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七問余永定 再辯GDP保“6” 抑制經濟增速下滑 要不要、值不值、能不能？

　　面對當下的中國經濟形勢，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此前接受新京報采訪時明確提出，中國經濟要守住增速不低于“6”的底線。必須要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重點依然是基礎設施投資。

　　余永定旗幟鮮明的觀點被外界解讀為保“6”。那么，在余永定看來，保“6”到底保的是什么、到底應該如何分析短期宏觀經濟問題、中國潛在經濟增速到底是多少、如何看待制約財政擴張的因素、為什么財政擴張的方向依然是基礎設施投資？——新京報就外界關心的問題再次采訪了余永定。

　　焦點1

　　保“6”到底保的是什么？

　　“6”只是象征性數據，核心是要抑制經濟增速持續下滑

　　余永定：當前中國經濟的基本形勢有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下滑。第二個特點是，中國的核心通貨膨脹率依然很低。從工業生產表現看，我們的PPI在最近連續幾個月進入了負增長區間。

　　面對當下的經濟形勢，我認為不能讓經濟增速跌破“6%”。中國經濟學界很多人都反對保“6”這個具體的數字，我也不知道中國經濟增速真實的數據是什么，只是用“6”這個數據代表/象征現在的經濟增速。我想討論的核心要點是——面對當下的經濟形勢，在現有真實的經濟增速的基礎上，我們要不要、值不值得、能不能夠抑制經濟增速進一步下滑？對這三個短期的宏觀問題，我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第一，我們需要抑制經濟增速的進一步下滑。因為GDP增速的持續下跌形成的悲觀預期導致投資、消費減少的趨勢愈加明顯。總需求減少會導致GDP進一步下跌，形成惡性循環；GDP和GDP增速是幾乎所有經濟、金融指標的分母，分母的減少導致所有指標的惡化。去杠桿，分子減小了，分母減的更多，杠桿率不降反升；從就業形勢看，表面上似乎目前問題不大，但實際調查研究中發現，大家也并非十分樂觀。當前就業問題既有結構的、也有總量的問題。有研究指出，就業增長對GDP增速的彈性已經下降。就業問題依然值得高度關注；從增長和改革的關系看，良好的經濟形勢可以為改革創造更有利的條件；從外部環境看，貿易摩擦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可能將進一步顯現，需要有國內增長來對沖。

　　第二，值不值得采取措施抑制經濟增速進一步下滑？如果說抑制經濟增速下滑的代價很大，比如，導致資源錯配、環境惡化、改革失去動力，使得未來經濟增速更低等，這就得不償失了。但并沒有充分的證據說明：抑制經濟增速進一步下降一定會導致這樣的結果。

　　第三，能不能夠抑制經濟增速進一步下滑？能否使用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看兩個條件：通貨膨脹形勢、財政狀況。從通貨膨脹形勢看，中國的通貨膨脹處于低水平，且有出現通縮危險。最新數字顯示，PPI已經連續數月負增長，CPI雖然為4.5%，但扣除豬肉價格等后的核心CPI增速依然是很低的；在財政的表現上，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中國中央政府的財政狀況比較好；地方政府債務依然在可控范圍內。

　　焦點2

　　中國潛在經濟增速是多少？

　　在確定經濟增長意向性目標時，最好采取“試錯”的辦法。

　　余永定：計算潛在經濟增速常有的方法包括：總量法、生產函數法、動態或然一般均衡法和一些純統計方法，如濾波法。但這些計算方法從方法論上都存在一些問題。此外，計算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對數據的依賴極高，美國由于數據問題，曾出現嚴重誤導。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能夠準確估算出誤差不小于1%的GDP的潛在增速呢？

　　我以為，在確定經濟增長意向性目標時，最好采取“試錯”的辦法：采用不采用更具有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看兩個指標：通貨膨脹率和國債收益率。如果中國不存在嚴重通貨膨脹狀態（例如不超過5%）、更不存在加速的通貨膨脹，如果國債收益率很低，公眾和金融機構都愿意購買國庫券，政府就可以實施更具有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力爭使經濟增速有所上升。

　　焦點3

　　應該如何分析短期宏觀經濟問題？

　　分析短期經濟增長速度應該從GDP各個構成部分入手

　　余永定：在批評我保“6”觀點的文章中，大多數強調由于種種長期因素，中國經濟增速必然下降，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平臺，我從來沒有否認過，除非出現某種革命性變化，中國經濟增速從長期看是逐步下降的。問題是：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中過去10年間已經下降了一半，有什么理由說中國一定會跌破6%，要在6.5%或5%的水平上才能穩定下來？

　　許多反對實行擴張性宏觀政策穩定經濟增長觀點的存在明顯的方法論問題，特別是混淆了短期分析和長期分析，宏觀經濟學和增長理論的區別；在推論的過程中遺漏了不少邏輯環節。

　　以人口老齡化為例，老齡化影響經濟增速是一個相當長的積累過程，長期老齡化對經濟增速的累積影響將是明顯的。但是除非突發某種災變，在某個特定季度、年度，人口因素對經濟增速的影響是很小的，決定不了諸如2019年經濟增速到底應該是6%還是5.9%這樣的變化。

