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文報道：

　　大國行長周小川①|中國技術官僚的高峰

　　大國行長周小川②|不會打羽毛球的音樂劇教授不是好央行行長

　　大國行長周小川③|改革藝術：有窗口果斷推進，沒窗口不硬干

　　大國行長周小川④|臨別忠告：要重點防止“明斯基時刻”

　　澎湃新聞記者 陳月石 來源：澎湃新聞

　　15年彈指一揮間，已年滿70歲、“超齡服役”的周小川3月19日正式謝幕。從2002年底從證監會主席調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算起，他是歷任央行行長中任期最久、最具國際影響力的一位。

　　2018年3月9日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中心記者會，成為了周小川央行行長生涯的一個公開“告別演出”。在被問及有沒有特別難忘的和遺憾的事時，周小川說，能跟大家一起，將金融改革開放向前推進，是件很有幸的事。

　　擔任央行行長的前十年，從推動瀕臨技術性破產的國有商業銀行股改，到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和利率市場化改革，周小川身上一直貼著“改革者”的標簽，英國金融時報評價其是“中國最有能力的技術官僚”。因在全球金融危機中的應對表現，周小川在2011年被國際金融領域權威雜志《歐洲貨幣》評為當年的全球最佳央行行長，更因“掌握著世界經濟的命脈，對世界經濟的穩定非常重要”在2010年排在美國《外交政策》雜志評出的年度“全球百大思想家”的第四位。

　　在破例留任的后五年，周小川和他領導的中國央行“收官”利率市場化（編注：截至2015年10月，央行取消了存貸款基準利率上下浮動的限制，不過，央行目前仍運用存貸款基準利率對金融機構利率定價進行指導），推動了影響全球金融市場的“8·11”匯改，并力促人民幣成功入籃。

　　而周小川留給后繼者的，是一個“將在新的金融監管框架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的中央銀行，也是一個國際地位今非昔比的中央銀行。

　　2018年3月19日上午，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七次全體會議決定易綱為新一任央行行長。

　　“人民幣先生”的匯改三部曲

　　過去15年里，在一系列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中，周小川都扮演著“關鍵先生”的角色，外媒甚至給他冠上了“人民幣先生”的頭銜。這是歷任中國央行行長中，惟一被冠以“人民幣先生”頭銜的央行行長。

　　早在五年前周小川留任時，華爾街日報就曾撰文稱，這暗示中國希望繼續推進由周小川主導的金融改革，包括轉向更加靈活的匯率機制。而在他破例留任的第一時間，在2013年的全國“兩會”期間的新聞發布會上，周小川已經承諾，將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穩步開放中國跨境資本流動。　

　　對于這個“人民幣先生”的光環，周小川并不完全認同。

　　“假如由于我的談話對人民幣有影響，才叫我‘人民幣先生’，我覺得這個稱呼不合適。但如果是因為人民幣匯率改革，那倒是未嘗不可。”周小川早年在接受中央電視臺采訪時如是說。

　　2005年7月21日晚，中國央行突然宣布：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浮動匯率制度，并一次性對美元升值2%。這一消息當時震驚了整個世界。

　　2010年6月，在經過長達5年的單邊升值后，央行宣布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2012年，央行將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浮動幅度由原先的千分之五擴大至百分之一。

　　在2013年周小川再度擔任央行行長之時，在許多經濟學家眼中，完成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是央行迫在眉睫的問題。

　　2014年3月，央行第三度擴大匯率浮動區間，將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由1%擴大至2%。

　　這只是后續改革的一個序曲。2015年8月11日，周小川領導的中國央行給了市場一個措手不及。

　　當日，央行宣布調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做市商參考上日銀行間外匯市場收盤匯率提供中間價報價。這一調整使得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機制進一步市場化，更加真實地反映了當期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

　　不過，市場顯然并未準備好，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較快貶值引發了國內外金融市場動蕩，中國央行不得不著手抑制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貶值速度。

　　“大家對8.11匯改有很多議論，覺得選擇的時機不對。但是我認為，8.11匯改只會遲到，不會缺席。”原國家外匯局國際收支司司長、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高級研究員管濤如是評價這次匯改。

　　在811匯改啟動半年后，周小川在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改革的藝術在于：有窗口時就要果斷推進，沒窗口時不要硬干，可以等一等，創造條件。”

　　謹慎起步，利率市場化進入新階段

　　不同于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上的“出人意料”，周小川領導下的央行在利率市場化上從謹慎起步，并在2015年正式取消利率管制。市場首先迎來的是貸款利率管制的全面放開。2013年7月20日，央行宣布取消了金融機構貸款利率0.7倍的下限，由金融機構根據商業原則自主確定貸款利率水平，從而徹底將貸款的定價權交還給銀行。       

　　在完成貸款利率這一“水到渠成”的改革后，存款利率市場化這一更為難啃的硬骨頭開始加速推進。2013年底，央行開始推進同業存單發行和交易。搭著降息的順風車，利率市場化在2014年年末突然加速。2014年11月22日，央行將金融機構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由存款基準利率的1.1倍調整為1.2倍。

　　在隨后的五次降息中，央行四度出手調整存款利率浮動上限，并最終在2015年10月24日，宣布不再對商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等設置存款利率上限。至此利率管制基本取消，利率市場化改革進入了新階段。

　　在推進利率市場化的同時，周小川完成了一項從其上任前就已經擺在案板上的工作——出臺存款保險制度。2014年11月30日，醞釀了21年的“中國版”銀行存款保險制度開始征求意見，2015年3月31日的正式發布，并從2015年5月開始實施。

