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對華貿易政策同步趨緊，國內經濟增長轉型挑戰迫近

　　貿易：前有難關

　　□本刊記者 樓夷王豐發自北京 本刊特派記者李昕發自美國首都華盛頓

　　在令人炫目的快車道上奔馳十多年后，中國對外貿易駛到了拐角口。

　　從最新的統計數據看，中國外貿依然風光無限。2006年，中國進出口總額達到創紀錄的1.76萬億美元，其中出口9691億美元，增長27%；進口7916億美元，增長20%。僅僅入世五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舉足輕重。

　　同時，中國在地區自由貿易談判中也斬獲頗豐。繼中國-東盟自貿區貨物貿易協議和中國-智利自貿協定之后，中國與巴基斯坦簽訂了自貿區協定；與

　　不過，在表面風光之下，中國外貿卻遭受著來自國內外的雙重挑戰：一方面，全球貿易摩擦不斷增加，歐美等發達國家對中國提出更高要價，施以更大的壓力；另一方面，國內經濟的發展要求改變粗放型增長方式，意味著中國外貿多年來賴以生存的模式將發生根本轉變。

　　中國外貿何去何從，2007年將是轉型之年。

　　“利益相關者”潛臺詞

　　2006年以來，一個新標簽——“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的出現，標志著歐美等發達國家對華貿易政策的重大調整。這個說法源自美國前副國務卿佐立克。在2005年秋天的一次公開演講中，他希望中國成為國際體系“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此說隨后出現在歐美諸多對華相關文件以及領導人言談之中，并被國際上廣泛引用。這一概念在確認中國崛起、并對國際秩序產生重大影響的前提下，有一個潛臺詞：中國應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和義務。

　　2006年4月和10月，美國和歐盟推出新版對華貿易政策文件，在貿易領域對“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作出了明確詮釋：切實履行入世承諾，尤其是保護知識產權等；超越入世承諾之上進一步開放市場，尤其是匯率改革以及金融業、電信業等敏感的服務行業開放；更積極參與多哈回合、二氧化碳減排等國際重大問題。

　　這與中國自我定位顯然有很大差距。作為“發展中大國”和“WTO新成員國”，剛剛結束五年過渡期的中國強調“新成員國待遇”，并不樂意在多哈談判中做過多讓步，更不愿意在多哈談判結束之前單方面給予歐美等國更進一步的開放承諾。

　　顯然，此時的“利益相關者”說法為歐美等國家對中國施加雙邊壓力提供了最新砝碼。在這個標簽之下，凡事關“維護國際體系責任”的要求都可以提出，而無須局限于入世承諾或者多哈談判的時間表。

　　中美貿易：硝煙漸濃

　　“2007年，關于中美貿易我們會看到很多很多的行動，”華盛頓資深政治評論員布魯斯斯托克斯(Bruce Stokes)說。

　　此前，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對布什的貿易政策言聽計從，在2006年全年關于貿易的聽證會尚不到之前平均的三分之一。但支持工會和中小企業利益的民主黨掌控國會后，勢必在貿易政策上更加強硬。中國作為美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加上2006年總計23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自然首當其沖。

　　“美方現在最廣泛認可的辦法是反補貼，”國會貿易金融特別研究員韋恩莫瑞森(Wayne Morrison)說。2月2日，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已經啟動了WTO訴訟，進入磋商階段。美方指控中國的稅務政策為進出口提供補貼。這項指控涉及近55%的中國公司，是目前中美貿易糾紛中覆蓋面最大的一起。美國商務部在去年底也已發起一項反補貼調查。一旦成功，即使中國是非市場經濟地位，美國公司也可以告

　　知識產權保護是中美之間另一焦點。今年美國也很有可能在WTO發起相關訴訟。但美方要發起訴訟并非易事。此前的知識產權官司都是針對某一個具體的行業或者產品，還沒有向一個國家的執法情況發起訴訟的先例。

　　潛伏于種種議題之下是美國對中國和中國企業的看法，其形成和改變都非朝夕之功。“中國是全球化的象征。美國既擔心中國向價值鏈高端轉移會挑戰自己的地位”莫瑞森說。“只要中國公司能從銀行拿到低息貸款，人們就會認為中國政府為他們提供了財政補貼；只要他們還是國有公司，哪怕日常運作已經商業化，人們很容易將其代表政府意志。”

　　中歐貿易：波瀾不驚

　　歐盟在2004年已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面對2005年即達到1316億美元、仍在迅猛增長的對華貿易逆差，以及歐盟內部保護主義力量的強烈不滿，曼德爾森等歐盟高官不時釋放出抱怨雙邊貿易關系“有失公平”“亟待改善”等強硬言論，引發觀察家們的驚呼或是業界的恐慌。

　　但是，中歐雙方往往能夠在貿易戰即將到來的最后一刻表現出驚人的靈活性。中國商務部長薄熙來與曼德爾森在馬拉松式的談判后滿面倦色地握手言歡，也成了雙邊貿易關系中的經典鏡頭。難怪布魯塞爾的“歐洲政策研究中心”分析員阿克塞爾博考夫斯基博士在2月3日發表于《亞洲時報》的一篇評論中表示，在歐盟于2006年10月出臺了新的對華貿易政策文件之后，“多年來一直處于中歐貿易議程上的那些問題和話題，在未來的若干年內仍將存在。”

　　在歐盟對華貿易政策文件中，一個新的進展是，歐盟開始強調人民幣匯率問題。該文件提出，中國因為匯率問題在中歐貿易中獲益，并強烈要求中國進行匯率改革。而此前，歐盟并未像美國那樣在人民幣匯率的問題上大做文章。在不少觀察家看來，這是歐盟立場逐漸向美國靠攏，雙方聯手施壓中國匯率問題的跡象。

