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秦朔　

　　2001年“911恐怖襲擊”時，有人說21世紀是從這一刻開始的。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產時，有人說21世紀是從次貸危機開始的。

　　今天，很多人說21世紀是從新冠肺炎疫情開始的。

　　恐慌與混亂中，需要更清醒的思考。

　　恐怖襲擊、次貸危機、新冠危機，每個歷史分水嶺式的事件背后，都包含著深刻的矛盾。

　　矛盾運動到一定時候，不可能在現有框架里穩定有序地解決，無解了，就只能以脫軌的方式，破壞性地宣泄。

　　悲觀主義者說，人類的真正問題是，我們有舊石器時代的情感、中世紀的制度和神一樣的技術。

　　樂觀主義說，再大的危機也大不過人類覺醒的力量。就像1346年開始爆發的“黑死病”，那是中世紀最黑暗的一頁，卻也是中世紀落下帷幕的開始。

　　在那場橫行歐洲大陸的鼠疫中，2500萬人喪失，是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一。當災難無法控制，“瘟疫是上帝對罪人的懲罰”的信條就動搖了，教會不再萬能，人們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命運。

　　無論是以人為中心、追求凡人幸福的文藝復興，還是宗教改革、建立城市衛生準則，以及為彌補手工業者數量下降而探索機器的應用，從舊的苦難中，新時代漸漸走出。

　　危機不是不可戰勝的。

　　回看歷史，人們發現，危機中最悲劇的一幕不是鼠疫對人類的摧殘，而是人類之間的摧殘。

　　由于當時的醫學水平無法找出“黑死病”真正的病因，同時一些地方的居民發現當地的猶太人沒有被傳染，因此猶太人被視為“異類”和制造瘟疫的根源。

　　在日內瓦附近的小城西恩，的確也抓住了一個往井里“投毒”的猶太藥劑師，他叫阿濟邁，他最終向法官承認自己受到猶太領導人的指使，用蜘蛛、青蛙、蜥蜴和人肉等制成毒藥，讓猶太人往河里和井里投，目的是毒死所有歐洲人。

　　阿濟邁是怎么招供的呢？他被嚴刑拷打，被烙鐵燙腋下、腳底甚至是生殖器，被鐵鉗將一片片指甲拉下，被絞索將身體的各個部位反向撕扯。

　　于是他招了，于是到處審訊，到處招供，到處殺害，連軍隊也參與對猶太人的屠殺。在德國的美因茨，1.2萬猶太人被燒死，在法國的斯特拉斯堡，1.6萬猶太人被殺。

　　猶太人極少感染黑死病的真實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他們比歐洲人更講究個人衛生。他們每周的安息日都會沐浴，而當時很多歐洲人一輩子都沒洗過幾次澡。

　　這是歷史。回顧歷史，是為了更好地走出歷史。

　　如果新冠肺炎疫情能讓人類認真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思考氣候、生態、健康可持續的存在方式，以及全球流動的挑戰（14世紀的瘟疫以每天5公里的速度花了3年傳遍歐洲，2003年的SARS病毒從香港傳入加拿大只用了24小時），那么災難就有可能成為新文明的開端。

　　而這需要團結，合作。

　　新冠疫情中的國際合作一直存在，有政府層面的，也有民間層面的，人道主義之光始終照耀。G20宣布將把全球最貧困國家償還債務的時間延期一年，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在動員合作伙伴籌資約1140億美元，以幫助非洲應對疫情的流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立了災難救濟信托基金，幫助受影響的貧困國，并考慮減免其部分債務。

　　危機面前，大國合作尤其重要。

　　當年的911事件后，中國領導人和美國領導人通電話，愿與美方和國際社會加強對話，開展合作，共同打擊一切恐怖主義暴力活動。

　　雷曼兄弟破產令美國金融市場陷入危境時，中方也與美方攜手化解。當時的美國財長保爾森說，在全球經濟危機中，作為美國伙伴和利益攸關方的中國很負責，表現很出色。

　　人類是從一次次危機中走過來的，共同的危機往往能起到強化團結的作用。斯大林在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上曾說：“在戰爭時期保持團結并不困難，因為共同的目標是打敗共同的敵人，每個人都清楚這一點。……我們有責任看到我們在和平時期的關系和在戰爭中的關系一樣強大。”

