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國金融》新中國經濟金融70年專欄|周逢民：勇立潮頭競風流

　　來源：中國金融雜志

　　作者：周逢民

　　近水東流，不舍晝夜，繪就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人生百年，風云際會，總會在心底采擷幾朵浪花視若珍寶。新中國成立70年，從開天辟地到全面復興，走過了多少急流險灘？跨越了多少困厄危難？經歷了多少滄桑巨變？70年在歷史長河里不過一瞬，其間激蕩奔騰的浪花數不勝數，作為一名趕上大時代的央行人，出沒風波里，心潮逐浪高，總有無盡之言深藏肺腑間。我常想，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70年來順應時勢，服務大局，為共和國作出了特殊貢獻，自身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大風起于青蘋之末，巨浪成于微瀾之間。作為一名在金融戰線奮斗了38年的老兵，自己的職業生涯微不足道，但是我想用親身經歷告訴大家：十萬、百萬金融大軍在黨的領導下勇立時代潮頭，用赤膽忠心匯聚而成的磅礴之力，用敬業奉獻鑄就的華彩樂章，氣壯山河，永難磨滅。

　　改革春風里揚帆

　　金融改革是我國經濟改革的重頭戲，伴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取得了巨大成就。作為央行人感受最深的是金融宏觀調控方式轉變和調控能力提升，這是金融市場化改革的一個縮影。

　　1982年，我從黑龍江銀行學校畢業，被分配到人民銀行黑龍江省分行工作。母校當年僅有信貸、儲蓄、農金三個專業，信貸和儲蓄專業的同學入職人民銀行，農金專業的入職農業銀行。那時，我國只有人民銀行、農業銀行兩家銀行，農業銀行剛從人民銀行分設出來，金融體系還處在“大一統”時代。當時，人民銀行不是專門的中央銀行，既搞宏觀管理，也經辦信貸、儲蓄等微觀業務，信貸員、貨管員等崗位很熱門。我曾干過貨管員，主要職責是現金、工資基金管理，時常去企業核定現金額度，多余現金必須及時存入銀行。大家覺得信貸員、貨管員工作實實在在，對宏觀管理則缺乏清晰認識。這種傾向在1984年工商銀行分設時更為突出，大部分同志想去工商銀行，一些留下來的同志感覺受“冷落”了。人民銀行就在這樣的基礎上開始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一路摸索、一路前進，最終成長為舉世矚目的大國央行。

　　工商銀行分設后，我留在人民銀行從事信貸計劃。信貸計劃屬于宏觀調控范疇，也擁有一定行政權力，但計劃往往滯后于形勢變化，“年初定計劃，年中調計劃，年末承認實際結果就是計劃”，這雖是當時廣為流傳的玩笑，也反映出信貸計劃的科學性、精準性還不強。金融宏觀調控水平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后有了明顯改觀，1994年開始實施資產負債比例管理，1998年正式取消信貸限額管理，開始運用公開市場業務、存款準備金、再貸款再貼現等市場化調控工具，隨后，我們創設了央行票據及SLF、MLF等流動性調節工具。

　　進入21世紀后，我們逐步樹立了大國央行自信，實現了從學習西方到為全球提供有價值經驗的轉變。貨幣政策在西方被認為是總量政策，我國探索并實踐貨幣政策以總量控制為主、適當兼顧結構調整的功能，創設了信貸資產質押、抵押補充再貸款等引導資金流向的工具，以及旨在緩解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的政策工具。宏觀審慎管理是國際金融危機后金融監管改革的理念，而我國率先進入實踐階段，形成了“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在市場化改革的時代大潮中，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發揮，我們央行人既有對轉變調控方式、放棄計劃權力的“不適”，也有對政策工具創新和央行權威與時俱進的“自得”。這些個人心理層面的花開花落，最終都凝聚成了央行人勇立時代潮頭的職業歸屬感和自豪感。

