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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財經訊 5月16日消息，“2020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特別策劃線上舉行，本屆論壇的主題是“金融戰疫，共克時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劉國恩出席并發表演講。
劉國恩認為，中國資本市場的韌性同兩個因素有關，第一個是與開放程度有關，第二個是新冠疫情這次來襲在中國是首當其沖，但是這也僅僅是第一波的影響而已，我們對未來的影響還要更多的去考慮它更大的一些沖擊和危害程度。所以無論是資本市場也好，還是宏觀經濟也好，它未來的走向和發展根本上還是取決于新冠疫情在未來的半年、一年甚至更長時間里邊的走向，以及我們是否能夠采取更有效的、科學的抗疫行動。
附發言實錄：
謝謝，今天很高興參加論壇，我知道我們這個環節的主題是疫情對資本市場的影響。
剛剛聽到前面幾位嘉賓討論到中國資本市場在過去幾個月內體現出的比較好的韌性。我想中國資本市場的韌性同兩個因素應該是有關的，第一個是和我們的開放程度有關，第二個是我們新冠疫情這次來襲在中國是首當其沖，但是這也僅僅是第一波的影響而已，我們對未來的影響還要更多的去考慮它更大的一些沖擊和危害程度。所以我覺得無論是資本市場也好，還是宏觀經濟也好，它未來的走向和發展根本上還是取決于新冠疫情在未來的半年、一年甚至更長時間里邊的走向，以及我們是否能夠采取更有效的、科學的抗疫行動。
目前來看，新冠病毒在全球已經導致了四百多萬的確認感染者，接近31萬人死于這場大的瘟疫，為了更好的理解瘟疫給我們造成的影響，我想如果我們能夠很快的回顧一下人類在過去的幾個世紀當中面臨的同樣、甚至更大規模瘟疫的時候，大概情形是什么樣。
如果我看過去2000年的基本情況的話，我們注意到在人類歷史上至少有三大次的全球性的大瘟疫，給人類造成了致死的情況非常的嚴重。第一次就是在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左右，還有一個是中世紀的時候，再一個就是20世紀初面臨的西班牙流感，這些大的世紀瘟疫加起來造成的死亡人數都超過了5億多人，其實它這個數字已經遠遠大過于在這兩千年過程當中人類自身戰爭造成的死亡情況。那我們今天面臨新冠病毒的第一波的沖擊以后，現在中國的情況相對來說比較好一些，我們無論是感染的情況還是致死的情況都處于一個相對可控的狀態，在前期情況來看，如果我們考察目前所看到的確診人數，絕大多數的國家目前都處于一個比較平緩甚至在下降的這么一個趨勢，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除了巴西還有俄羅斯可能情況稍微嚴重一些，整體情況來說還是比前段時間來說有所緩解。當然如果我們考察第一波造成的死亡情況，情況差不多，大多數國家除了巴西之外，死亡的人數從每天的情況來看都處于一個穩定甚至逐步下行的這么一個狀態。
我們目前處于第一波，對中國來說處于第一波的后期，目前我覺得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更好的去反思分析新冠病毒它的風險程度以及它未來可能變化的情況，才可能使得我們應對未來的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的疫情上更有效。我們看到新冠病毒就它的風險上來看，如果我們把它分成感染風險和死亡風險的話，其實它的異質性非常的大，此話怎講呢？如果我們來考察新冠病毒感染風險與年齡的相關程度，其實并沒有表現出與年齡增長單向變化的情況，也就是說年輕人和老人包括中年人在感染風險上并沒有特別大的差異，但是一旦感染以后我們注意到，死亡風險和年齡就是高度的正相關，目前數據顯示在50歲以下的感染者他面臨的死亡風險是極低的，都是在千分之一以下，也就是說它比常規的季節性流感造成的死亡風險還小。可是如果當我們的年齡層跨過了50以后，那這個死亡風險就大幅的上升。
另外一個死亡風險和我們每個人的基礎疾病有關，這個基礎疾病特別包含了五大類的疾病，一個是心血管疾病、一個是糖尿病、一個是慢性呼吸道疾病，一個是高血壓，一個是腫瘤，如果有這五個基礎性疾病的人群，他們面臨的死亡風險也很高。所以新冠病毒它的特征和過去，比如說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比它是很不一樣的，不同人群面臨的風險是非常不一樣的，很多病毒學家甚至把它稱為完全不同的一種疾病，對于不同的人群來說。