　　但團結并不容易。

　　“二戰”結束不久，冷戰就開始了。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寫道：“戰爭臨近結束時，這種由共同的危險促成的合作開始動搖。合作者們為了各自心目中的戰后的國家利益寧愿犧牲團結。因此，隨著和平的到來，大同盟因內部不和而分裂了，兩三年內便為時常像要變成熱戰的冷戰所取代。”

　　今天，如果世界各國都把病毒當作共同的敵人，協同作戰，病毒將會早日消失。否則，它會找到更長的生存空間。

　　1990年代初，冷戰結束，全球化開啟黃金時代，地球是平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成為天下大勢。30年過去，此時此刻，即使對全球化的明天再樂觀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全球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

　　新冠危機和“911”、次貸危機的一個不同是，后兩者爆發時，主要大國間很團結。而新冠危機中，大國間的分歧、矛盾、對立一直延續，甚至升級。

　　最典型的表現，就是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政府不間斷的、有時是歇斯底里的、喪失常識和共情的攻擊。

　　特朗普關于中國的最新說法是：“我們可以中斷與中國的所有關系。如果與中國斷絕所有關系，美國將節省5000億美元。”

　　中國習慣了特朗普的瘋言瘋語，網友一句“中國很忙”的回應反映了大部分人的心態。不過，這真是這個星球上最吊詭的事情之一——頭號大國的頭號領導人，靠著整個國家積存了200多年的實力和信用，信口開河，好像也不會得到什么教訓，因此更加助長了他的自以為是。

　　美國在“二戰”后主導建立的諸多國際組織，幾乎沒有哪個沒有被特朗普攻擊過。近年他多次指責總部位于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說“世貿組織太可怕了，把中國當作一個發展中國家，因此中國得到了很多美國得不到的好處”，“讓中國逃脫了不公平的國家補貼”。

　　美國阻止了世貿組織上訴機構的新法官的任命，任其停擺，無法對各國之間的重大貿易爭端進行裁決。

　　在新形勢下，世貿組織和全球貿易規則確實要變革，“入世”后強勁崛起的中國也愿意參與變革，就政府補貼和技術轉讓等問題進行磋商和調整。但特朗普對世貿組織的態度是視若不在，或令其什么都做不了。

　　5月13日，任職7年的世貿組織總干事羅伯托·阿澤維多宣布，將于今年8月31日卸任，將第二個任期的時間縮短了一年。他說：“WTO可能并不完美，但是必不可少。這是使我們遠離叢林法則盛行的世界的原因，至少在貿易方面如此。現在是時候振作起來，著手尋找值得您、我們的利益相關者和多邊貿易體系的領導者了。”

　　其實，特朗普的每一次傲慢與傷害，暗中都標注著代價。只是何時還、如何還、誰來還的問題。國家形象變成個人賭注，隨便透支，在更深的意義上還讓人思考，在民粹主義和“制造假想敵”流行的今天，四年一次的投票還是不是可靠的糾錯機制？選票和糾錯之間能不能劃等號？

　　但我寫這篇文章的用意，不是針對特朗普，而是希望探討，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經濟學人》最新一期的封面是《再見全球化》），中國企業應該秉持怎樣的態度去應對。

　　曾任商務部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的王志樂教授，對全球產業鏈發展做了三個階段的區分：講規律，講規則，講信任。

　　第一個階段，是冷戰結束后，主要講規律的階段。傳統跨國公司逐步轉型為全球公司，按照成本、規模、效率等要素特點把企業價值鏈延伸到全球。此時遵循的是“生意的規律”，就是看哪里有資源稟賦與比較優勢、規模效應與成本優勢、競爭機制與效率優勢、投入產出與效益優勢，等等。

　　這一階段最經典的例子，是奧巴馬在硅谷訪問時問喬布斯，“蘋果一年7000萬部iPhone、3000萬部iPad幾乎都在海外生產，難道這些工作不能回到美國國內嗎？”

　　喬布斯回答，iPhone4就要上線了，要做一個重大修改，中國是半夜12點，富士康的廠長發出指令，1.2萬工人立即起床，8小時后產能已經規模化，美國8個星期也做不到！

