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緩解在華日企經營壓力 探索疫后中日經貿新機遇

　　陸長榮 陳歡婷

　　（陸長榮系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德國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歡婷系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學生）

　　為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日本經濟產業省推出了高達108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7萬億元）的抗疫經濟救助計劃，其中出資2343億日元幫助日企回歸或轉移到東南亞國家的消息，引起了廣泛關注。

　　盡管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廣州代表處）前不久公布的“疫情對在華日企影響”調查，近八成受訪企業表示暫無撤離中國的計劃。但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緊張態勢下，上述舉動不免讓我們擔憂。當下中日共同面臨著后疫情時代的威脅，尤其是兩國對貿易、健康與安全的訴求趨近，更應和衷共濟。因此，為緩解在華日企的經營壓力，鼓舞在華日企共同應對“瓶頸期”，我們應積極探尋中日經貿的新機遇。

　　在華日企陷入經營“瓶頸期”

　　當前，在華日企已超過3.2萬家，其中制造業企業數量最多，占比高達42%，零售批發業占33.2%，服務業占12.2%。作為在華跨國企業的重要組成，日企往往能夠最先感受到中國及全球形勢的變化。貿易摩擦與疫情使大國關系變得撲朔迷離，同時近年來人力成本逐年遞增、中國企業競爭力提升與中美貿易摩擦后對進出口的管制，以資生堂和日清食品為代表的眾多在華日企面臨維持現狀還是調整戰略的兩難困境。日資企業通過長期布局，不僅深刻影響中國的整體經濟走勢，而且關乎無數中國員工的切身利益。日企面臨的經營難題需要引起社會各界的重視與關注。

　　全球生產早已成為當前跨國企業的主要生產模式。因此，任何一個國家甚至城市工廠中的產業鏈出現問題都可能造成某種商品生產的中斷。此次疫情暴發徹底暴露了在華日企的產業鏈分散弊端。疫情暴發后，世界面臨“隔離”的嚴峻局面，這直接對依賴中國生產的跨境企業造成深刻沖擊。2019年，中日雙邊貿易總額高達3000億美元，中國是日本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國和進口來源國。以紡織類產品為例，日本市場的六成服裝鞋帽成品從中國進口，從事相關貿易的中小企業都與中國的產業鏈有關，中國出現大范圍的停工直接沖擊了在華從事紡織生產和出口的日本企業。

　　無獨有偶，汽車生產行業同樣受到產業鏈斷裂的沖擊，如豐田、日產、馬自達企業的部分零件是在中國湖北生產，再送至日本工廠整車組裝，疫情直接導致豐田等日本當地汽車生產停滯。

　　上述在華日企是日本國內供應鏈中斷的縮影，因此日本官方考慮調整長期形成的海外產業布局，抵御生產鏈分散帶來的風險。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已迅速演變為全球的“灰犀牛”事件。跨國交往的疏遠與供應鏈的斷裂反映全球化的脆弱性，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克爾近期都表達過“疫情會改變全球化的性質”的言論。我們不得不警惕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或將助長各國逆全球化勢力，并對在華企業心態造成深遠影響。它們可能會為了自身供應鏈長久安全性，選擇接受母國的幫助并回歸。

　　后疫情時代的危與機

　　盡管在華日企面臨一系列諸如產業鏈分散、中美貿易摩擦、逆全球化浪潮帶來的經營困境，但是日企在華發展依然是以危中有機為基本面。尤其在疫情之下，我國所展示的穩定的經濟社會、積極的制度幫扶、強大的國家形象，無疑提振了日企在華發展的信心，也為中日未來的合作注入一劑“強心針”，我們更應借此機會發展鞏固中日友好關系。

　　1．以產業鏈黏性培養在華日企的生產慣性。

　　應對日本在華制造業轉移的風險，關鍵在于緩和日企對在華生產的擔憂。針對本次因疫情受損的日企，有關部門應做好服務和安撫工作，在稅收管理、復工扶持方面提供便利，在日企中培育并形成對在華投資依舊懷有信心的主流意識。

　　從長遠來看，優化日企經營環境、提升日企對我國產業鏈的黏性則是一個更為關鍵的思路。對此，我國應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與外商投資環境的相關法律環境，深化管理體制改革，向外界釋放擴大開放的信號。當前，應繼續推進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等一體化協同發展，形成良好的國內經濟循環，使日企可以依托穩定的全要素市場抵消疫情后快速上升的生產成本。

　　再者，我國需順應疫情下全球產業鏈布局正在發生的“縱向分工縮短，橫向分工聚集”的變化趨勢，加快全球產業鏈集群在發展成熟的長三角地區的布局和建設，最大程度地降低在華日企再次出現供應鏈中斷的風險，從戰略上提振在華日企的經營信心。

　　2．從“制造”到“智造”，轉變中日傳統經貿關系。

　　同時，我們應著眼于中國企業產業鏈中高附加值環節，發展中日企業合作新模式。隨著國內產業結構的優化與生產成本的上升，中日傳統的中低端產業鏈分工合作模式已逐漸落伍。我國應憑借產業類型完備和經濟紅利等優勢，吸引日本企業積極參與新興領域的合作，培育新型合作模式。如針對疫情后全社會對公共衛生醫療的普遍重視，中日企業可合作建立養老抗疫平臺。發揮中國的大數據技術和日本醫療服務的優勢，突破傳統中日產業鏈上下游經貿關系。

　　再者，推動構建穩固的“中國資金+日本企業”模式。鼓勵中國投資者投資日本的中小企業，在東亞區域乃至全球市場拓展新的銷售渠道。中日經貿關系的合理調整可緩解緊張態勢，為在華日企搭建友好合作的平臺。

　　3．同舟共濟，助力日企應對逆全球化風險。

　　面對各個領域的逆全球化威脅，我們尤其需要認清經濟合作在中日關系中的重要功能。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曾多次提出日本要做“自由貿易的旗手”。可見，在反對美國當前盛行的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戰略上，日本與中國是相向而行的。作為中日韓自貿區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重要參與方，中日應擱置對區域貿易規則的主導權競爭，將反制美國貿易保護主義作為協調各方行動的優先目標。

　　在具體實踐中，中日應考慮擱置利益最為敏感的領域，如知識產權保護、數字經濟等“深水區”，在貨物、服務、投資便利化等雙方擁有共識的領域優先實現高水平的階段性協定，包括實現區域市場內的標準體系兼容、推動雙方市場監測標準的互相認可、降低貿易堡壘、推動企業進出口貿易的增長。再者，探索電商跨境發展合作，激發中日企業的活力，借助電商平臺為在華日企打開消費市場。在此基礎上建立中日跨行業企業聯盟，組建技術創新聯盟，吸引有實力的企業實現優勢產業技術互補。

　　對于中日經貿關系的未來，我們應自信雙方都有足夠的動力推動區域經濟合作的發展，為企業打造濃厚的經營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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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覃肄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