革的會，寫出一個關于改革的文件。所以在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上，中央出臺了一個改革綱領性文件，這個綱領性文件就是1984年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這個文件有什么突破呢？它第一次提出了“中國要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現在這個提法大家一點也不陌生，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你是不敢提要搞商品經濟，更不敢提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家包括我自己，如果寫一篇文章說中國要搞市場經濟，馬上就會帶上一個帽子要受到批評，甚至會受到處分。當時開始探索，叫商品經濟，前面還加了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個文件在概念上有了突破，內容上也有很多突破。它第一次系統描述了中國將來要搞成一個什么樣的體制，要進行什么樣的改革。這個文件出來以后，鄧小平對它有很高的評價。他說這個文件寫得好，說了一些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它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版教科書。這是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

　　在這個文件指導下，1984年改革開放開始從農村全面轉向城市，全國有14個沿海開放城市成為對外開放的窗口。過去的舊教科書說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大門，開放通商是一個國家的恥辱。今天我們主動開放了14個沿海城市，確實是讓人很震動的一件事。中央也發出了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文件。在1984年的時候，城市里的任何一個工廠、企業甚至理發店、餛飩鋪、修鞋店，都是國有、地方國營或者是集體所有制，任何個人是不允許做任何生意的。當時安徽有一個人很會炒瓜子，他炒的瓜子叫“傻子瓜子”，賣得很火。他雇傭工人超過了7個人，按照傳統教科書理論講這就是剝削，當地政府覺得他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要把他抓起來。后來鄧小平在南方談話里專門說，傻子瓜子這個事不能動，不動更有利。意思是說他是民營經濟的典范，盡管他有什么缺點也不能抓，所以就保護了他。

　　在放開民營經濟之前，在城市里吃飯難、買菜難、洗澡難、理發難，什么都難。因為政策不允許老百姓自己搞，國家能力又有限，你到飯店里想吃一碗面條都要排長隊，因為別無分店，無從選擇。今天你還能在街上看到國有的理發店嗎？還能看到國有的修鞋店嗎？沒有了，因為中國的商業服務行業基本上全面放開了，舊的商業體制都改掉了。當時在上海還出現了國有企業發行股票的初步嘗試。國家財政也從大一統的財政體制轉向分級包干、“分灶吃飯”的體制。

　　回到本題來說，中國的匯率改革也開始了。當時國家的官方匯率是1美元換1塊5角人民幣。請注意，當時人民幣看上去很堅挺，是人為高估。不經過特別批準，個人和企業完全換不到外匯，因為根本就沒有外匯市場。那時候我們出國，要憑出國文件到銀行換30美元零花錢。去美國留學也只能帶這30美元，因為這是你能夠唯一合法獲得的美元。1美元兌換1塊5人民幣，人民幣被嚴重高估，高估的結果就是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幾乎沒有任何競爭力。好不容易生產一個東西到美國去賣1美元，回來只能換1塊5人民幣，所以中國產品就沒有競爭力。當時政府財政也很薄弱，拿不出錢補貼出口。因此，有一些經濟學家給國務院寫了一個報告，建議把外匯變成雙軌制，讓外貿企業用一美元可以換到更多的人民幣，等于用銀行的錢給他多一點補貼。原來一美元只能換1塊5角人民幣，后來銀行結匯給他2塊8，等于你出口1美元，我給你補貼1塊3，但這1塊3不是財政的錢，而是銀行的錢。

　　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都很年輕，思想非常活躍，所以年輕的經濟學家有這樣的機會給領導寫報告。年輕人在中國改革的舞臺上扮演了一個挺重要的角色，當然這是歷史給我們的機遇。

　　當時中國銀行發行了外匯券。外國人來中國，要用美元換成特種人民幣再消費，也就是外匯兌換券。在座的同學都沒見過外匯券，因為1994年以后這東西就取消了，你也許到博物館里還可以見到。外國人到機場或者銀行用1美元可以換1塊5的人民幣外匯券，再憑這個外匯券去涉外酒店住宿、吃飯，不要糧票，而且他可以到友誼商店買到緊俏商品。那時北京市的出租汽車很少，只在大賓館門口能見到。如果你招手，司機把車窗一打開就問你有外匯券嗎？如果你沒有，他油門一踩就跑了，因為他最想掙的就是外匯券。外匯券比人民幣更牛，可以買到緊俏商品。當時在全國各大賓館門口都有一種人成天蹲在那兒，人稱黃牛，專門兌換張外匯券。

