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蔡昉

　　近期，“雙循環”一詞成為業內討論和關注的熱點。

　　該如何理解中央強調的“加快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的格局？在疫情影響下，該如何找準突破口刺激內需，開啟內循環？

　　帶著上述疑問，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研究部專訪了CF40學術委員、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他認為，“雙循環”的提出，不僅僅是針對疫情而提的，也是在世界經濟大趨勢，以及我國老齡化加劇、人口總量接近于峰值背景下提出的。

　　蔡昉指出，當前我國還有很大一部分人群應該擴大消費而沒有消費能力，如果把這部分消費能力調動起來，內需還是可以大幅度提高的。而要想提高消費需求，主要應從三方面努力：第一，收入增長要保持跟經濟增長同步；第二，要改善收入分配狀況；第三，必須加大再分配力度。

　　“中國特色的再分配，更應該針對我國的特殊情況，當前最大的突破口就是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蔡昉說。

圖為蔡昉發布《2020·徑山報告》分報告一《中國的儲蓄率變化、決定及其影響研究》

　　Q：現在世界經濟增長率均線大概3%，您認為，未來五年我國經濟增長率會下降到多少？

　　蔡昉：這取決于怎么測算，從潛在增長能力方面看，根據生產要素供給和生產率提高的可能性測算，即使到2050年，我國的潛在增長率才會接近于世界增長率的均值，甚至還可能略高于均值，大概在3%—4%。此前我們的研究表明，潛在增長率一定是下降的，后來實際增長率的情況證明確實如此。那如何通過改革提高潛在增長率？實際上，如果改革得力，比如說戶籍制度改革，或者通過生育政策改革提高生育水平等，那最后潛在增長率是可以提高的。

　　未來五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下降多少現在不好評估。因為疫情的原因，今年的經濟增長率會很低，這樣一來我們的基數就下降了，也許明年會有一個恢復性的增長。但按照我們2012年根據人口等變量對潛在增長率的測算，“十二五”時期的潛在增長率是7.6%，最后的實際增長率是7.8%；當時測算的“十三五”時期的潛在增長率是6.2%，現在看來，如果不算今年的話，“十三五”的實際增長率應該是略高于6.2%的；下一個五年，潛在增長率應該在5.5%-6%之間。

　　潛在增長率反映的是供給側的能力，而影響實際增長率能否符合潛在增長率，則取決于是需求側的因素。不過，此次疫情對經濟增長帶來的是供給和需求兩側的沖擊。

　　Q：那現在該如何拉動內需？您如何評價目前我們已經出臺的一些政策對內需的拉動作用？

　　蔡昉：一個國家遭遇沖擊時，財政的刺激能力和救助能力，與儲蓄率特別是政府儲蓄率成正比。按照我們的儲蓄能力，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力度可以再大一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與美國等其他儲蓄率并不如我國高的國家相比，我們的刺激力度稍微小了一點。此外，財政政策要把錢花在刀刃上，雖然加大小微企業支持力度很重要，但也不能忽視更多真正需要救助的個人。

　　“雙循環”的提出，不僅僅是針對疫情而提的，也是在世界經濟的大趨勢，以及我國老齡化加劇、人口總量接近于峰值背景下提出的。如何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是我們當前必須考慮的問題。但是高質量發展所需要的好多要素還沒有真正培養起來，因此，在這些背景下，我們提出的“雙循環”會是一個影響經濟長期發展的指導原則。

　　如果從中央文件的表述來看，可以把“雙循環”理解為，與過去“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相比，現在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或軸心，推動國內國際循環互相促進，這是一點很重要的變化。如果考慮到我國14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18%，我國最終消費的世界占比僅為12%，尚未充分發揮世界重要市場的作用，不把自己的十幾億人的消費充分調動起來，也不能叫國際大循環。

　　對于當前也在強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去有人把它狹義理解為去杠桿、去庫存、降低負債率等，但站在更廣的角度看，它是從供給側的角度來改善生產要素的供給能力，提高勞動力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最終的目的是提高經濟的潛在增長率。