　　開放道路上奮進

　　金融開放既是金融業自身開放，也是服務涉外經濟發展的服務開放。任人民銀行哈爾濱中心支行主要負責人期間，我對中俄邊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進行了探索。2003年9月，人民銀行在中俄邊境城市黑河開展人民幣結算試點，進而逐步擴至整條邊境線，最后覆蓋黑龍江全省。跨境結算規模的擴大對建立“人民幣—盧布”交易市場提出了要求。由于盧布在我國屬于小幣種，外匯交易中心一直未專門開設交易板塊。我便考慮在哈爾濱建立“人民幣—盧布”交易子市場，先培育壯大市場規模，時機成熟后移交至外匯交易中心。黑龍江省委、省政府同意了這一想法，哈爾濱銀行做好了擔任做市商的準備。人民銀行黨委統籌研究后，決定還是納入外匯交易中心統一管理。同時，鑒于黑龍江在這方面的良好工作基礎，同意在哈爾濱建立盧布—人民幣現鈔交易中心，支持哈爾濱銀行擔任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三大盧布做市商之一。我還力推跨境調運現鈔，這一業務也快速發展，今年初哈爾濱銀行聯合俄羅斯亞太銀行首次開辟了人民幣現鈔跨境航空調運新路線，將2000萬元人民幣現鈔從哈爾濱送達海參崴。

　　開放道路越走越寬廣，我們在開放中發展壯大。黑河本幣結算試點初期，兩國邊貿中盧布結算比重高達99%，這與我們從俄羅斯進口石油、木材等大宗商品為主的貿易結構密切相關，但也反映當時人民幣在境外認可度不高。隨著我國經濟競爭力提升，以及跨境人民幣結算制度安排的不斷完善，人民幣結算比重穩步增長，至我調離哈爾濱中支時，人民幣已經與盧布平分秋色，目前已連續7年穩超盧布。哈爾濱銀行借擔任盧布做市商的有利條件，2015年與俄羅斯最大國有商業銀行——聯邦儲蓄銀行發起了有35家銀行參加的中俄金融聯盟并任中方盟主，在代理行關系建立、本幣結算、貿易融資、銀團貸款、金融市場交易、基礎設施項目融資等領域達成廣泛合作，從而大幅提升了其在國內外同業地位。

　　這段經歷讓我明白，開弓沒有回頭箭，走向開放合作共贏之路，雖然充滿荊棘與風險，但一定要堅定信心，決不因一時風險或挫折而倒退，開放之門一經打開就決不能再關上，必須沿著開放之路勇往直前。

　　科技潮流中領航

　　金融信息被稱為經濟運行的晴雨表，信息化建設要求很高。即使在手工辦公時代，從人民銀行到金融機構也非常重視信息處理，大家人手一套算盤、直尺、萬能表，認真記錄工作日志、信息日志和數據日志三套本子，發揚鐵算盤、鐵規章、鐵賬本“三鐵”精神，全面、準確、快速處理信息數據。直至今天，我仍認為那時一些經驗做法值得總結提煉，特別是認真負責的敬業精神應該一代代傳承下去。

　　新世紀金融科技突飛猛進，支付、征信、統計等金融基礎設施與手工時代已不可同日而語。我在擔任人民銀行國庫局局長期間，對國庫信息化建設的體會尤其真切。當時運行的一代國庫信息處理系統（TIPS）已經使用十多年，國庫收支業務量多年兩位數增長的態勢造成系統長期超負荷運轉，系統處理能力不足平均業務量的60%~70%，峰值業務需求遠超系統處理能力。須知金融信息系統應保持充足的系統冗余，一般在達到系統能力50%時就該升級，否則會危及系統安全。我深感責任重大，向人民銀行黨委做了匯報，建議盡早上線二代系統。在各方努力下，二代系統在我離任半年多后全面上線，較一代系統擴容10倍以上。

　　隨著國家深化財稅體制改革，非稅收入、社保繳費等都要納入國庫，對二代國庫信息處理系統提出了新挑戰，能否達到5~10年的初衷有待檢驗。因此，金融信息系統建設必須增強前瞻性、規劃性，既要充分估計到形勢發展變化，還應盡可能考慮體制機制改革等因素。當時我曾推動“金庫工程”建設納入國家“十三五”規劃，力求與財政的“金財工程”、稅務的“金稅工程”、海關的“金關工程”協同推進，夯實國家財政收支管理信息化的“四梁八柱”。該規劃的落實需要同事們付出艱苦努力，相信他們能夠考慮好各方面因素。