　　一美元兌換2塊8角和1塊5角人民幣的匯率是一個雙重匯率。最近我看到的一個文獻，有人回憶中提到，當時國家貿促會的一位副會長到香港說，國內外匯兌換，中國人是2塊8角，外國人是1塊5角，結果引起國際輿論大嘩。中國政府說這樣不符合國際規則，所以出現了第一次匯率并軌，把人民幣匯率并到2塊8角，外國人來也可以換2塊8角了。外匯券還沒有取消，但匯率也是同樣了。匯率并軌以后，對出口企業還是調動不了積極性，因為當時中國的各種出口包括農產品、資源類產品國際競爭力不夠。由于當時國內外匯非常短缺，就采取了一個辦法，比如出口企業每出口100美元，其中70塊美元必須以2塊8角賣給國家，剩下的30塊美元可以到國家指定的外匯調劑市場去調劑。為什么要調劑呢？因為有些企業只是出口，不需要出口，但他經濟上需要補貼，他到調劑市場賣美元，2塊8角一美元的匯率就可能變成5塊錢，等于市場上需要美元的進口商給他補貼了2塊2毛錢。

　　這時候，政府對不同的企業規定了不同留存比例，有的企業留存20%，有的企業留30%，有的企業競爭力太差甚至留50%。這樣就使每個企業換來的美元兌換成的人民幣變成了多重匯率，留得多就貼得多，留得少就貼得少。有的人需要外匯，有的人不需要外匯。有的人手上有外匯，有的人手上沒外匯，這就需要調劑。所以國家成立了一個外匯調劑中心，基本上是企業和企業之間買賣，但不是全國聯網。這個外匯交易中心不是全部統一的，所以交易價格各地都不一樣。

　　1993年，人民幣官方價格貶到了5塊8角，但是市場調劑匯率一度跌到十幾塊錢。我記得那時候在國務院第四會議室，人民銀行向國務院報告說上海外匯調劑市場1美元已經賣到12塊人民幣，國家手上只有不到200億美元的外匯，市場非常恐慌。現在國家外匯儲備是3萬億，最多的時候達到4萬億，當時的200億外匯儲備對一個大國來說實在是太少、太少了。但是當時的國務院領導說沒關系，我們就拋美元，看看人家能接多少，最后是通過拋售美元暫時平抑了外匯市場。

　　經過改革開放初期一段時間理論和實踐的積累，1987年10月我們召開了黨的十三大。十三大的重要貢獻，一是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當時中國要搞改革，要搞市場經濟，但是那些思想很左的人就把教科書和那些“經典著作”拿出來，說社會主義國家不能搞這個。黨的十三大提出一個概念，說我們要搞社會主義，但我們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馬克思、恩格斯他們并沒有預計到社會主義的階段問題。我們在實踐中發現社會主義存在初級階段，在這個初級階段是可以搞商品經濟、可以搞改革的。二是十三大確立了我們黨的基本路線，叫“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三是提出了“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經濟發展模式。國家不直接去干預企業，讓企業作為市場主體，自主在市場上進行競爭和經營。

　　大家都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所以對這種理論在當時的貢獻可能沒有什么感覺，我在這里講一個小小的例子。有一位很有名氣的經濟學家，年齡大概比在座的你們還要大20來歲，他也不能理解我剛才講的這些內容。因為他大學一畢業就到國外讀書，在歐央行、國際貨幣基金等等都干過，后來又到外國投行。人非常優秀，思想也沒有問題，但是他也不知道這個來龍去脈。黨的十九大召開以后，他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放在中文網的頭版頭條。因為他是我的老部下，所以我也很關注他。我看到以后說你這個文章有點小毛病。他說我們黨從十八大以來經過五年的努力，已經成功地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入到社會主義中級階段。后來我馬上給他打電話說，這個初級階段不是一個經濟概念，而是一個政治概念；它也不是量的概念，而是一個質的概念。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里講，我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判斷沒有改變，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改變。我們還處在初級階段，沒有說到中級階段。所以，還是要按照十九大報告的精神，認清楚我國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黨的十三大以后也出現過一些波折。有的人開始說，一種是社會主義改革，一種是資本主義改革，搞市場經濟改革是姓資不姓社，這是要搞“和平演變”。這時候各種爭論也很多。當時鄧小平已經從一線退下來了。1991年他在上海過春節的時候跟上海領導講，社會主義有市場，資本主義有計劃，市場和計劃都是工具。改革不要搞姓資姓社，只有發展生產力才是硬道理。小平同志講了這通話以后，上海市解放日報用筆名“皇甫平”連發三篇文章支持改革。因為那段時間整個社會思潮非常“左”，搞改革的人非常受壓抑。解放日報突然連發三篇文章，令我們這些搞經濟的人耳目一新，非常振奮。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公開發表出來，改革又重新恢復了轟轟烈烈的勢頭。