　　其實中國制造的特征不僅是工人效率高，還有整個供應鏈網絡強大。

　　第二個階段是講規則的階段，是最近10年全球型公司強化合規競爭的階段。這時講的是“生意的生意”，要求企業遵守外部法規及監管規定，并兌現自身關于合規的承諾。

　　這一階段的典型案例包括：2008年12月西門子公司因為商業腐敗被重罰；2017年大眾集團在美國就尾氣排放造假的“排放門”事件向司法部門認罪，累計被罰超過240億美元；2019年Facebook與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達成和解，認罰50億美元，以結束因為英國劍橋分析公司不當收集8700萬Facebook用戶數據所引發的隱私調查。前兩年美國對中興通訊的出口管制調查案件也屬此類。

　　第三個階段是講信任的階段，也就是更加關注地緣政治利益，更加關注涉及國家安全的產業的自主發展，更加關注價值觀因素的階段。這是“和誰做生意”的階段，而且已經有很多明顯跡象。

　　一方面，為了保障地緣政治利益和國家安全，一些國家正在考慮降低供應鏈對單一國家過高的依存度，并對愿意回流、在岸生產給予補貼；多國出臺法令和政策，防范本國的科技公司、研發機構、戰略性資產、關鍵基礎設施等被外國資本收購，原來不需要審的項目現在要審，原來大的投資才審，現在小的投資也要審。

　　特朗普甚至表示，美國未來將獨立于全球供應鏈之外，逐步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國家，“能源獨立，制造業獨立，經濟獨立，國界主權獨立”。

　　另一方面，以合規、經濟制度、價值觀等為口號，以美國為代表，對中國企業進行各種抑制和打壓。

　　其措施包括：將大量中國科技企業列入“實體清單”、禁止在未經特別批準的情況下購買重要的美國技術；直接干預或叫停中國公司對一些美國科技創新企業（如涉及到數據信息的企業）的投資，有的已投資的也被勒令退出；對在美從事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醫療等科研工作的華人學者嚴加設防和調查；醞釀撤銷2007年對中國電信在美開展業務的許可；美國證監會提醒投資中概股的風險，管理聯邦雇員養老金基金的聯邦退休儲蓄投資委員會宣布推遲對中國股市的投資，等等。

　　在這樣的氣氛下，一些在美上市的中國公司開始被迫考慮B計劃，也就是到香港二次上市，甚至退市轉往內地重新上市。

　　美國對來自中國的投資已經有點疑神疑鬼。

　　今年3月6日，昆侖萬維發布公告，宣布擬將公司所持有的Grindr （全球最大同性戀社交網絡）98.59%股權以約42.15億元（約6.085億美元）的對價，轉讓給美國的San Vicente Acquisition LLC。昆侖萬維此舉純屬無奈。

　　2019年5月，昆侖萬維、Grindr與美國財政部、司法部代表簽署了一份《國家安全協議》，對Grindr的數據訪問進行了限制，理由是Grindr的用戶中有美國政府、軍方以及情報部門雇員的信息，如果中國情報部門獲得這些人的性取向以及感染艾滋病毒等敏感個人信息，可能要挾這些人士提供情報，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該協議要求昆侖萬維要在2020年6月30日之前，向一個或多個主體出售其持有的Grindr股權。公告顯示，昆侖萬維預計本次交易將產生投資收益約31.64億元。

　　美國對中國公司打壓最嚴重的無疑是華為。美國對華為最新的制裁措施是：華為/海思使用任何美國的軟件工具進行設計，都需獲得美國許可；任何根據華為/海思設計生產的芯片都需要事先獲得美國許可。美國還一直試圖限制臺積電為華為高端芯片代工，在壓力之下，臺積電最近宣布將赴美投資120億美元，在亞利桑那州建廠。

　　怎樣看待上述這些情況？

　　首先，客觀地說，一個國家基于自身的安全考慮，對供應鏈進行調整，在效率和安全之間保持平衡，降低產業鏈過長、過細、過于對外依賴所帶來的不穩定和脆弱，這是正常的選擇。

　　美國不少智庫提出美國需要強有力的國家戰略，加強那些“關鍵到不能倒”的技術行業，支持關鍵技術研發，對先進制造的關鍵構件給予稅收激勵，為國內的生產規模擴大提供資金，增加法規監管的力度，等等，也是美國在反思“經濟金融化，制造外包化”之后的必然調整。