　　事實上，中國的存款保險制度從1993年開始討論，到2014年開始立法，經歷了21年。作為央行行長的周小川，在呼吁存款保險制度出臺上，可謂不遺余力。在存款保險制度出臺之前，周小川在2013年下半年兩度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公開闡述中國版的存款保險應該實行有限賠付和基于風險的差別費率。而從最終落地的存保制度看，與周小川發表的文章頗為契合。

　　國有銀行股改的堅決高效領導者

　　事實上， 自2002年被委以央行行長重任開始，“改革者”的標簽一直伴隨著周小川。

　　先于利率市場化和匯改，對從證監會主席調任央行行長的周小川來說，擺在其面前的難題，是國有商業銀行的股改。在周小川出任央行行長前后，國際上的一些經濟類刊物紛紛刊文稱，中國的商業銀行瀕臨“技術性破產”。

　　隨后，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試點的大幕拉開。2003年11月，國務院成立了國有商業銀行股改領導小組，履新不足一年的周小川擔任了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這個領導小組在隨后的近7年時間中，以一種堅決而高效的姿態來主導整個改革。

　　事實上，周小川的國有商業銀行股改之旅早在1999年就已經起航。

　　1999年，時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的周小川，就已經明確提出了公開上市的戰略設計：即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從道路選擇上，應當參照國有工業企業改革的成功之處，實行股份制改革和公開上市。

　　2004年1月，注資國有商業銀行的方案終于露出廬山真面目，動用的是國家外匯儲備。這一創新思維，突破了以往充實商業銀行資本金的模式，最終通過核銷、剝離、注資和上市的四步走完成了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

　　十余年后，周小川在2017年的陸家嘴論壇上回顧這場他主導的改革時說：“當年我國引入外資銀行，最開始希望引入資本。回過頭來看，國內商業銀行從競爭中學習到了很多內容，為我國金融業帶來了產品的演變、市場建設、業務模式、管理經驗等一系列的變化。后來又通過競爭性股改上市，國內銀行的經營效率、資產質量、公司治理等都有了較大的提高。” 

　　隨著2010年7月中國農業銀行成功在上海和香港上市，國有商業銀行股改完美收官，更是屢屢登上全球市值最大銀行的排行榜，可是作為改革推動者的周小川卻警告說，“中國銀行業任何時候都要強調風險意識。”

　　力促人民幣成功入籃

　　周小川執掌央行的后一半時間，人民幣國際化經歷了2009年的啟航、并在2016年迎來里程碑事件——人民幣成功入籃。

　　2009年7月2日中國啟動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一位參與這一機制設計的國有大行人士在回顧時坦言，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程度遠遠超出了預期：“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亞洲經濟體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開始考慮通過本幣結算減少美元的依賴，從貿易需求開始，人民幣國際化就此起步。”

　　盡管周小川說過人民幣國際化沒有預設節奏，但中國一直在積極尋求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的貨幣籃子。在2010年，當時由于未能滿足“可自由使用”的要求，人民幣未能如愿入籃。

　　五年后，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納入SDR貨幣籃子，與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一起，躋身全球最重要儲備貨幣之列，成為僅次于美元和歐元的第三大權重貨幣。

　　作為這一事件的親歷者和推動者，周小川在人民幣入籃一年之際在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人民幣加入SDR是這個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要事件，也可以說是上了一個大的臺階或走過一個里程碑，它既是改革開放的成果，也是下一步改革開放重要的推動力。”

　　“這看起來不是特別影響我們每天生活的一件事情，但是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對中國這樣一個國家以一個平和、共享包容的心態越來越深的介入國際經濟金融治理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央行副行長易綱如是說。

　　談及近十年的人民幣國際化道路，周小川在其最后一場記者會上說，主要的政策該研究的都已經研究了，主要的步驟該做的都已經做了，市場參與者的使用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誰也強制不了誰。 

　　中國貨幣政策的代言人

　　周小川擔任央行行長的15年，中國經濟歷經了“高增長、低通脹”的“黃金時期”，也遭遇過艱難的自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并在現在中告別超高速增長的時代，與此同時，中國的貨幣政策調控方式也逐步從從數量轉向價格，從全面調控逐漸走向精準。

　　從周小川登上央行行長開始，中國貨幣政策經過的兩個緊縮和兩個寬松周期。存款準備金率和降息等貨幣政策工具“出鏡率”極高，對一年期存款和貸款利率的調整都超過20次，動用存款準備金率超過了40次。

　　不過，近年來，央行在貨幣政策調控上越發靈活，從“酸辣粉”（常備借貸便利，SLF）、“麻辣粉”（中期借貸便利，MLF）到“甜辣粉”（臨時流動性便利，TLF），央媽接連端出一道道菜品，令市場眼花繚亂。

　　“中國央行采取的多目標制，既包含價格穩定、促進經濟增長、促進就業、保持國際收支大體平衡等四大目標，也包含金融改革和開放、發展金融市場這兩個動態目標。”周小川曾面向國際社會詳細闡述了中國央行選擇多目標貨幣政策框架的原因。

　　作為中國貨幣政策的代言人，自2008年起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持續攀升， “流動性過剩”成為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一個名詞，“貨幣超發”的爭議接踵而來。  面對質疑，周小川多次公開強調，將注重通貨膨脹的防治，堅持貨幣穩定，他更是發出“不要讓老百姓手里錢毛了”。不過，周小川同時強調，“中國需要在最短時間內恢復經濟，于是采取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但‘吃藥肯定有一點副作用’，如果當時退出政策再快一點效果可能更好。”

責任編輯：楊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