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全局性水危機，除了要進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場的定位，最重要的仍然是建立更加綜合、平衡的利益協(xié)調機制

　　環(huán)境：警鐘為水而鳴

　　□本刊記者 王以超／文

　　對于很多普通中國人而言，清潔的水正在變得不再唾手可得。

　　2006年春天，河北省經歷了迄今55年最嚴重的干旱，與之毗鄰的天津市也難以幸免。一國之都的北京，干旱程度赫然為50年來嚴峻之最；從1999年至今，這個人口已逾千萬的大城市，一直籠罩在缺水的陰影之中。在水資源相對充足的南方，污染的幽靈揮之不去。無論長江還是珠江，整體水質都沒有改善的跡象。在中國廣袤的農村地區(qū)，2006年仍有超過3億人無法獲得安全的飲用水。

　　專家們預測，按照目前的趨勢，到2030年，中國的水供應能力將達到極限。

　　失衡的中國

　　中國是一個缺水的國家，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中國也是一個水資源極度失衡的國家。以華北地區(qū)為例，據(jù)水利部統(tǒng)計，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只有大約500立方米，不足全國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在中國，“三河”(黃河、海河和淮河)流域幾乎供養(yǎng)著一半中國人口，灌溉著四成農田，創(chuàng)造著接近三分之一的GDP，但水資源量只占全國的8%。

　　在過去50年中，中國主要河流的徑流量都在下降，這三條河流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根據(jù)氣候學家的預測，隨著全球變暖，中國北方地區(qū)河流徑流量下降的趨勢將進一步加劇。

　　據(jù)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去年11月正式發(fā)布的《2006年人類發(fā)展報告》，人均1700立方米被認為是一個國家滿足農業(yè)、工業(yè)、能源和環(huán)境用水需求的“最低門檻”；低于1000立方米，就意味著出現(xiàn)了“用水短缺”；低于500立方米，則表示“絕對缺水”。

　　若按照這個標準計算，中國無論黃河流域、海河流域，或者淮河流域，都應該處于“絕對缺水”狀態(tài)。

　　地下水也許是一個可以替代的選擇。但問題在于，在過去的40年中，華北地區(qū)的地下水水位已經普遍下降了50米-90米——誰也不知道，這些寶貴的地下水還能支撐華北多久？

　　如果說這種失衡更多是由于地理因素造成，另外一種失衡則源于城鄉(xiāng)之間橫亙的鴻溝。

　　衡量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一個很重要的指標是居民能否獲得安全的飲用水。在中國，經過這些年的發(fā)展，已經有超過四分之三的人口可以獲得安全水源，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然而，超過3億人——其中絕大部分都生活在農村——卻仍然無法享受到這種福祉。

　　據(jù)悉，在2006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已經要求水利部門爭取在十年之內(到2015年)，而不是聯(lián)合國“千年目標”設定的15年之內，基本解決這些人口的飲水問題。按照這一計劃，僅2007年就要解決3200萬 人的飲水問題。

　　污染的天平

　　如果不斷惡化的水污染得不到有效治理，或許上述種種努力都將付諸東流，已經存在的失衡也將更加不平衡。

　　根據(jù)國家環(huán)保總局公布的整體情況，2006年，海河、黃河、淮河以及松花江、遼河等北方主要河流的污染仍然相對嚴峻。其中，海河流域全境以及黃河、松花江以及淮河的不少支流，更是普遍呈現(xiàn)嚴重污染態(tài)勢。

　　這并不讓人驚訝。例如北京，主要河流的徑流量本來就相對偏少，加上過度抽取利用，這些河流稀釋污染物的能力早已大大降低。如果工業(yè)和生活污水未經凈化處理就直接排入，喪失了自凈能力的河流出現(xiàn)“病態(tài)”乃意料之中。

　　對于本來就缺水的北方地區(qū)而言，這種污染勢必進一步扭曲早已經高度緊張的“水生命鏈”。

　　若論吸納污水總量，恐怕哪一條河流都無法與長江相比。專家估計，每年排入長江的污染總量當在200億噸以上，而且還在以大約每年10億噸的速度增加；長江全流域生活污水的處理率還不足七分之一，其工業(yè)污染物的處理現(xiàn)狀也難以令人滿意。

　　盡管長江干流水質到目前為止還處于良好狀態(tài)，但隨著不少支流陸續(xù)被污染，長江已經事實上處于“亞健康”狀態(tài)的警告，在過去幾年中已經不絕于耳。早在2005年，長江領域就有超過500個城市不同程度出現(xiàn)過因為污染而取水困難的情況。