　　這種調整從奧巴馬時代已經開始（如發布《高性能計算國家戰略》和《確保美國半導體領導地位和創新報告》），在特朗普時代進一步加強（如國會通過《國家量子倡議法案》，發布《人工智能國家戰略》和《保證美國5G未來安全》報告），盡管加強國家干預有違自由經濟原則，但也完全可以理解。

　　其次，必須看到的是，美國有時候講的并不是規則和信任，而是政治，是從政治和意識形態上毫無依據地抹黑中國企業，以此聳動視聽，為打壓創造條件。

　　例如，這幾年美國媒體包括素負盛名的《華爾街日報》《彭博商業周刊》等發表了多篇主題先行、缺乏依據的報道，試圖證明中國企業在偷竊美國技術，并影響美國國家安全。

　　其中最轟動的一篇，是2018年《彭博商業周刊》關于中國軍方情報部門打入美國服務器制造商SuperMicro在中國的生產供應鏈，將米粒大小的“間諜芯片”植入其生產的服務器主板，由于這些服務器被賣給近30家美國最大的互聯網、科技公司和政府部門，中國情報部門就可以通過芯片竊取高度機密和敏感的信息。

　　這篇報道引用的17個信源全是匿名，當事公司SuperMicro矢口否認產品曾遭入侵，蘋果和亞馬遜更是在報道發表當天即公開聲明，他們進行過多次嚴格內部審核，完全沒有發現報道中提到的被侵入的硬件，連美國聯邦調查局、國土安全部、國安局甚至白宮發言人也表示對此毫不知情。但惡劣影響已經不脛而走。

　　美國如此“講政治”，媒體如此“講政治”，則整體上對中國敵意的上升，以及一些中國企業遭遇無妄之災，就是很自然的事。

　　面對如此局面，中國企業該怎么辦？試以被打壓最猛烈的華為為例。

　　首先，華為通過以客戶為本和創新奮斗，不斷增強核心技術，并準備備胎和備份方案，同時依照國際慣例處理知識產權事務，積極通過交叉許可、商業合作等多種途徑解決知識產權問題；

　　其次，高度重視可持續發展。在商業道德方面，華為提出，貿易合規、網絡安全、數據與隱私保護、環境保護、反商業賄賂及反腐敗等已經成為全球普遍關注的問題，是企業能夠在市場中生存和穩健發展的必要前提，“恪守商業道德、遵守國際公約和各國相關法律法規，是華為全球合規運營的基石”。

　　華為已在100多個業務相關國家完成對標當地與ICT產業相關的各項法律要求、行業協會要求，擬制了各國子公司法律合規手冊；正在全球所有子公司明確合規責任，選拔、培訓和任命合規官，并設立子公司監督型董事會，對各子公司的合規運營進行管理和監督；通過與政府主管機構積極、開放的合作與交流，順利通過了歐洲、日本等多個國家的政府審計；主動對重點合規領域引入外部顧問進行審視，以更加開放和透明的心態，向利益相關方展示華為的合規理念與實踐，持續增強彼此的理解與信任。

　　最后，在遭遇打壓和訴訟時，華為通過法律途徑應訴，并主動向海內外媒體打開大門，展示透明形象。

　　任正非最近在接受香港《南華早報》采訪時被問到：“美方有點非致華為于死地而不可的態勢，您認為美國是敵還是友？”他回答：“如果我們不想死，就要向最優秀的人學習；即使對方反對我們，我們也要向他學習，否則怎么能先進呢？科技公司不先進就一定死掉了。制裁華為只是美國少數人意見，他們不代表全美國人民，不代表美國的企業。我們和美國企業的合作還是很認真的，不能有狹隘主義，還是要認真向美國學習，因為它最強大。”

　　在談到美國商務部的實體清單時，任正非說，美國公司也要生存下來，現在我們還是大量購買美國的器件，只是如果美國政府提高標準，有一部分就不能買了，這些要替代。“菲律賓在疫情情況下停產了兩天，我們都很緊張，擔心供應部件（問題），要想辦法幫助它，菲律賓關兩天我們都接受不了，更不要說美國了。”