第二個我們來判斷和分析它的風險的時候還要考慮到它在短期和后續的影響是不一樣的。如果我們看美國的情況，在過去一百年當中，經歷的最大的一次全球性瘟疫就是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我們可以注意到在西班牙流感來襲以后，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人的死亡風險是劇烈的上升，可是我們也注意到，到1919年和1920年的時候，它的死亡風險又是劇烈的下降，也就是說這個上升和下降的幅度都已經跨越了它一百年的平均趨勢，也就是說在面臨這樣大瘟疫的時候，很多身體脆弱的人群可能會提前死亡，那就意味著他第二年、第三年的死亡風險會下降，也就是說所謂的“收割效應”會在大瘟疫前顯得特別的突出，這也是我們認識新冠病毒風險的時候應該考慮的一個因素。
再一個，我想看待新冠病毒的風險應該把它和過去我們發生的那些重大的全球性的大疫病做一些比較是很有益處的，比如和2003年的SARS相比，這個還是記憶猶新的。無論是從風險的感染來看，還是感染以后的死亡率來看，SARS都要比新冠病毒嚴重得多，比如我們從沒有干預情況下的自然再生率來看，SARS要比新冠病毒要高，也就是說一個患者會傳染給幾個患者。從得了病毒感染以后，死亡風險SARS也比新冠病毒要高。為什么我們看到的這些數字和我們在真實世界里邊感受的情況又不一樣呢？真實世界里邊SARS和新冠比，無論是感染人群還是死亡人群都要遠比SARS大很多，這取決于新冠病毒和SARS在屬性上是很不一樣的，其中一個屬性就是SARS我們要把它比喻成其中一個敵人的話，它是比較容易發現敵人，因為SARS一旦感染以后它的病情會迅速的加重，從而到醫院里面救治，也就是說我們很少發現一個人感染SARS以后還會出現沒有癥狀甚至很輕的情況，也就是說我們比較容易的找到敵人并且在醫院層面上進行全方位的隔離，這個隔離層面相對來說比較低。可是對于新冠病毒而言情況非常不一樣了，絕大多數情況是處于一個無癥狀或者感染以后也是輕癥，也就是說大多數的敵人是埋藏在整個人群當中，我們是很難通過全方位的隔離，封鎖的手段來實現對敵人進行全面的圍堵，能夠更好的把它控制起來。這樣的話就引出了我們如何能夠采取更科學的手段來應對隱藏性極大的新冠病毒的這場戰役。
我想我們可以簡單的回顧一下過去幾個月當中各個國家采取的方法，大概可以分成兩大類，第一類叫做保守類行動，其中主要是基于癥狀發生以后、出現以后我們來進行檢查，進行追蹤、進行隔離，這種方法也是我們中國采取的一個主要方法，這種方法它的問題是什么呢？就是因為要基于癥狀來進行檢查，所以它放走了這個“敵人”所謂I類錯誤比較大，因為大多數人是沒有癥狀的，你查不到它。II類錯誤也會產生我們把很多好人也進行了隔離，為什么有很多好人被進行隔離呢？因為我們一旦發現某一個人產生了這種癥狀以后，我們找出來和他產生過任何接觸的人都進行隔離，其實我們并不清楚這些和他發生關系的人是不是發生感染了，所以說II類錯誤也比較大，這是說的比較保守的一種做法。另外一個極端的或者非常式的打擊方法就是對一個城市、一個地區進行全面的封鎖，這個效果當然非常有助于我們找到新冠病毒這個敵人，I類錯誤基本上是零，但是II類錯誤就大幅度增加的，因為你要讓廣大的居民都要同樣的受到封鎖的影響，要全面的隔離，所以產生的經濟、社會和人文方面的代價是非常巨大的。當然它的好處是你會讓敵人跑不掉，這個做法顯然是不具有可持續性的，采取這種極端的做法。那么在這兩種方法之間我們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呢？基于目前我們對新冠病毒的科學認識，其實很多學者們也提出了一些可供我們進一步去分析思考甚至參考的辦法，這里面我列舉兩位經濟學家提出的看法，我認為是非常值得我們重視的。
第一個是諾貝爾學獎得主波恩·魯默提出的看法，他認為病毒是具有潛伏性的，最好的科學的方法是進行大規模的檢測，也就是說在我們人群里面通過檢測手段把人群找出來，目前的檢測手段一個是核酸病毒檢驗，一個是血清病毒檢測，目前來看核酸病毒檢測，根據最新的數據以湖北為例，目前招標采購的價格是132元人民幣，血清檢測更便宜一些，如果血清檢測兩個都做大概是80元人民幣，無論是用核酸檢測還是血清病毒檢測，如果兩個都做的話是人均200元左右，200元都做乘以14億人就是2800億。這和封城極端措施產生的極端代價相比要小很多，因為封城措施很容易跨入萬億級的規模，所以說我覺得魯默提出的這個方案是很值得考慮的。