　　我從總行到濟南分行任職后，發現來自基層的金融科技創新亮點紛呈、后勁無窮。人民銀行濟南分行會同有關部門建立了“山東省融資服務平臺”，不僅為銀企對接提供了信息平臺，還實現金融與發改、財稅等多部門涉企信息整合共享，幫助金融機構為企業精準畫像，有效緩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一些地市中支依托銀行信息系統，建立了不動產抵押登記系統，企業、群眾在銀行可一次辦理不動產抵押登記，不需要再跑不動產管理部門，實現了“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跑腿”。這些探索預示著，插上金融科技的翅膀，金融服務的邊界更加廣闊，金融服務的效能正在提升，必將推動金融理念和金融制度機制在實踐的基礎上更加貼近群眾和實體經濟。

　　風險漩渦中穩舵

　　經濟和金融猶如肌體與血脈，經濟風險在一定程度上由金融承擔，金融風險反過來影響經濟穩定。入職以來，我經歷了幾次經濟金融波動，對“金融穩、經濟穩，金融活、經濟活”感受尤其深刻。

　　第一波風險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當時，金融機構快速生長，不僅搭建了以四大國有專業銀行為主導的大框架，還建立了首家綜合性銀行——交通銀行，恢復開辦郵政儲蓄，探索農村信用社與農行“脫鉤”，城市信用社也迎來了大發展。金融機構膨脹難免泥沙俱下，部分信用社在經濟過熱、物價高漲背景下出現了貸大于存、資本金不足等問題，甚至發生了擠兌風險。金融風險蔓延發展也與監管不到位密切相關，記得當時流行一種論調，所謂金融業發展剛剛起步，金融監管要處理好雞與蛋的關系，監管應更加包容，監管過嚴將遏制金融發展。

　　第二波風險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1992年南方談話吹來了經濟復蘇的春風，伴隨著經商熱、基建熱、辦企業熱的興起，金融領域頭腦發熱也在加劇，部分銀行高息攬儲、無序競爭，許多地方出現“金融三亂”（亂集資、亂批設金融機構和亂辦金融業務）現象，農村形形色色的合作基金會層出不窮。風險泡沫之后，廣東國際信托公司因亂鋪攤子而破產，海南發展銀行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首家破產的銀行。

　　第三波風險發生在本世紀頭十年。時值國有企業改革陣痛期，企業風險開始傳導至銀行體系，銀行不良貸款不斷攀升。當時東北地區經濟低增長、金融高風險的問題十分突出，風險集中表現在“兩社兩債”風險（農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風險，企業債、柜臺債兌付風險）。沈陽有家股份制銀行因負面輿情遭擠兌，我們連夜緊急起草并發布公報，第二天直接把運鈔車開到現場，在柜臺上碼放起高高的現金，最終化解了這場風險。總之，支持工農中建剝離不良資產并推進股份制改革，農信社系統“花錢買機制”，消除了長期以來金融體系的隱患，為我們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奠定了基礎。

　　第四波風險發生在本世紀第二個十年。這次風險主要源于經濟周期轉換與結構調整中的風險釋放，也與互聯網等新型金融業態發展與監管脫節相關。這些問題在經濟步入新常態時水落石出，與復雜國際形勢下的輸入性風險疊加共振，多重風險跨地區、跨行業、跨市場蔓延傳遞，銀行機構不良資產快速攀升，有的銀行被接管，互聯網金融也進行了清理整頓。