　　1992天秋天，黨的十四大召開。十四大報告中第一次提出，我們的改革目標是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市場經濟”第一次出現在黨的文件當中。1992年之前誰也不敢提市場經濟，誰說市場經濟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1992年江澤民總書記在十四大報告中，提出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93年秋天，黨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 “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這是中國改革的第二個綱領性文件。那次開會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做法，就是山上寫文件，山下推改革。我本人有幸是這個文件的起草小組成員之一，又是跟隨領導推動改革的工作團隊成員之一。因此跟著中央領導跑了十幾個省，一個一個省的去談要推行改革。

　　中央當時在寫這個文件的時候，準備在1994年全面推出重要改革。當年7、8月份在北戴河，領導最初準備進行兩項重要改革，一個是財政體制改革、一個是稅收體制改革。當時國家面臨的問題是“兩個比例”都在下降，財政在GDP中的比例下降，中央財政在全國財政中的比例在下降。中央政府的財力非常弱，必須要改革。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飯”的體制要定下來多少年不變。像有的省改革開放以前是農業省，后來經濟發達了，稅交的很少。有的地方是老工業基地和經濟基礎比較好，納稅負擔就比較重。所以必須要搞財政分稅制改革，調整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系。

　　同時，要推進財政分稅制改革，必須要推進稅制改革。就是改革當時中國最主要的稅種—產品稅，而這個產品稅是計劃經濟的產物。

　　產品稅的特點是，不同的產品有不同的稅率，要按照營業額、銷售額來征稅。稅基是銷售額。因為當時國家由計劃分配物資和確定價格，價格定高了企業利潤就高，政府就多收稅；價格定的低，比如火柴2分錢一盒，企業要生產多少盒火柴才夠發工資，要賣多少盒火柴才能交稅？這樣的企業肯定是虧損的，虧損就要靠政府補貼，就沒稅收。賺錢企業稅率就高，這不是市場經濟，而是計劃經濟，所以必須要改成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稅收制度。于是，我們就按照歐盟多數國家的做法搞了增值稅。原來是想搞這兩項改革，在北戴河的時候我們覺得同時還要進行外匯體制改革，這項改革并不是在當年預先設計好的，而到了北戴河之后發現這項改革應該同時啟動。所以，1993年進行了三項改革，財政改革、稅收改革、外匯體制改革。我今天主要講外匯體制改革。

　　1993年底中央有關部門設計方案，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文件，對外匯體制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明確提出建立市場匯率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幣的浮動匯率制度。到現在這個提法也沒有變。因為價格統一了，也沒有調劑市場了，要求企業出口創匯得到的美元必須賣給國家指定銀行，賣的價格是統一的。如果你需要美元做進口，只要你有真實的貿易背景，銀行會無條件給你買外匯，這叫“貿易項下可兌換”，不再需要調劑市場去買。企業不再在意是否留存。從1994年1月1號開始外匯券也停止了流通。前面我也提到，因為當時有市場匯率，還有官方匯率，專家經過加權計算還是留了一些空間，從一美元兌換5塊8角人民幣，一次性貶到一美元兌換8塊7角人民幣。

　　做出這個改變也不容易。到了年底有幾個比較重要的部門領導提出，這樣不行，外企不接受。本來方案都做好了，突然又有人提出強烈反對，要求外資企業暫時可以保留現匯賬戶，不賣給國家指定銀行。但是后來人民幣兌換非常方便了，外資企業有時也很需要人民幣頭寸，所以又說他們也要參加結匯，主動要求加入結匯體系。

　　由于1994年1月1號外匯開始并軌，到1996年的12月1號，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承認中國已經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的可兌換。什么叫經常項目？就是貿易項和非貿易的服務。各位同學到國外留學也是叫經常項目。經常項目放開了，只要你去國外留學，美元是保證供應的。這也是1994年改革的成果。和經常項目并列的叫資本項目，資本項目到今天還沒有完全放開。