　　然而，一位駐北京的歐洲外交官對《財經》說，這只是歐盟內部主張自由貿易力量與保護主義勢力暫時妥協的結果。“有關匯率的言論，僅僅是曼德爾森先生在口頭上應付那些保護主義者的表現，”這位外交官說，他并不認為匯率是一個令歐洲真正耿耿于懷的問題。

　　無論如何，這一新動向再次提醒中方：歐盟內部不只有一個聲音。在2007年1月1日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正式成為歐盟成員后，擁有27個成員國的歐盟，其決策過程愈加復雜和漫長。而隨著東歐新成員國的加入，歐盟重心再次東移。為了維護經濟相對較為脆弱、對制造業等低端產業依賴較強的東、南歐成員國的利益，保護主義聲音在未來幾年的歐盟貿易政策中必將有所上升。去年10月出臺的新對華政策文件，也是多方談判和妥協的結果。

　　了解該文件制訂過程的外交人士表示，該文件在最初版本中，對中國的經濟定位十分苛刻，在某些方面甚至提出了高于對一些發達國家的要求；后來經過中方外交努力，言辭才有所緩和。但是，該文件仍舊用15頁的篇幅提出了一系列抱怨和要求，包括在市場準入、知識產權、法律環境、補貼、匯率、環境、氣候和能源安全等等。

　　在這些要求中，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新趨勢是，歐盟正要求中國主動在環境、氣候變化和國際能源安全方面承擔更多責任。幾個月來，包括貿易委員、對外關系委員、環境總司司長等多位歐盟高官在來華訪問中處處強調“中國責任”，尤其是曼德爾森在去年11月訪華時提出“應該把氣候變化問題納入貿易談判”，是最為直接的信號。

　　歐盟通過呼吁“大國責任”，共同開展二氧化碳捕捉與儲存的技術研究等手段，希望盡早把中國納入全球減排行動中來。作為雙邊關系的重中之重，貿易自然是促進這一進程最有力的渠道。可以想象的是，氣候因素的加入，將為今后的中歐貿易關系增添新的“摩擦點”。

　　技術性壁壘增加

　　不過對于許多出口企業來說，影響更大的則是技術性貿易壁壘——即對出口產品日趨嚴格的環境、安全、衛生、信息等各方面的技術標準。

　　據2006年12月商務部發布的《2005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對中國對外貿易影響調查報告》(下稱《報告》)，全球以及中國面對的貿易壁壘中，技術性壁壘已經占到了總數的2/3，2005年國際技術壁壘給中國帶來了高達691億美元的直接損失。

　　2006年以來，歐盟頒布《報廢電子電氣設備指令》和《禁止在電子電器設備中使用某些有害物質指令》，給中國機電高新產品生產企業增加了成本。而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則給中國農業出口帶來重大影響。隨著關稅等傳統壁壘逐漸弱化，越來越多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將對以廉價為特征的中國商品造成重大沖擊。

　　當然，技術性貿易壁壘是一把雙刃劍。在對一部分企業關上大門的同時，卻為更有實力和做好準備的企業打開了更廣闊的市場，有利于企業的升級換代。

　　事實上，改變粗放型增長方式，產業升級、優化出口結構已經作為下一步中國經濟改革的要求，寫入十一五規劃。人們意識到，過去簡單依靠土地和勞動力優勢，以低附加值產品為主的出口模式越來越難以持續，更不利于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

　　去年以來，與中國外貿密切相關的勞工、環境、匯率等各方面環境均已出現變化。然而，改革持續十多年以來的粗放型增長方式，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中國企業的大規模低價優勢在很長時間內依然會具有生命力，面對來自國內外的壓力，中國出口企業將需要經過漫長而痛苦的轉型。

　　貿易平衡難題

　　對中國政府來說，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解決貿易平衡問題。

　　中國在2006年創下歷史最高順差紀錄——1774.7億美元，相當于2005年的1.74倍，2004年的5.54倍，2003年的6.92倍。

　　在今年1月召開的全國商務工作會議上，商務部部長薄熙來將“貿易順差過大”視為中國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和對外關系的焦點。他表示，要把減順差作為今年外貿發展的頭等大事抓好抓實，從片面追求出口規模和順差轉向追求出口質量和貿易平衡，希望地方上不要再盲目下達和考核出口指標。

　　2006年10月發布的《商務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方案》第一次給貿易平衡設定了時間表——2010年，進出口調控目標為23000億美元，年均增長10%左右，進出口實現基本平衡。

　　這是一個相當艱巨的任務，因為目前的進出口總額年均增長速度24%，相當于目標速度的兩倍之多。

　　不過，在一些觀察家看來，改變外貿增長方式縱然必要，但并非貿易平衡的解決途徑。產品升級換代以及更多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只會增加出口額，進而增加順差。還有觀點認為，盡管需要改變外貿增長方式，但沒有必要強調減少順差。

　　這不僅僅是因為中國對外貿易發展和國際產業轉移變化之迅猛超出一國政府的控制范圍，也因為巨額貿易順差本身是這一系列變化的結果，而非肇因。經過十多年國際分工變遷，形成了這樣一個產業鏈條：從日本、韓國、臺灣省和東南亞進口零部件，在中國加工制造，向歐美出口制成品。結果導致越來越多的貿易順差從東南亞、臺灣等地轉移到中國。

　　無論是否愿意，國內改革的內在要求和國外的壓力，終將把中國推向下一個轉彎口。中國將以什么樣的姿態轉身，對中國經濟和國際經濟都會產生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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