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賈康

　　首先要說一下探討這個話題的基本背景。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雖然已取得了諸多成就，但未來的增長空間還相當可觀。在工業化進一步發展過程中，必然伴隨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又緊密結合市場化、信息化。從城市經濟概念這個視角看，可以按照全球經驗總結一下我們現在的城鎮化率。如果說按照過去陸續發布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來看，我們已上升到59%這個位置，居于城鎮化快速發展期的后半段，然而這幾年從中央到有關部門，已經把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城鎮化率指標放在首位，那就是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這才是沒有水份的城鎮化率。

　　如把這兩個指標中和一下，我有一個粗線條的判斷，中國現在實際只處于城鎮化率變化曲線中間位置，充其量也就是50%的真實水平。之前幾十年，城鎮人口中所包含的常住人口里面，有將近3億人仍然被稱為農民工，他們早已從事城鎮非農方面的有關工作，但戶籍卻還在農村，本人和家庭成員在一些基本公共服務待遇上是受歧視的，沒有做到均等化。實際城鎮化率如果按照50%左右來判斷的話，我國還處于高速發展階段的中間位置——這是關于我們未來仍然有相當高成長性的一個基本判斷依據。

　　在城市經濟概念上，確實有其共性。我們在城市發展中，要看到中心區域的“規模經濟”，是一個必然要產生影響力、輻射力的城市功能的體現。很多人口、生產經營活動、社會活動，聚集在這個區域，這可稱為城市、城鎮的共性。同時又必然有不同的個性，即差異化的特點。除了不同的中心定位、開發政策規劃、交通體系、功能區分離等必然有所區別之外，在產業經濟概念上的個性，也往往十分鮮明。北京顯然有獨特的政治中心地位，同時又必須優化疏解非核心功能，現在還是要求城市發展為科創中心，但是又不要求成為一般意義上的產業中心，另外還必然顯示其金融中心意義。上海在大家印象里是中國老工業基地，這些年非常強調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地位。深圳是信息新經濟高科技帶出整個產業集群的城市，被中央給予厚望，將要打造全國領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先行示范區。廣州、杭州、南京，無一不具有類似的這種差異化特征。南京獨特的文化基因和故都故事，是其他城市無法比擬的魅力所在，這些年還有升級建設產業集群包括高科技、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態勢。

　　城市的轉型都是在追求升級版的高質量發展。我們需要再進一步考慮轉型中的共性取向。第一，基礎設施、產業布局必須按照高水平的“規劃先行，多規合一”這樣的前提，發展智慧城市、海綿城市，建設地下綜合管廊等。第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不可一概而論，各個城市要做定制化設計。再有第三，必須重點做好與民生相關的公共服務供給，各個城市怎么更好地改善民生，也要定制化設計。而不同城市經濟轉型中，對生態環境與人文環境特點的要求，綜合在一起，是城市內部要素結合要充分升華，要讓這樣的城市“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

　　再來說說轉型中的個性。個性處理，顯然首先需有獨特功能的認定，比如說政治中心，全國就只有北京，但是又說要有一個副中心，已定位為雄安新區。而南京過去民國時曾經是政治中心，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特征。上海除產業集群外，有深水港，有得天獨厚的航運業發展空間，支撐它的物流中心地位，并在相當大的范圍之內有金融中心的輻射作用，別的城市不能相提并論。

　　還有人才培養基地，這也是在城市獨特追求里的一種特點。你會不經意間發現，某些城市引進了大量教育機構。比如說武漢，這些年保有100多萬在校大學生，有幾十所相當高水平的高校，集中在武漢三鎮。這都是各個城市必須把握自己相對優勢、再做出某種特定追求的例子。當然還有發展中的機遇和挑戰。現在中央在進一步開放這個方向上，已經呈現出一個大陣仗：海南過去定位為“國際旅游島”，現在上臺階，定位為要打造全球最大體量的“自由貿易港區”；對深圳則要求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先行示范區，實際上在對接逼近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實現最高水平法治化營商環境和貿易投資自由化的改革開放中，深圳是沖在最前面。上海的自貿區最先起步，現在進一步升格，是逼近最高水平、最高標準。挑戰帶來的是發展機遇，這樣一個從海南、深圳到上海，再到其他很多區域跟進的“自貿區”，在迎接挑戰的過程中怎么樣抓好機遇，那就要看我們是不是能夠真正按照中央精神實質，進一步解放思想——“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開放再擴展，工作再抓實”。這些不同區域，按國家戰略將形成一個“梯度推移”的梯隊，進一步對接現代化新時代的通盤部署。

　　接著講另外一個重點：怎么理解產業生態鏈？城市經濟一般情況下，除了像北京是特別的政治、文化中心為主但允許有高科技產業之外，其他城市或多或少，都無法回避把高科技更好結合進來的許多實體經濟生產經營的產業成分，那么必然形成一個產業的集群。在整個經濟活動中，供需活動形成一個生態鏈，其中這種產業生態鏈也有類型特征、結構特征。各個地方政府層面，首先要盡責地把握好轄區定制化的國土開發通盤規劃，不可能簡單靠市場主體試錯就形成一個合理的本地通盤戰略性國土規劃，必須政府牽頭集中一切力量得到智力支持，包括充分吸收外腦、民間智慧來形成這種規劃。在各個行業、各個產業集團內部，對結構優化問題，也都要做具體的優化設計。

　　這個產業生態鏈中，大、中、小微企業要相互依存，共存共榮，就像林木群，有高大喬木，也有地面上的花卉小草，共同形成的生態圈。運行中還必然涉及實體經濟的發展，怎么得到很好的融資體系支持，與整個產業生態鏈集群相伴隨的概念，叫做“供應鏈金融”：一個地方、一個城市區域之內，整個產業鏈中，有一些企業屬于舉足輕重的核心企業，可帶頭把更多中小微型的企業，形成一個共贏企業集群，上下游這些企業得到核心企業融資的“增信”，形成一個利益共享同時也是風險共擔、共同發展這樣一個集群的融資發展。

　　最后我要說一下，按照這樣一個產業生態鏈高質量發展，應特別注意供應鏈或價值鏈上的“微笑曲線”。我們中國現在最主要的產能，還是在微笑曲線上居于中間位置，左邊是高收益率，屬于那些創意設計取得成功以后，在市場上確定品牌效應的主體，很多名牌廠商在國際范圍內都是如此；再往后到了中端加工生產，雖然有收益，但是比較少。在實體經濟制造業為代表的領域里，我們中國現做的大量工作是在中間，比如說中國生產全球80%以上的玩具（特別是在珠三角一帶有大量產能），但收益卻很低，一旦到了后邊售后服務、市場擴展，又是高收益，但又不屬于我們中國人。要爭取在轉型升級發展中，把我們在全球供應鏈、價值鏈中的地位，推升上左、右的高端。

　　總之，做好不同地方的定制化方案，是硬道理，各個地方必須在自己做好定制化設計之中，處理好一系列供給側要素的有效供給問題，在創新中實現升級發展。

　　注：本文為作者在“2019中國創投高峰論壇暨金魚嘴基金街區發展年會”上的演講。

　　(本文作者介紹：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