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龍的“黃馬甲”之困

　　孫興杰

　　馬克龍妥協了，法國政府基本已經確定將燃油稅從2019財年中挪出去了，至于說怎么調整預算，那是政府的事情了。但這樣的妥協來得太晚了，也太小了，黃馬甲運動已經成了氣候，周末還是要上街，而且提出了更加廣泛的要求，比如提高最低工資、對跨國公司進行征稅。另外，黃馬甲運動要選出領導人，當然是通過網絡進行選舉，從對抗性的運動變成了有訴求、有組織的運動， 法國的黃馬甲運動已經匯入了歐洲民粹主義運動的大潮之中。立志要改革法國的馬克龍總統已經被套上了黃馬甲，要消弭這場運動帶來的影響，恐怕沒有那么容易。

　　因為柴油稅要在2019年1月1日上漲約合人民幣5毛錢，法國人穿上黃馬甲走上了街頭抗議，三周之后，馬克龍政府妥協退讓了，內閣總理菲利普宣布燃油稅凍結六個月，但是這種政治操作顯然難以取信于民，凍結六個月，然后呢？還是要加稅啊。馬克龍再退一步，從財政預算中拿去這塊收入，基本算是擱置燃油稅。

　　馬克龍上臺之后，例行改革，包括勞動力市場的改革， 也是遇到了大規模的罷工，但是并沒有演變為街頭抗議，甚至是騷亂。他對富人進行減稅，主要是要吸引富人投資法國，從而帶來經濟學上所說的涓滴效應，大河有水小河滿，富人有錢了， 窮人也能沾光。不能說這個思路是錯的，美國也是這么做的，但是他不應該給窮人加稅，尤其是燃油中的柴油。

　　為了減少碳排放，增加燃油稅，同時呢，引導消費者購買新能源汽車，給予一定的補貼。這樣的想法也不能說是錯的，符合一般經濟調控的做法，但是帶來的直接效應就是拿窮人的錢補貼富人。一是，中下層民眾普遍是柴油車的消費者，對柴油征稅當然就是對窮人征稅了，另外，窮人買價格比較高的新能源汽車的可能性比較小，因此，通過征稅和補貼其實就完成了財富的重新分配；二是，燃油這種消費品的需求彈性并不大，不能因為加了稅就不開車出門了，同樣的稅在窮人和富人身上的反應是不一樣的，稅負的痛感是有差別的，窮人對加稅當然是敏感的了。

　　馬克龍因為減少“社會團結稅”，也就是給富人減稅，已經戴上了“富人總統”的帽子。這次加燃油稅之所以引起劇烈的反彈，根本原因其實是馬克龍踩到社會的敏感神經。在經濟增長比較低迷的時候，人們更看重財富的分配，稅收無疑是調整財富的最基本手段。馬克龍為富人減稅，為窮人加稅的做法，讓他的改革失去了民眾的信任，甚至是合法性。《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皮凱蒂就認為，馬克龍的改革理念已經過時了。

　　改革，不僅依靠理念，更需要政治智慧。任何改革都是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需要拿捏改革的進程，在保持政治經濟局面大體穩定的前提之下推進改革。馬克龍無疑有些著急了，他想成為戴高樂一樣的強勢領導人，只不過，馬克龍并沒有戴高樂那樣的政治經歷，也沒有那樣的政治威望，但是他卻面臨著類似于1968年的社會政治運動。馬克龍的改革并不接地氣，法國有88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當這些貧困的民眾為了自己的生計奔波的時候，他們并不關心巴黎氣候協定，也不會關心碳排放。馬克龍關心的問題跟普通民眾并不在同一個頻道上，讓民眾接受燃油稅，無異于路易十六的皇后安托瓦內特對窮人說，為什么不吃蛋糕呢？跟“何不食肉糜”也是如出一轍啊。

　　馬克龍被視為或者被認為是歐洲反民粹主義的代表，他擊敗了極右翼的國民陣線領導人成為法國總統。他勝選，意味著法國沒有民粹主義領導人上臺，而他上臺也打破了原先政黨政治的結構，他組建的“前進黨”是伴隨著競選過程而壯大的，也是受到了馬克龍當選而成為議會第一大黨。所以說，馬克龍本身就帶有一定的反建制色彩，而黃馬甲運動則是升級版的政治運動。

　　短短三個星期，黃馬甲運動從反對燃油稅開始，已經具有了更廣泛的議題，核心就是窮人的權利和利益。從自發的上街抗議活動，直至線上和線下結合起來，通過在網上遴選領導者，黃馬甲運動也有了自主和自覺意識。在未來，黃馬甲運動有可能會朝著意大利的“五星運動”的方向發展。沒有集中或者明確的政治目標，但是卻可以動員極大的力量，最終能夠登堂入室，成為重要的政治力量。

　　黃馬甲運動和德國的選擇黨的崛起一樣，證明法國和德國也不可能從政治經濟周期中免俗。2008年金融危機沿著金融危機-貨幣危機-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的軌道演變。即便如默克爾這樣的磨盤政治家也面臨著崩盤的風險。馬克龍的地位還沒有默克爾那么穩固，但是現在他已經成為民粹主義歐洲海洋中的一座孤島。

　　經濟危機是市場出清的機會，過多的干預可能會緩和危機，但是只是延遲了危機的成本。十年輪回，現在來看，出來混，總是要還的。法國改革面臨的主要問題還是公平分配的問題，加上移民問題，同處于大都市的空間中，但是卻分裂為不同的世界，當不同的世界被強行疊合在一起的時候，難免會發生沖突。黃馬甲運動就是不同世界折疊后的撕扯和對抗，而這件馬甲無疑已經套在了馬克龍的身上。

責任編輯：張國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