　　對當時的外匯改制并軌，中央還是心里沒底。萬一企業出口以后不賣給你，國家的外匯儲備就沒了。所以開始要求所有企業出口必須建立臺賬，每天都要記，一有外匯必須賣給國家。1994年上半年，國務院領導和有關部門都抓得非常緊，派了大量干部到全國進行外匯檢查。到了下半年發現不是這么回事。由于匯率一次性貶到8塊7角，結匯是有好處的。人家覺得用美元換成人民幣更合適，有些國有外貿企業留存在國外的外匯主動調過來賣給國家。所以我們的外匯儲備一年當中翻了一番，由原來的200多億，變成了500多億，增長了150%，證明外匯改革是非常成功的。

　　外匯改革為什么重要？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市場要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但是市場是怎么配置資源的呢？當然是通過價格。價格高了大家去生產，價格低了大家不生產，由價格供求配置資源。而只有匯率是由市場調節的，中國的資源就會在全球范圍內得到有效的配置。只有匯率是由市場決定的，中國的估值體系才能跟全球有效掛鉤。所以，外匯改革意義非常巨大。

　　剛才我講過，1993年的匯率改革并不是預先設計好與財政、稅收改革聯動的。但是1993年研究推動，1994年出臺的三項改革巧妙配合，正當其時。第一，配合了國內的價格改革；第二，由于我們的外匯經常項目自由兌換，也給我們國家的外貿體制創造了良好條件。

　　1994年以前，中國外貿是什么局面呢？中央有一系列直屬外貿部的外貿公司，在各個省、市、縣都有垂直領導的分公司，從上到下是行政隸屬，完全是計劃管理，下級公司沒有任何進出口權，必須由中央總公司決定。總公司能夠拿到國家配額，國家叫你進口什么、進口多少，你就進口什么、進口多少。總公司再把這個計劃分解到下面去，進口是他，出口也是他。在外匯管理上也是，你要進口多少需要多少錢，國家就給你多少額度去換美元。

　　當時中央推出外貿體制改革，把外貿從上到下的行政管理體系全部切斷。國家外貿公司變成央企，不再行使分配配額的行政職能，與主管部門脫鉤，和地方外貿公司也沒有隸屬關系。省、市、縣外貿公司一律自謀生路。與此同時，開放各類企業自己搞外貿。原來企業生產產品，要賣給外貿公司，由外貿公司去國際市場出售，企業根本不知道產品在國際上賣多少錢，也不知道國際市場上需要什么樣的產品。外貿體制改革以后，企業可以直接掌握國際市場信息，知道什么樣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受歡迎，產品研發和生產工藝得到了很大提高，因此國家制造業的競爭力馬上就上去了。外貿體制放開全面放開，各行各業甚至個人都可以搞外貿，如今中國已經變成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國，由此可見外匯改革之非常重要。

　　剛才講到三項改革是同時進行的，其中兩項改革都積極地配合和支持了外匯體制改革。

　　第一，中央和地方分稅制以后，中央和地方的財政責任非常清楚。出口退稅誰來退，分稅制很明確，由中央政府負責退稅，這對出口有極大幫助。第二是主體稅種由產品稅改為增值稅。增值稅按照國際慣例設計，也使得中國外貿得到了很大發展。大家不要誤認為出口退稅就是美國人所說的出口補貼。全世界實行增值稅體系的國家都是可以退稅的，中國把產品稅變成增值稅，增值稅可以退稅是符合國際慣例的。所以財政、稅收、外匯三項改革是緊密聯系、互相配合的。

　　1997年7月1號是香港回歸紀念日，第二天亞洲就從泰國開始爆發了金融危機，很快蔓延形成整個亞洲的金融危機。當時很多國家的領導人來對中國領導人提建議說，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人民幣千萬不能貶值。因為一旦人民幣貶值，就會導致周邊國家進入第二輪貶值，可能會形成惡性循環，整個世界經濟就會搞亂了。如果中國能挺住，周邊國家貨幣貶值一段時間后就能穩住，就會開始回升。事實上，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

　　由于1992年我們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各項改革都得到了明顯推進，特別是進行了外匯外貿改革，所以經過12年的談判，最終在1999年和美國達成了協議，2001年中國加入了WTO。

