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7年起，中國的銀行業改革將處于推進和調整相結合的微妙階段，這一階段將決定中國整體銀行格局的最終走向

　　銀行：推動真實變革

　　□本刊研究員 陸磊／文

　　在中國前五大銀行中的四家實現從國有或準國有向上市銀行轉變之后，真正意義上的股份制銀行，即所有權結構真正在不同階層間分散分布的銀行體系在中國已經初具雛形。毫無疑問，這是中國最近三年銀行體系改革的突出成就，也是銀行改革的階段性成果；而這并不意味著整個銀行改革的結束，相反，自2007年起，銀行改革將進入一個新階段。

　　這一階段的中國銀行體系將面臨兩大問題：一是老問題仍有待解決。銀行自身的業務結構和法人治理調整仍處于推進階段，中國銀行體系沉重的歷史包袱化解仍然需要通過改革來完成。二是新問題隨改革而出現。比如，銀行改革在實現市場效率的同時，金融資源在產業和區域間的配置呈現持續集中趨勢，銀行改革將必然導致原有大銀行的壟斷格局進一步強化，資本金的大規模籌集將造成新一輪信貸擴張的高潮。這些問題都需要政策校正。

　　從中國銀行業改革的邏輯順序看，基本可以歸結為兩大步驟：第一步，是在不涉及真正意義上的制度變革的狀態下維持財務狀況的穩定；第二步，是在適當的時機推動真實變革。如果根據這一步驟劃分，則部分銀行(包括存款類機構)仍處于改革的維持階段，因此，持續推進是必然選擇。而另外一些先行一步的銀行已經進入改革的真實推動階段，適時的改革方略調整是不可或缺的政策安排。可見，從2007年起，中國的銀行業改革將處于推進和調整相結合的微妙階段，而這一階段將決定中國整體銀行格局的最終走向。

　　持續推進之一：

　　混合所有制還是混合銀行體系

　　通過國家注資、引進戰略投資者和境外上市，銀行產權結構和法人治理在形式上的問題已經解決，但銀行體系在職能布局上的老問題并沒有解決。在國有銀行和合作金融組織逐步改造為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背景下，中國的銀行體系正在向混合所有制方向發展，但產權模式逐步呈現單一化趨勢，即國家(或地方)、境內外法人或自然人聯合持股。隨之產生的問題是，混合所有制與混合銀行體系是存在顯著差別的。一個已經為各方所忽視的問題是：中國是否仍然需要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和合作銀行？

　　第一，已經引進戰略投資者并實現境外上市的銀行，不再適用“國有銀行”的名稱，也不存在保留國有控股的必要。這是因為，國有控股貌似可以使國家更多地保有金融資源，但股份化的事實將導致國家僅僅擁有投資收益權，而不是金融資源配置權。而問題在于，國家持有金融機構股權的基本目的是平衡或優化金融資源配置，以此實現經濟增長。在盡快建立存款保險機制的前提下，國有股權應逐步向金融控股公司或資本市場分散。

　　就銀行業市場而言，國有控股銀行之間的競爭缺乏實際意義，甚至導致負面影響。比如，由于存在國有控股，不同銀行的高級管理人員在法理上完全可以互換，因而市場競爭并不存在于法人之間，而僅僅存在于低級別的分支機構之間。就投資者和經營者而言，依托市場以盈利和背靠國家股東以獲得安全性的道德風險依然存在，這就導致對國有銀行的持股或許成為市場經濟中惟一的“無風險投資”。因此，國有銀行股價市凈率偏高并非機構價值的體現，而是中國主權價值(即國家對銀行安全性的隱性擔保價值)的體現。

　　第二，對于真正體現國家金融職能的銀行，有必要保留國有獨資，且未必需要實現跨國經營，但必須在國內具有充分的網絡優勢。從市場經濟的本質看，國家資本應該從競爭性、盈利性機構撤出；具有政策性或暫時不具備經濟效益的職能則必須由政府完成，即政府天然具有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在現實世界中，國家債券融資與國有獨資銀行籌資的本質具有一致性，均具備主權債特性，那么，今后的國有獨資銀行就是在貸款上體現政府投資職能，但可以吸收存款的公共法人。

