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水鄉缺水誰的鍋？太湖周邊電子企業排放重金屬超標污水

　　作者： 繆琦

　　以水系發達著稱的江南水鄉缺水嗎？是的，不僅缺，有些地區還極度嚴重。

　　在近日舉行的《浙江省節水行動實施方案》解讀新聞發布會上，浙江省水利廳副廳長馮強提出了相似的設問：“浙江缺水嗎？實際上，浙江在水資源人均占有量、水資源時間分布和空間分布方面，都有短板。”

　　按照國際標準，人均水資源占有量低于1700立方米就為用水緊張警戒線，低于1000立方米為缺水，低于500立方米則屬重度缺水。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創始人、主任馬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對照國際公認的標準，浙江多年來處于國際用水緊張警戒線的邊緣，安徽處于缺水狀態，江蘇在重度缺水的邊緣，上海則為重度缺水地區。人均水資源短缺的同時，在世界的供應鏈上扮演越來越重要角色的長三角，也因為高密度產業的發展而承受壓力。

　　在馬軍看來，長三角的部分地區，原本水資源的短缺不像北方那么緊張，但產業發展帶來的用水過度和水污染等問題，讓水資源的整體挑戰變得嚴峻。

　　這也讓節水變得緊迫。近日，浙江省正式印發實施《浙江省節水行動實施方案》，旨在打造中國南方豐水地區節水“標桿”。今年以來，江蘇和安徽也陸續發布了節水政策。在長三角一體化的推進下，地區的節水有了更大的合力，而目標背后的挑戰及現實，仍然需要更多人的關注與行動。

　　關于江南水鄉的誤區

　　所謂的“江南水鄉”，與包括上海、浙江、江蘇和安徽在內的長三角地區，有著較大的重合。在普遍的印象里，北方嚴重缺水，而江南雨水充沛，水資源豐富，似乎很難與缺水聯系起來。

　　但馬軍表示，中國總體來說都是缺水的，這一總體情況近年來沒有發生改變。雖然水資源總量不小，但人均占有量僅為世界的28%。在長三角地區，由于人口和經濟要素密集等原因，人均水資源占有量還要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且存在空間分布不均的挑戰。

　　以長三角地區人均水資源最豐富的浙江為例，馮強表示，浙江人口和產業高度集聚，浙江省多年平均水資源量976億立方米，年人均水資源量1702立方米，人均水資源量不僅比全國人均水平低，而且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馬軍提出，長三角的人口密度總體很高，上海、蘇南環太湖和浙江杭嘉湖這樣的平原地區尤其如此。其中江蘇最為復雜，蘇北和蘇南差異明顯，連云港、鹽城這樣的蘇北城市降水量顯著低于江南，缺水極為嚴重。

　　“在江蘇內部，近年來也要依靠南水北調支撐蘇北用水。”馬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再加上化工等產業聚集導致了嚴重的水污染問題，蘇北的一些城市甚至不得不修建專門的調水管道，以解決當地的清潔用水問題。

　　在江蘇越來越多地區依靠水利工程體系調配水資源的同時，江蘇絕大部分地區屬于平原水網地區，一條河道嚴重污染往往波及整個水系，一個點源污染就可能影響整片地區，這讓集聚了高耗水、高污染行業的江蘇省壓力尤大。但所幸，隨著產業轉型升級和污水治理的努力，近年來江蘇的水資源污染問題有所好轉。

　　另一個需要打破的誤區是，如今各地爭相招商引資的IT電子產業，其實也是加劇水資源短缺的“主力”之一。

　　馬軍提出，在江蘇省的太湖沿岸，聚集著大量的IT電子產業。很多人認為這一產業是綠色甚至是虛擬產業，但其實這個行業的一些生產環節用水量特別大，同時也會產生大量的危險廢物，處置不當會導致重金屬污染等問題。

　　馬軍說：“我們曾對太湖周邊地區做過調研和檢測，一些大型電子企業流出的污水，重金屬超標情況嚴重。”同時，生產印刷電路板等電子硬件產品的用水量又相當大。另外，江蘇的化工、造紙、火電、鋼鐵、紡織，以及浙江的印染、化工等高排放行業，都增加了長江口和杭州灣海域的污染壓力。

　　除了上述空間分布不均問題，馬軍表示，長三角地區的水資源在時間上的分布也不均衡，比如梅雨季節的降水量比重特別高，讓人為“水”苦惱的同時，又增加了水資源利用的難度。

　　除了工業用水，長三角地區的農業用水和排放也不小。一方面，種植的主要是水稻等高耗水的農作物，一方面養殖業發達，養殖過程中排放的糞便和使用的抗生素等，都可能加重水污染的程度。