　　最早是關貿總協定。后來叫世貿組織。中國從1987年開始談加入，談了6年沒談成。為什么談不成呢？大家知道，1992年以前哪個中國官員出去敢說我們在搞市場經濟，沒人敢說，因為我們不搞市場經濟。WTO認為，你既然不搞市場經濟，跑來參加我們的組織干嘛？這好比中國想參加國際足聯，人家問你踢足球嗎？中國說我不踢足球，我打乒乓球。你打乒乓球為什么要參加足聯呢？所以談了6年毫無進展。1992年，中國終于宣布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于是人家就同意和我們來談判了。結果又談了6年。問題出在討論規則上。后來WTO給了我們15年的寬限期，說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可以先放開部分市場準入，以后逐步擴大。當然，還有一些大家都知道的爭論。結果又談了6年，最后終于談成了。

　　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又形成了一個綱領性文件“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文件進一步肯定了外匯改革的方向，提出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還提出要分步走，放寬跨境資本交易活動限制，逐步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剛才我講到經常項目1996年放開了。資本項目到今天還沒有完全放開，我們已經離IMF規定不遠了。這個作為我們的改革目標到現在還沒有實現。可能還需要一個過程，尤其是最近遇到了一些困難。

　　和外匯改革相關的一些金融改革，我就不在這里專門講了。1998年到2003年的這屆政府，做了大量國有銀行改革準備工作，例如剝離壞賬、成立四個資產管理公司等等。2003新一屆政府上來以后，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下一步的改革，國有銀行能否改制上市。所以總理在答記者問時專門說，國有銀行要背水一戰，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國有銀行改革最大的難處是什么？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錢。國有銀行要改革上市，資本充足率必須達到8%，這是《巴塞爾協議》規定的資本充足率。《巴塞爾協議二》規定是11%，我們當時的標準是8%。我們的工、農、中、建資本充足率只有5%，還差3個百分點。這3個百分點是很大的數字，怎么辦呢？財政沒錢。但當時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從200億增加到4000多億，增加了20倍。中央成立了中央匯金公司，財政部用發行特別國債購買國家外匯儲備做資本金。中央匯金公司向國有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注資，成為國有金融的控股公司。

　　有些經濟學家在前幾年提出了一些完全外行的主張，說國家那么多外匯為什么不能拿出來搞搞醫保、搞搞教育、搞搞扶貧。實際上人民銀行的外匯儲備是不能直接當做財政資金來用的。因為外匯儲備在央行的資產負債表當中記做資產，跟所相應發行的人民幣作為負債是是平衡的。

　　不是財政的錢，不能拿出用。那它怎么能變成匯金公司的資本金呢？財政部向人民銀行發特別國債，財政部拿到人民幣以后，再去買人民銀行的外匯，拿外匯作為資本金注資到中央匯金公司。中央匯金公司作為國務院直接領導的金融控股公司再向工、農、中、建行注資。我這里只講外匯，不講銀行改革。匯金公司作為股權投資推了金融改革和銀行改制上市，具體怎么注資我就不展開了。

　　1994年匯率定的是8塊7角，經過一年多時間，因為我們貶得多，對人民幣的需求多，人民幣開始升值，漲到8塊2角7分。1995年到2005年十年期間，人民幣匯率一直維持在8塊2角7分左右。結果外國人有意見了，美國、日本、歐盟都向我們提出外交上的交涉，說中國政府操控人民幣匯率，匯率怎么可以10年都不變呢？

　　中國2001年進入WTO。政府換屆以后外國的壓力越來越大，幾乎在所有的外交場合外國人都要提出這個問題。可是當時國內有一種觀點說，匯率是我們中國的主權，堅決不能動。有一些金融專家或者金融的主管官員，還有很多開明的官員認識到，這其實是不符合市場規律的，匯率該升的時候就要升。到2005年，我們的出口順差越來越大，外匯儲備越來越多，于是2005年中央做了決定匯率開始浮動。

　　一直維持固定匯率對企業并不好。企業躺在那賺錢，升值以后就要想辦法壓低成本，改善商品質量，增強競爭力，在國際上賣個好價錢。適度升值對產業結構調整，特別是淘汰落后產能，提升產業水平是有好處的。2005年中央決定人民幣要升值，浮動區間也放寬了，交易規則也有一定的修改，人民銀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也少了，使得人民幣進入一個升值的通道。