　　在被問到“有什么話想對美國特朗普總統說的”時，任正非說：“人類要共同奮斗，共同為人類服務，這是我們辦企業的最終目的。”

　　這是一個胸懷世界的公司的選擇。既然不想躲在自己家里，要到別人已雄霸幾十上百年的世界市場上分食，并依靠實力最終取而代之，怎么可能輕而易舉？怎能不備受打擊？這就是命，而沖過去，就會天降大運。

　　從全球商業文明和消費者福祉的角度看，華為的了不起在于，它用知識的創新和更高的性能以及更好的服務，為人類信息技術的發展和互聯互通做出了貢獻。為了這樣的使命，華為面對美國依然保持了學習借鑒合作的態度。這是真正的自信。一拍兩散很容易，用氣斗狠也不難，難的是在更高的維度上，選擇文明，選擇長遠，聚焦那些旨在提升核心價值和創新能力的事。

　　歷史會證明，今天美國對中國公司的打壓方式，即使是站在維護美國利益的角度，也不是明智之舉。中國企業的成長是擋不住的，這是由中國的市場規模、人力資本、后發學習效應等等因素共同決定的。面對擋不住的力量，維護美國利益的最好方式是通過標準、規則、知識產權、文化、資本等等，最大化地分享這種成長，而不是將其阻斷。

　　《日本經濟新聞》最近援引的一家專業調查公司Fomalhaut Techno Solutions的研究很有意思。到今年5月15日，美國將華為列入禁運名單剛好一年，華為智能手機有什么改變呢？在拆解了華為Mate30 5G手機后，發現中國產的零部件的使用率，按金額計算已經從25%左右上升到約42%，而在4G版中占比達到11.2%的美國零部件只剩下玻璃殼等極少部分，占總體價值的1.5%。中國零部件企業真的要“感謝”美國的做法。

　　在美國商務部宣布對華為的新制裁后，有接近官方的中國媒體稱，如果制裁成真，中國也會激活實體清單，制裁高通、思科、蘋果，不買波音飛機。中國當然需要有反制美國的措施，但其實不必針尖對麥芒。中國買美國產品是公平交易，對中國是有好處的，干嘛不買？如果制裁高通，也不要忘了，中國的OPPO、vivo、小米已經走向世界，如果它們買不到高通的芯片，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會下降，市場會萎縮，間接導致它們在中國的零部件供應商進入衰退。所以反制也要講策略，要聰明地反制，不逞魯莽之強。

　　中國最大的政治是民族復興和現代化。我們要用更高遠的、更符合全球消費者利益的態度看待和處理很多摩擦與沖突。要相信功不唐捐，天道酬善。

　　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在全球化發展中，各個國家對于外資、外企都提出了更高的合規要求，和對利益相關者負責的更高的文明要求，都反對機會主義，打擊污染、洗錢、賄賂、項目舞弊、走私逃稅、財務造假、侵犯隱私、剽竊知識產權、罔顧勞工權益等行為。這方面，一些中國企業或多或少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被別人指責、打壓，有時也不冤枉。

　　美國近年對在美國的很多華人專家另眼相看，反映了政治擴大化、意識形態極化等問題，但我們也有值得反思之處。比如有的專家長期在兩邊同時任職（有些是主要領導崗位的實職），同時拿工資，拿研究經費，且申報不全，防火墻缺失，這就難免給人抓到把柄，覺得這些專家是在利用美國的條件進行技術騰挪。

　　中國企業從大到強大，到令人尊敬的偉大，并獲得全球認可，這還是漫漫長路。如果用文明的光，照亮前邊的路，照亮自己的心，我們就會更謙卑，更合規，更平和，更開放，更自強。

　　最后總結一下最近關于全球化變局、中美關系以及中國的文明選擇的思考：

　　1、全球化變局的核心是美國的變化。美國仍是超強的國家，但特朗普所代表的方向越來越令世界不知所措，與其說是美國的實力在衰落，不如說是美國的精神在退化。

　　橋水基金創始人達里歐最近說，在新冠疫情后，只要美元仍是軸心貨幣，同時新興市場國家等以美元償還美元債務，且用美元購買商品，美國仍能維持世界的主導權，但是遲早將發生美元債務的違約，美元作為軸心貨幣的價值將下降，這樣一來美國的國力也將下降。“繼美國之后掌握主導權的是中國。由于供應鏈和科技進步，圍繞哪個國家掌握主導權，將發生世界秩序的重組，在此背景下，中國將成為主角。不過，中國的人民幣成為軸心貨幣還需要較長時間。”