　　中國南方的另一條主要河流——珠江，也在面臨著同樣的考驗。即使全流域、長時間的污染事件不會很快出現(xiàn)，局部、短時間的污染事件頻發(fā)同樣會打亂兩岸居民的正常生活。

　　一方面，國家每年斥資數(shù)十億元，希望解決數(shù)千萬 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另一方面，每年的環(huán)境污染，又把數(shù)以千萬計的人重新推向災難的邊緣。

　　尋找新出路

　　面對“水荒”，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入手也許是最自然的選擇；啟動大規(guī)模的調水工程，則是改善供給的主要渠道。既然天下之水南北不均，用人工來“損有余而補不足”豈不美哉？

　　經過半個世紀的爭論和籌備之后，規(guī)模浩大的“南水北調”工程的中線和東線均已經開工。如果一切順利，西線工程也將在2010年左右正式開工。

　　不過，單純寄望通過調水工程來解決供求矛盾也許并不現(xiàn)實，這早已有史可鑒。專家們警告說，以中線工程為例，沿途省份僅擬上馬的新項目年耗水量就可能超過整個工程的輸水量。

　　最大的挑戰(zhàn)，或許仍然在于如何切實有效地控制需求。在需求端的管理上，最有效的手段也許仍然是通過市場化的價格機制，引入用水權制度，變無償使用為有償使用。

　　但是，正像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在拉美不少國家演繹的“水權風波”那樣，中國這樣的發(fā)展中國家要有效地發(fā)揮市場手段的功能，不是一件輕松的任務。如在玻利維亞等國家，水的私有化過程都曾經淪為某些權貴以及政府部門、壟斷利益階層謀利的工具。我們是否有信心避免這一幕的重演？

　　迄今為止，農業(yè)仍然是中國當之無愧的用水大戶，每年幾乎耗去了三分之二的水資源。即使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中，農業(yè)用水的比重也仍然接近半數(shù)。

　　如果說，工業(yè)企業(yè)以及城市的生活用水定價已逐步形成一定的規(guī)范，那么，如何調節(jié)農業(yè)用水，則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因為這不僅涉及市場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公平問題。

　　如果僅以象征性的價格來交易農業(yè)用水權，也許難以起到設定的激勵目標；按照充分補償?shù)脑瓌t來制定用水權交易價格，則意味著在中國最為底層的農民將負擔沉重——他們既缺乏資金，也缺乏必要的技術能力，去選擇節(jié)水型農業(yè)。例如，以色列的滴灌技術固然讓人羨慕，但在中國要全面推廣這些技術，需要的資金將不啻為一個天文數(shù)字。

　　一個方案是選擇給最貧困的5%人群提供相應用水補償。但在中國這樣一個還缺乏完善的法律體系以及嚴格透明的運營、監(jiān)管制度的大環(huán)境中，任何設計都必須充分考慮到可能增加的成本。

　　國家戰(zhàn)略

　　政府治理結構上的無力，在水污染上表現(xiàn)得或許更加充分。

　　不斷上演的地方和中央的利益糾葛、長期和短期的政策權衡，以及“以鄰為壑”的“雙輸心態(tài)”似乎都在表明，僅在目前的監(jiān)管體制上做一些小的修補，并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單純苛責水利部或者國家環(huán)保總局的無作為，也并不公允。畢竟，全局性的危機只能尋求一個全局性的解決方案，這顯然都超越了這些具體部門的權力范疇。

　　要解決主要江河的污染問題，一個很重要的設計是引入全流域生態(tài)補償機制。這樣，上游才有經濟動力，去保護水源的潔凈；下游也才有壓力去約束用水量。但如何建立一個保證生態(tài)補償機制真正得以運作的“政府間談判機制”，以更加綜合、平衡的視角來協(xié)調其中的可能沖突，對于決策者而言，還是一個全新的課題。

　　問題仍然在于，水危機還沒有真正被提到國家戰(zhàn)略的層面上來考慮。“十一五”規(guī)劃中，我們設定了宏大的單位能耗目標及二氧化硫排放目標，但單位水耗等同樣緊迫的目標卻滑出了太多人的視線。

　　在民間，眾多的草根NGO組織及先行者早已默默行動起來。1999年，一本名為《中國水危機》的書籍就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這本書的作者、公眾與環(huán)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在2006年秋天推出了中國第一個“水污染地圖”；在即將到來的2007年，他們的目標是聯(lián)合各地的NGO，更精準地確定污染中國之水的各個污染源的具體位置，并且以各種方式對這些污染者施以壓力，讓其付出代價。

　　機會總是存在，但是遲是早，意味著付出截然不同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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