　　我們國家外匯儲備最高的時候達到4萬億，要找出路，要增加一些使用和經營外匯的渠道。所以國務院成立了中投公司，還用外匯成立了很多基金，比如絲路基金、中非基金、中拉基金。中投公司又和國際上合作成立了中美基金、中俄基金等等，讓我們的外匯更有效使用。包括拿著外匯注資開發銀行、注資進出口銀行。當時讓外匯有效的使用起來。

　　這張圖給大家看看外匯狀況。請注意左軸是是外匯儲備，有豎條表示。右軸是匯率，有曲線表示。最高的時候國家的外匯儲備接近4萬億，現在還在3萬億以上。匯率最高的時候曾經升到6塊2角多，這兩天在6塊9角左右。市場上最熱的問題是“什么時候破七”，“什么時候破三”。“破七”是說人民幣有沒有可能掉到7塊錢以下，“破三”就是全國的外匯儲備會不會掉到3萬億以下，這是社會關注的熱點。

　　最近有幾位金融界的領導在國際場合說，我們并不把某一個點位看作一個特定的關口。上周我去美國，美國人總說人民幣貶值，就是跟美國人過不去，中國想多出口，對付美國加征的關稅。我解釋說，雖然有領導出來說有可能貶值，但實際上中國從來沒有把貶值作為貿易摩擦的工具。為了不“破七”，中國政府已經消耗了1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說明中國政府是有誠意的，并不想人為貶值。中國政府更要考慮國內的老百姓信心問題。過分貶值了老百姓會恐慌，那會很麻煩，所以中國政府是不愿意貶值。這樣給美國人講，他們很難聽懂，因為他本來就不信你。后來我說我給你兩個指標，一個是香港有離岸人民幣匯率，國內有在岸人民幣匯率。你看看哪個貶得快，哪個在維持？事實上離岸人民幣貶的比較多，這是市場決定的，不可能是政府操縱的。他們聽了覺得好像有點道理，因為這是用事實說話的。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起了全球金融危機，也加快了人民幣國際化步伐。由于美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被動搖了，所以人民幣在國際上地位開始提高。很多國家覺得美元不是特別靠得住，但總體上覺得人民幣不錯，因為人民幣升值了，所以很多國家愿意接受人民幣作為交易貨幣，甚至把它作為儲備貨幣。這幾年人民幣跨境使用的速度大大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速度也大大加快。特別是前幾年人民幣一直在升值，我能親身感覺到人民幣是如何在國際上受歡迎。

　　前幾年我到新加坡，新加坡所有銀行會在大堂門口放一個牌子說“歡迎人民幣”。所有外國的商店都是表示歡迎銀聯，使用人民幣。

　　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我帶了一批EMBA學員到英國游學。當時李克強總理在倫敦訪問，他在會議上宣布中國建設銀行倫敦分行要作為人民幣的離岸結算中心。第二天金融界的大佬們跟我們這批EMBA的學員吃飯，中心話題就是說人民幣。因為中國的總理宣布在建設銀行的倫敦分行作為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他們非常興奮。很有趣的是，英國人把足球看作第一國民運動，當時英格蘭隊在巴西世界杯上連戰連敗，就要回老家了。過去遇到這種情況全國都要沸騰起來，連吵帶罵的。但是現在他們沒人討論足球，全都在討論人民幣問題，可見人民幣非常受歡迎。毫無疑問，香港是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新加坡也說希望能成為亞洲的人民幣離岸中心，臺北也愿意做，然后是澳大利亞。中國很快宣布法蘭克福又設立了一個結算中心，法蘭克福很高興，說歐洲大陸就我一家。沒過多久，中國又很快宣布在盧森堡又設一個結算中心，可見受歡迎的程度。

　　2013年召開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第四個改革性綱領文件：“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在這個文件中有一個突出的亮點，就是黨的十四大提出“市場要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到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把這句話提升了一下，把“基礎性作用”改成“決定性作用”，更加強調市場經濟的作用。十八大以后金融改革進入深水區，外匯、利率、人民幣國際化等等。利率市場化進展的也很好。當然，還有很遠的路。這里就不多說了。