　　這一判斷是中肯的。中國理應自信，也要有定力，人民幣要成為軸心貨幣需要強大的實力和國際信用、以及世界對中國價值觀的認同作為后盾，我們自己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還要聚精會神，不可自滿和焦躁。

　　2、開放和合作仍應是中國面對全球化變局的主基調。這是中國發展之需，也是世界發展之需。我們仍應抱著開放的善意，盡一切努力保持和世界各國的接觸與合作，特別是決不放棄和美國各界的接觸與合作。共識是通過接觸產生的。合作在互利中才能長久。

　　中國應該為建立新的、中立的國際合作秩序努力，為此和主要經濟體之間需要有互相妥協的精神，否則世界將會無序，中國自身也將受害。國際社會有大量公共議題，只有通過集體參與才能更好解決，如環境、氣候、安全、移民、人權等等，也包括公共衛生。這都是中國的用武之地，對中國自身的發展也有裨益。

　　3、中國國內經濟環境的開放、市場化、法治化、公平化大有潛力可挖，應該深化改革和不斷創新。以民企的“三公”待遇為例，最近很多企業家都在議論一份報告。報告顯示，去年1月1日到今年4月，國企與民企分別新發行公司債31406億元與2368億元，國企是民企的13倍，今年3月國企發行了402只合計3174億元的疫情防控債，民企僅獲發行73只合計388億元。從公司債凈增融資走勢看，2019年至今的國企公司債合計凈增規模為22353億元，單月凈增規模均為正增長，而同期民企的公司債合計凈增-1660億元，單月凈增規模僅在去年4月、今年2月與3月為正增長，其余月份均為負增長。國企發債的擴張與民企發債的持續萎縮形成了鮮明對比。

　　又如在當下的社交媒體上，經常充斥著比較極端的揚中抑外情緒，這種情緒和對貧富分化的聲討相結合，讓不少身份為外籍的民營企業家惴惴不安，擔心有朝一日被“清算”。

　　一個偉大的國家應該自有其向心力、凝聚力，我們希望企業家都拿中國護照，但應該平等對待那些換了身份的企業家，只要他們為中國經濟發展做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我們也要相信，通過努力，中國護照的含金量會越來越高，越來越有吸引力。這樣的前提只能是切實保障人權，提升人們的安全感和獲得感。

　　還想特別提出的是，在出版、教育、傳播等領域，對于國外先進知識、學術的輸入，應該更加開放和積極。例如，中國有些出版社通過多年的國際版權合作，已經具備了和國外出版社同步出版學術著作的能力，這種能力應該發揚光大，而不應被削弱。

　　4、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要努力實現講規律、講規則、講信任的統一，踐行商業文明規則和可持續發展理念，力爭成為中國軟實力的正向輸出者。不能把國家層面的必要斗爭當成自己某些不當行為的擋箭牌，明明是不合規的問題，卻要打上國家牌、民族牌，混在一起，這也影響了國家形象。

　　和“修昔底德陷阱”理論類似，亨廷頓關于“文明的沖突”的理論最近又開始流行。但從深層次看，很多沖突并不是文明的沖突，而是文明因素和不文明因素的沖突。正如導致近3000名平民死亡的911襲擊，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不是一種文明和另一種文明的沖突。真正的文明是和而不同，而不是有你無我、你死我活的。

　　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進步，中國已有相當的基礎，攀登人類新文明和命運共同體的制高點。我們有條件為全球做出更大的貢獻，中國的價值觀不是“特例”，也是全球文明價值觀的實現。

　　我們理應和全球文明有更加通約的連接。在未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人類還可能遭遇像新冠疫情這樣的無常的襲擊，希望中國一直是文明價值的守衛者、創造者。

　　我們應該有這樣的凌云之志，始終堅定地站在文明的一邊，以文明為坐標。

　　文明，也將讓我們更加踏實和自豪。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