　　第三，合作銀行應該自發地產生，或許這一自發進程很漫長。真正的合作只能在經濟條件或所從事產業相似或相關的人群間產生，而我國的合作金融機構基本沒有考慮到人群間的相似性，因此喪失了合作銀行存在的“合作”基礎。但這并不意味著合作不會在特定的經濟環境下形成。

　　根據以上分析，由于國有銀行主體部分的股份制改造已經接近完成，今后的銀行改革應著眼于多元化銀行體系的構建，以滿足不同層次融資需求。國有銀行、不再保留國有控股的股份制銀行、自發形成的合作銀行應該是今后中國銀行體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持續推進之二：

　　政策依賴還是產品開發

　　銀行體系在今后一段時間均將保持盈利的較快增長，但核心問題是盈利增長的依托點是政策還是產品。

　　銀行體系在過去的較長時間內，都遵循一項相對有趣的潛在交易規則：一方面，來自各個層次的行政干預導致銀行體系積累了較多的壞賬，另一方面，壞賬一般集中到中央政府層次上報銷。從交易形式看，這似乎是一項零和博弈，但實質上導致了極高的道德風險：一是由于存在干預，銀行業的自主經營權很難真正確立；二是銀行業具有極高的政策依賴性。上述問題至今并未得到徹底解決。

　　第一，商業銀行基于對貨幣當局的持久依賴慣性，存在從被動的政策扶持向主動要求政策傾斜的方向發展的趨勢。一方面，原來的國有銀行在收費問題上十分積極，且銀行的存貸款利差在貨幣政策安排下呈現擴大趨勢；另一方面，銀行在改革前后并沒有出現明顯的新利潤增長點。一個更為致命的因素是，已經實行股份制改造后的上市銀行因其規模巨大，很容易造成全社會的錯覺——這些機構的不穩定意味著國家金融的不安全。值得擔心的是，一旦機構利益成為調動國家政策資源的主要力量，則政策資源很可能被濫用，并成為支持機構盈利的重要工具。

　　第二，農村金融機構的情況與此類似。在當前盛行的省聯社模式下，農村信用社改革在更大意義上屬于維持財務狀況型改革，遠未進入法人治理的實質性改革階段，農村金融機構實際上存在對省級和中央銀行兩級機構的政策依賴。同樣，我們沒有觀察到，農村信用社在政策扶持的同時真正開發出適合于農村金融深化和經濟發展的有效金融產品

　　產品開發是金融機構賴以生存的基礎，這是市場經濟的鐵律。2003年以來的農村金融改革和2004年以來的銀行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銀行業行政干預的痼疾，但尚未解決的是整個銀行體系對政策的依賴甚至控制的問題。這顯然將構成2007年以后的銀行改革主旋律。

　　持續推進之三：

　　供給導向還是需求導向

　　銀行改革在理論上是供給主體的制度變革，由此導致的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問題是，需求導向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成為決定供給變革的主因。

　　2003年以前的銀行體系改革因此陷入一個怪圈式困境：我們從1998年起實施國有銀行撤出縣以下地區，且實行了較大幅度的減員增效，但效果并不十分明顯，于是進一步“瘦身”。這是一種忽視需求或把需求當做既定因素，單純考慮供給調整的改革思維。當前，已經到了從需求角度設計供給格局的時期。一方面，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需要金融服務總量的持續上升，特別是在金融總量相對不足的農村地區，其需求擴張必將是跨越式的；另一方面，銀行除了傳統的貨幣創造職能，一個更為關鍵的現代職能是風險管理，而不是風險規避。

　　商業銀行傳統意義上的從“高風險”、“低收益”地區撤退的策略，必然意味著銀行改革與經濟發展方向的背道而馳，在經濟決定金融的基本規則下，銀行改革的進一步推進也就必然以造就適合管理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一般和特殊風險為職能的銀行體系為其主要任務。

　　政策調整之一：

　　“最優”配置還是均衡配置

　　在銀行改革按照既定方向推進的同時，改革方略也存在某些需要調整的地方，這是由銀行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決定的。

　　包括所有存款類金融機構改革在內的銀行改革，在取得較大成果的同時，均不可避免地面臨一個問題，即急功近利的短期化決策趨勢。這直接體現在金融資源配置的非均衡化，盡管這種非均衡對單個機構而言似乎是最優的，但僅僅是短期最優。