　　2003年以來，中國金融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國有銀行工、農、中、建、交以及其它一些銀行都改制上市。改制上市之前，中國的四大國有銀行被國際上公認為屬于技術上破產銀行，通過幾次剝離注資，資本充足率只有5%，而《巴塞爾協議》規定是8%。當時5%已經是經過注資的。經過2003年的改革，四大銀行都改制上市了。現在全球最大的10個銀行當中，四大銀行都在前十里面。第一是工商銀行，網上稱工商銀行是“宇宙行”，是全世界最大的銀行，盈利最多，規模最大。所以2003年以來金融改革成績靚麗，國有銀行改革、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人民幣國際化，最近又是科創板。后面我還提到人民幣進入SDR，IMF的特別提款權一籃子貨幣。金融改革成就很多，問題也不少。問題存在的原因是因為金融改革這些年孤軍深入，缺少其他改革的配合。現在存在的問題，是金融自己很難解決的問題，需要所有的改革跟上去問題才能得到解決。

　　最近，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人民幣進入階段性貶值，從8塊2角7分變成8塊9角。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改革。例如前面提到離岸人民幣的回流機制，我們推出了QFII、RQFII。RQFII就是離岸人民幣的境外合格投資者；QDII、RQDII，RQDII是人民幣的境內合格投資者，還有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等等。

　　我們做這些事情，就是讓人民幣在國際上更加方便的流通，最終要達到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上可兌換。最近人民銀行又擴大了QFII的額度，讓更多的外匯、外資能夠參與國內資本市場的投資。有些國家已經把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像日本發行了人民幣的國債，把它作為儲備。

　　這張圖專門列出了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事情。2016年10月1號，人民幣開始成為特別提款權的成分貨幣，一次性比重達到10.9%，超過日元和英鎊，僅次于美元和歐元，是第三大貨幣。

　　下一步外匯改革的意義更加重大。原因在于我們繼續全面推進深化改革，這是中央的決策。習主席說了很多關于對外開放的話，比如我們要走全球化的道路，要堅持對外開放；我們反對保護主義、反對單邊主義。

　　中美貿易摩擦還在進行中，特朗普翻臉比我翻PPT都快，情況每天都在變。如果按照目前這樣中美互相加征關稅，使中美之間的關稅水平恢復到WTO之前，大家可以想想這是什么概念。現在美國在華投資遠大于中國在美投資，美國在華利益更多，我們一直說“斗則兩傷，合則兩利”，我們并不希望貿易摩擦繼續搞下去。

　　我們也做出了很多改革的姿態。下定決心要把負面清單縮得很短，這樣才能達到自由貿易的投資環境。我們要在國內練好內功。

　　習近平總書記去年在博鰲會議上，宣布了金融機構對外開放的時間表。他說金融機構對外開放，宜早不宜遲，宜快不宜慢。意思是早一點沒關系、快一點沒關系，就是不能推、不能拖。資本項目可兌換雖然現在有點停頓，但作為改革目標我們并沒有放棄。這兩天滬倫通剛剛開通了。滬港通在不斷擴大。第11輪中美磋商陷入了一些困難，我們的態度也是很明確，可能在G20會議時會有所進展。

　　最后總結一下。由于外匯改革，人民幣可兌換程度明顯提高，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最為重要的成果。作為開放的經濟，如果人民幣只能在國內用，卻不能出去用，這是不能想象的。雖然2015年以來，我們的外匯監管稍微加強了一點，出國的人都深有體會，中國人在境外使用人民幣還是十分方便。個人外匯使用方便到了這個程度，大概是本世紀才做到。個人信用卡可以到全世界花，意味著你購買貨物和服務已經可以自由兌換了。雖然你不能隨便換成美元現鈔，但你交學費、住旅館、買機票、吃飯用來消費是可以的。現在人民幣的可兌換程度，在改革開放初期想都不敢想的。

　　由于外匯改革，我們的經濟和全球打通了，有了一個全球估值體系，外匯匯率按市場供求來決定以后，國內的價格信號才能真正提高在全球范圍里的資源配置效率。

　　由于外匯改革，產業升級，企業競爭力升高，使得我們的外匯儲備大幅度升高，對于外匯管理的經驗和形式有了很多創新。由于我們的外匯儲備多了，我們的企業競爭力高了，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強了。2008年，我們成功的應對了美國次貸危機所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機，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穩定，外匯改革起了很好的作用。

　　下一步，中央非常明確，外匯還要進一步改革。歸根結底要把人民幣匯率機制更加市場化、更加開放，向著資本項目可兌換進一步努力，這就是外匯改革的終極目標。

責任編輯：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