另外一個就是麻省理工的靶向方法，所謂靶向方法是，因為我們知道新冠病毒它的最大的風險人群是高齡老人和有基礎性疾病的人，如果這樣的話，80%以上患病以后屬于輕癥還有很多是無癥狀的，我們就對高齡的人群，無論是不是有基礎性疾病的患者，我們對他們進行保護，對他們進行隔離，而低風險的人群就進行一個常態化的管理，盡快恢復到我們社會和經濟當中去，從而使得我們經濟的能力不至于長期的多次的封鎖而受到極大的打擊，從而影響到我們未來長期抗疫的能力。所以，通過這種所謂靶向管理把高風險人群和低風險人群分開，這兩個風險因子很清楚一個是高齡老人，一個是基礎性疾病的患者，是比較容易做出判斷的。這樣的話，我們就不用采取一刀切的辦法來管理我們整個社會，從而可以更好的、有更有效的、更可行、可持續的應對可能出現的第二、第三波甚至更多波的沖擊。
另外一個我想談的是，我們該怎么做？從我們這個行動來看，除了我們現在要面臨非常緊急的新冠病毒對我們的影響，我們還得注意到，我們除了新冠病毒之外，還有其他很多這些疾病，他們也不會因為新冠病毒對我們的襲擊而就完全的離場，比如我們長期的非傳染性的重大疾病，他們是隨時隨地都伴隨我們在同生，并沒有說無論是看腫瘤、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還有中風這些，無論看美國的情況還是中國的情況，他們伴隨我們人類的程度、對我們生命的威脅都要遠遠大得多。比如我們以十萬人為基數來看，比如心血管疾病死亡的人數都是160多個，新冠病毒到目前為止以美國的數據為例只有27個，盡管我們知道新冠病毒可能還會導致更多人死亡，不過從目前來看它對我們的死亡風險還是相對來說沒有其他疾病對我們的風險更大。
另外一個以中國的情況來看，我們也看的很清楚，無論是中風、心血管疾病、肺癌、慢性呼吸道疾病以及道路傷害等等，他們隨時隨地造成生命的死亡的代價都是非常大的，尤其疾病是可防可控的。我們在防控新冠疫情的同時把可防可控的死亡風險、疾病風險降到可能降到的程度，這樣我們就可以采取科學應對的方法盡量避免過度反應而最后導致顧此失彼的代價。這是我講的在新冠病毒防控過程當中我們一定得有全局觀。
最后我想說一說，新冠病毒如果是一個非常長期的風險的話，我們要在評估我們的措施方面不要過早的樂觀，更不要過早的下結論，為什么呢？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看到，新冠病毒它并不是一個機會均等的殺手，我們任何一個國家目前階段性的成果，以死亡率和感染率來看，它都不僅僅是我們采取了什么樣的措施的一個結果，同時還取決于我們每個國家面臨的不同類型的新冠病毒，以及每個國家的人群、種族、他的免疫系統也不一樣，比如說有些研究發現，在很多國家使用過BCG這個疫苗處理防疫過結核的國家，新冠病毒的感染和死亡就小一些。所以目前獲得的這個階段性結果，它還取決于這些國家、民族免疫系統的差異。另外一個還取決于每個國家采取的檢測以及計算方法，還有就是你付出的經濟成本的大小。所以說我們的評判，我們的階段性成果一定要考慮到目前的成果它是一個多元因素的結果，而不僅僅是我們采取了什么措施的結果。
另外一點對于整個宏觀經濟來說，我們知道它非常主要的一個動能是來自于我們的總需求計劃。新冠病毒和我們以前人類之間的戰爭不一樣，新冠病毒是整個對人類的戰爭，因此它很難是一個像我們國家與國家之間戰爭的情況，一個國家的總需求受到了影響，可能另外一個國家總需求可能因此而上升。但是在新冠病毒面前，可能很難實現這種靈活的狀態，也就是說全年度全世界的系統性總需求是一致的，因此可能面臨我們經濟上的下滑，可能不是一個V字型而是一個U字型，尤其是有多波的風險存在的話，我們還得做好充分的準備，尤其是我們經濟能力上的準備，這一點非常重要。
最后，我想說的是，我們應對新冠疫情最終的終極武器當然是疫苗，疫苗的研發，目前來看疫苗研發要的時間要比我們希望的要長，因為疫苗如果來的太晚的話，其實對我們的幫助也不是那么大，因為太多的犧牲可能會發生。所以這就取決于我們人類是目前這種分國家的分別進行研發，確定新冠疫情疫苗呢，還是可能采取合作的方式，比如我們共享數據、共享技術甚至共享資源組成一個全球團隊來研發新冠病毒的疫苗，它在時間上很可能就會提前，而不是像我們現在互相獨立甚至處于競爭的狀態來研發疫苗。
這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有關我們如何全面、客觀的、科學的認識新冠疫情的一些本質屬性，從而能夠更好的去思考未來，應對多波新冠疫情沖擊的時候，能夠更有效的、更可持續的采取一些措施。我的發言就到這里。
責任編輯：張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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