　　比如，無論是早期在國內上市的股份制銀行改革，還是最近在境外上市的前國有銀行，均存在向東部發達地區配置金融資源的趨勢。脫離欠發達地區，已經成為股份制改革后的整個銀行體系的必然選擇。但是，這不利于銀行的長期發展。有理由認為，撤出的即期收益固然是金融資源向發達地區集中所帶來的好處，但長期損失或許是喪失了與經濟增長共享剩余的機會。

　　銀行改革從來不能孤立于經濟的總體轉型而存在。對于國有銀行而言，其分支機構的多寡意味著金融對經濟的影響程度高低。毫無疑問，金融資源依然是當前經濟發展最稀缺的資源。考慮到目前各地方政府依然在區域經濟發展中具有主導地位，國有銀行分支機構的資產業務，將成為中央的產業和區域發展政策與地方經濟增長需要之間的博弈工具。

　　恰恰由于這一點，國有銀行分支機構的資產業務非但不能萎縮，反而應該在擴張中實現均衡化，由此才能真正同時實現中央和地方的經濟均衡發展戰略意圖。

　　政策調整之二：

　　壟斷還是競爭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銀行業市場結構在國有銀行改革進程中進一步扭曲。以市值計，中國工商銀行現已高居全球排名榜前列。盡管經濟總規模而言，中國需要若干超大型世界級銀行；但前國有銀行的寡頭特征在市場結構上被進一步強化，由此導致的一系列問題是值得關注的。

　　第一，真正的利率市場化步伐可能因此延緩。在寡頭定價模式下，少數寡頭將成為定價的領先者，而其他機構則成為跟隨定價者，因而市場遠不能實現充分競爭所帶來的效率。中國持續的低存款利率水平和貸款利率上浮后較高的融資成本，無疑說明了當前的市場結構所造成的消費者損失。

　　第二，金融產品供給的滯后。由于存在寡頭壟斷，市場準入成本相應顯得比較高昂，市場內的金融機構并不具備開發新產品的激勵。或許，我們可以把這種做法稱為“審慎”，但其結果仍然是福利經濟學意義上的效率損失。

　　據此，中國加入WTO的過渡期結束對中國銀行業市場結構的校正，應該是一個重要機遇。大型銀行之間的競爭有可能加速利率市場化和金融產品創新步伐，形成有效率的銀行業市場。

　　政策調整之三：

　　資本輸出還是信貸過熱

　　銀行改革是微觀機構的結構調整，對宏觀貨幣信貸的影響本應十分有限，但是，由于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依然是中國銀行業的主體，國有銀行的體制變化直接影響信貸周期變化。

　　第一階段，隨著外資參股，國有獨資逐步向國有控股轉化。在這一進程中，我們發現，國有銀行的主體地位依然得以保持，但是資產和負債總份額呈小幅度下降的趨勢。

　　著重比較2005年各類機構在信貸市場的操作可以發現，國有銀行在此期間采取的是主動收縮策略，其原因正在于來自改革因素。

　　第二階段，存款持續累積與信貸擴張“拐點”出現。2006年肇始的新一輪信貸擴張的表層原因，依然在于國有銀行的行為發生了變化，其信貸增加額從2005年的同比少增2601億元，轉為同比多增2752億元；由此，形成了國有銀行在一季度的信貸投放已經達到6005億元，接近2005年全年的80%，且超過其他金融機構信貸投放的總和。

　　到2006年三季度，全國銀行人民幣貸款余額達到22.1萬億元，比年初增長2.76萬億元，同比多增7987億元。其中，國有銀行人民幣信貸增長1.12萬億元，同比多增5409億元，其信貸增加額占全部銀行的41%，而多增額占68%。考慮到以工商銀行為代表的三家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已經順利上市，巨額資本金融入是信貸跳躍式擴張的主要動力，那么，2006年上半年的信貸擴張在2007年上半年將再次出現，這對中國的宏觀調控將再次構成挑戰。

　　既然銀行改革是當前信貸過熱的主要因素，持續的準備金政策調整或利率上調，都面臨一定的局限性：前者鎖定了銀行的流動性，但可貸資金閑置造成的效益損失是不可忽視的；而利率上調是需求管理的主要手段，對銀行流動性的跳躍式增長不具備充分的管理作用。

　　因此，結合宏觀調控，銀行改革方略將面臨從單純考慮在境內使用資金到境外投資的必然調整，這將導致中資商業銀行資產組合和網點格局發生深刻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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