　　Q：您認為，“雙循環”會是未來五年或十年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嗎？

　　蔡昉：肯定會，與其說是指導思想、基本原則，我更愿意稱呼它是未來這么一個新的格局，其實要實現這個新格局，沒有幾年的時間是做不到的。而形成之后也不會隨便就放棄了，所以我認為，這會是未來很長時間的一種發展方向，是未來的一種新格局。

　　Q：“十一五”時期我國就提到擴大內需、刺激內需的戰略，現在重新提出來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再次拉動內需。與過去相比，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新思路去拉動內需？

　　蔡昉：不能說過去做得不夠好，而是我們還沒有把內需的潛力挖盡。現在我國還有很大一部分低收入人群應該消費而沒有消費能力，如果把這部分消費能力調動起來，內需還是可以大幅度提高的。

　　我認為，提高消費需求的努力，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收入增長要保持跟經濟增長同步。第二，要進一步改善收入分配狀況。富人太富，只能儲蓄；窮人太窮，想消費，但消費不起。第三，以上兩點還不夠，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普遍的高基尼系數，到高收入國家基尼系數會一下子降下來，原因是什么？是因為一個國家進入高收入階段之后，政府加大了再分配力度，用稅收和轉移支付的辦法一下子就把基尼系數縮小了。所以，要想改善收入分配，政府必須加大再分配力度。

　　要想實現“雙循環”，就必須改善收入分配，而對改善收入分配最終起作用是再分配。這就是我們的最終手段，加大再分配的力度，主要措施例如：能不能做到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能不能把義務教育擴大到12年等。

　　Q：拉動內需，首先要克服的困難是什么？

　　蔡昉：就是再分配。國外講再分配主要是兩點，一個轉移支付，一個稅收，這些我國都有繼續推進的余地，但是我認為，中國特色的再分配，更應該針對我國的特殊情況，當前最大的突破口就是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如果能把城市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惠及到農民工身上，政府固然要花錢，但是農民工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也會大幅提高，基本公共服務保障能力也就讓這部分人群后顧無憂地去消費。

　　Q：內需和外需如何實現互相促進？如果防控疫情成為常態，會對中國經濟產生多大的影響？

　　蔡昉：防控疫情本來就應該成為常態。如果你說的是疫情成為一個常態，那就相當于說經濟增長的名義值變了，疫情對我國和各國都是一個常態，而我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仍然不變，作為其他國家的外需該多大份額也還是固定的。因為有些需求是剛性的，有些產業鏈是已經確定的，一時也改變不了，尤其是在常態化的疫情防控情況下，有些產業鏈也不可能完全轉變。所以，相對來說，我國的出口占世界貿易中的份額是相對固定的，但受疫情影響，肯定會有短暫的下降，未來很可能會恢復到相對的正常水平，但卻不會完全恢復到疫情前的那個份額。

　　因為某些國家對中國是有特殊對待的，有脫鉤傾向的，所以，我國面臨的外部環境會比過去更為嚴峻，但是我們也可以做更大的努力去彌補這一點。從這個意義上說，之所以強調再分配，因為一般來說市場具有的分配功能是有限的，勞動力市場可以幫助窮人找到工作從而增加其收入，但是讓窮人趕上或者接近富人的生活水平，市場機制自身做不了這一點。如果想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終究還是要回到再分配問題上。經濟高速增長期的國家，發展速度快，會迅速向高收入國家靠近，但是貧富差距也在加大，但是一旦進入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以后，歸根結底都要解決收入差距問題，所以，再分配的相對力度就會越來越大。

　　Q：“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您認為每個需求因素會分別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蔡昉：準確的數字很難預測，我覺得目前保持這個結構變化趨勢是可以的，也就是說消費需求的比重還是應該會顯著上升的。外需可能不會回到以前的水平，投資需求的潛力也并不大，因為當增長速度下降，投資也回歸到均值。因此，經濟增長越來越仰仗消費需求的增加，以及對GDP增長貢獻率的繼續上升，但是要想保持消費需求的提升，就必須拿出真正的辦法來。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