　　金融風險的集聚和爆發有其內在規律，是一段時期經濟金融快速發展后的必然調整，很大程度上是難以避免的。因此，不應追求絕對不發生金融風險，而應防控金融風險向金融危機演化，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堅持在發展中化解風險，牢記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天職，在支持實體經濟健康發展中實現自身穩健發展。堅持在改革中化解風險，通過完善金融機構經營機制等，提高金融體系抗風險的能力。堅持在強化監管中化解風險，金融新業態、新產品每發展一步，金融監管能力就應跟進一步。當前，由于經濟金融體量大，完全靠事后處置的成本已經難以承受，必須堅決貫徹好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早識別、早預警、早發現、早處置”要求，防患于未然。人民銀行肩負維護幣值穩定、金融穩定的職責，“穩”字應是人民銀行履職的基本價值觀，為經濟穩、金融穩營造好的環境。

　　政治統領下固本

　　金融具有很強的專業性，也具有突出的政治性，金融工作包括央行工作必須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我于黨的十八大前后任人民銀行黨校常務副校長，對黨中央推進全面從嚴治黨進入新時代感觸頗深。黨的十八大之前，許多干部把黨校培訓當做“療養”，任務是“串串門兒”“認認人兒”“學學詞兒”“養養神兒”，心思放在建立人脈關系、打通個人上升通道上。黨的十八大之后，黨校普遍強化了教學管理，真正成為黨性錘煉大熔爐。我強調人民銀行黨校要把“理論武裝、黨性修養、能力提升”作為培訓目標，明確黨的理論和黨性教育課程必須達到70%以上，之后進一步明確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的培訓課程占70%以上。同時，推進以從辦班向辦校轉變的標準化建設，2013年通過ISO9000標準驗收，2015年建成中央部委一流黨校，新設縣支行黨組書記班，把培訓范圍擴大到人民銀行各層級。

　　我個人黨性修養從這段專職黨務經歷中受益頗深，對后續崗位工作幫助很大。到濟南分行任職后，我提出黨建統領全局，推出“1+4”重點工作攻堅行動，以全面從嚴治黨為統領全局的“1”，對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三大攻堅戰，謀劃4項履職攻堅任務，促使濟南分行工作在總行黨委領導下融入黨中央大局。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金融在國家治理中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更須提高政治覺悟與政治能力，從而保障金融事業強基固本，始終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進步。

　　38個年頭過去，彈指一揮間，再回首，多少鮮活面孔歷歷在眼前。在黑龍江省分行工作期間，我經歷了四位行長。剛參加工作時的行長是丁逢水同志，他是參加過抗日的革命干部，一口膠東口音，一身豪邁氣概，自帶領導氣質，1983年退居二線后還擔任顧問干了好幾年。第二任行長陶源同志工作能力強、群眾威望高，得到總行充分認可，1992年初因病住院期間，時任總行主要領導的李貴鮮同志來哈爾濱短暫調研還曾親自到醫院看望。第三任行長李家祚同志待人隨和，言談幽默而文筆犀利，文章材料里總是透著辯證法的睿智，當處長之前就是有名的“大筆桿子”。第四任行長葉英男同志高大威武、儀表堂堂，他作風正派、自律甚嚴，1998年大區行體制建立時被總行選任為西安分行首任行長，后來在總行貨幣金銀局局長任上退休。我在沈陽分行工作時經歷的行長是沈陽分行第一任行長檀景順同志，他在9家大區行行長中年齡最長，但工作勁頭很足，幾乎每天干到后半夜。這些老領導們的言傳身教讓我終身受益，他們可貴的思想品質始終激勵我不懈前行。

　　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陽的光輝。38年泛舟金融之海，風里來浪里去，渺滄海之一粟，寄蜉蝣于天地，覺金融發展之偉力，感知在黨的領導下金融改革開放、科技進步、激流勇進的基因密碼和萬丈光芒。走進新時代，追夢央行人，我們眾志成城，正以海納百川的胸懷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奮力開辟我國經濟金融巨輪行穩致遠的新航線。韶華易逝，碧水長流，只有把個人有限的青春年華投入黨和人民的無限事業，才會懂得忠誠無悔的哲理和勇立潮頭競風流的人間大美。正如印度詩人泰戈爾所言：天空雖無痕跡，鳥兒卻已飛過。

責任編輯：潘翹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