　　馬軍還稱，作為城鎮化程度較高及服務業發達的地區，長三角地區的城市用水量，也比其他地區有過之而無不及。

　　根據《2019年中國水資源公報》，2019年上海、江蘇、浙江和安徽的水資源總量分別為48.3億、231.7億、1321.5億與539.9億立方米。

　　與此同時，上海、江蘇及安徽的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分別為60.9立方米、65.6立方米以及74.3立方米，位于全國靠前位置；浙江省則為17.9立方米。

　　浙江省環境保護科學設計研究院、浙江省環境監測中心、浙江大學環境與資源學院等多家研究機構學者的研究結果顯示，2000~2014年，浙江省自然資源資產的負債累計達到2100億元。其中，大氣資源負債占比達到四成，水資源負債也接近三成。

　　節水行動進行時

　　自2019年4月《國家節水行動實施方案》印發實施以來，安徽、江蘇和浙江等地陸續出臺了因地制宜的方案。

　　作為中國的制造業大省和數字經濟大省，浙江省提出要建設成為南方豐水地區實施國家節水行動的標桿省份，其中，到2022年底，萬元GDP用水量、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較2015年分別降低42%和48%以上，規模以上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達到91%以上，城鎮居民年人均生活用水量控制在55立方米以內，農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數提高到0.606以上，全省用水總量控制在186億立方米以內。

　　馮強說，浙江省將以數字化助推節水的“強監管”。在廣泛收集數據的基礎上，深化大數據分析，對不同行業、門類、產品進行結構化解析、差異比對，結合已初步建立的縣域水資源承載能力評價指數、監測預警“五色圖”，整合建成節水數字化平臺。

　　《上海市節水行動實施方案》則明確了6項剛性約束指標，包括萬元國內生產總值用水量較2015年降低23%，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較2015年降低20%，規模以上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達到92.5%等。

　　其中，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降低的任務艱巨。為了工業節水增效，上海提出，推進工業節水技術改造，推動高耗能行業節水增效，并積極推進水循環利用。

　　隨著長三角一體化的推進，馬軍認為，不同區域之間的資源調配、污染排放的共同監管以及相應的城市規劃和產業布局，將可以得到更好的協同和統籌。也就是說，當前長三角地區的城市化已經連接成片，形成城市群，下游和上游就有需要更強的協調聯動，從規劃的角度來說，也需要更合理的布局，引導更加綠色低碳的發展。

　　在8月26日舉行的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開發者大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雄安新區建設首席顧問曲久輝表示，考慮到水污染治理本身就是一個系統工程，流域的系統治理至關重要。而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恰恰能很好地將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都統籌起來協同治理，在規劃政策措施和一些具體舉措上步調一致。這必將讓區域的水治理事半功倍。

　　曲久輝提出，長三角地勢低平、河網交錯，要從控源做起，實現對工業源、農村源、生活源的三源協同控制。其中，作為工業特別發達的區域，工業源是長三角地區的重要方面。他建議，除了國家的環保標準，長三角地區可以嘗試制定區域協同的規章制度，從制度供給上實現治水的更高效協同。

　　除了行政手段，價格機制和生態補償機制也是環境保護的有效補充措施。

　　作為全國首個生態省，浙江在今年5月啟動了新一輪綠色發展財政獎補機制，對出境水水質的獎罰力度明顯加大。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環境法專家鄭少華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生態補償機制一直是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示范區里相當重要的議題。按照規劃，長三角地區的生態補償機制及生態保護方面的制度創新，都將在示范區內率先嘗試。

　　從江蘇的節水工作來說，制約的主要因素是制度剛性約束不夠、節水內生動力不足。為此，江蘇省試圖加大力度推進水權水市場改革，開展水資源使用權確權，加強水權交易監管，規范交易平臺建設和運營；開展合同節水管理、水效標識、水效領跑等機制創新，建立多層次供水價格體系，靠價格杠桿實現節水；2019年，江蘇省在全國率先創新出臺了“節水貸”政策，有力促進金融資本進入節水領域。

　　除了政府的引導，社會組織、企業和個人也在積極參與。馬軍表示，自2006年開始建設的“蔚藍地圖”APP，讓用戶可通過5000個數據源，看到700萬家企業的環保數據表現，以及2萬多個河流、湖泊、飲用水源地等水質監測點等即時更新的信息。

　　比如，在“蔚藍地圖”輸入任何一家貸款企業或者上市公司，都可以直接查到該企業是否存在官方處罰的記錄。同時，廣泛服務于綠色供應鏈的“蔚藍地圖”，也被不少品牌納入了采購標準，推動了1.1萬家供應商改善環境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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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戚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