　　從老齡化到經濟增長的因果鏈條中還存在許多中間環節：適齡勞動人口、勞動參與率、勞動時間、有效勞動時間（懶和不懶）、退休年齡延長等。不僅如此，由于人力資本性質的不同，同樣的精神和體力的支出，產出不同。因而，從人口老齡化并不能直接推出年度經濟增速會下降。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還存在許多抵消因素。例如，生產函數中的K、t變動會抵消老齡化對經濟增速的不利影響

　　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恰恰是2019年-2020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這樣的短期問題。因而，除非你能給出計算具體結果，否則老齡化不能用于支持（也不能否定）2019年中國應該低于6%的論點。

　　分析經濟短期增長前景必須首先判定——經濟增長當前是供給約束還是需求約束？如果是供給約束，可以從三個產業的總量生產函數出發分析為什么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當然還可以有其他一些分析角度）。如果是需求約束，就應該采用傳統的總量分析，從總需求各個構成部分的變化開始尋找原因。

　　從支出法的角度看，GDP的構成部分包括：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出口-出口。通過分析每個構成部分對GDP貢獻，可以找出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然后，我們可以進一步找出這些直接原因背后的原因。通過層層抽絲剝繭，我們可以找到盡可能全面的因果鏈條，從而找到應對經濟增速下降的相應的政策組合。不做這樣的具體分析，從因果鏈條的遠端，跨越一系列中間環節給出2019年中國經濟應該是多少的結論，在方法論上是有可商榷之處的。

　　很多學者擔心，搞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可能影響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結構調整。這種擔心是非常有道理的。他們針對中國經濟問題提出的相應的改革措施我都贊同。我一直的觀點是——結構改革和宏觀需求管理要解決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前者見效慢但效果持久，主要解決長期潛在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問題；后者見效快但效果一般短暫，主要解決當期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產能過剩問題。當下的穩增長和長期的調結構并行不悖，兩者相輔相成。要堅持深化各項改革，但不要把宏觀需求管理和結構改革對立起來。當下中國經濟的問題是，這些改革措施對抑制當下的經濟增速下跌能夠起到多大作用呢？或我們是否要等這些改革措施成功之后再來解決短期宏觀經濟增長問題呢？

　　焦點4

　　擴張性政策過去效果不佳？

　　在2010年底退出“四萬億刺激計劃”后，中國的財政、貨幣政策都是相當穩健的，雖然有過幾次擴張，但擴張力度不大、擴張時間也不長。

　　余永定：有觀點認為，中國在2012至2013年和2015至2016年有過狂飆突進的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但經濟增速表現仍不理想，這表明中國實際增速在潛在增速之上。

　　首先，我感覺一方面四萬億的推出有過快、過急之嫌；另一方面我們刺激政策退出有過快之嫌。

　　確實，2012年第二季度，政府曾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力度，以遏制經濟增速的急劇下滑。

　　2014年政府宣布要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適當擴大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但市場的感覺是財政政策并不積極。由于2015年經濟形勢惡化，2016年政府確實采取了比較積極的財政政策：一是進一步減稅降費。二是擴大財政赤字規模。

　　與此同時，根據經濟增長的狀況，特別是房地產價格的變動，央行在基本采取“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同時，對貨幣政策的放松度進行過一些調整。

　　總之，盡管在過去十年中，政府曾采取過較為擴張的宏觀經濟政策。但力度都不大，每次持續度時間也不長。

　　焦點5

　　如何看待制約財政擴張的因素？

　　現狀不是關鍵，動態趨勢是關鍵；從1998年至2002年中國經濟的經驗看，經濟增長是改善財政狀況的關鍵因素。

　　余永定：很多人反對擴張政策，是因為擴張政策受到M2/GDP過高、政府債務問題、僵尸企業、企業杠桿率高等因素制約。

　　M2/GDP過高、政府債務問題此前已做過解釋，不多做解釋。不過，對于債務問題，有三點需要補充：第一，從官方數據上看，政府債務風險可控。截至2019年8月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214139億元，地方政府負債率為25%。第二，從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看，多個機構做過估算，但數據差異很大，很難確定哪個數據是正確的。第三，現狀不是關鍵，動態趨勢是關鍵。如何理解？即便債務/GDP的比例已經很高了，這一現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杠桿率是在上升還是下降。以國債為例，如果我們能夠維持財政赤字/GDP比的穩定，同時 使經濟增長保持一個比較高的速度。國債/GDP比最終就可以穩定在一個比較安全的水平。

　　總之，我們不應低估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嚴重性，但是也不要過高估計地方債務問題的嚴重性，更不要因為地方債嚴重就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必須降下來，就不能采取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從1998年至2002年中國經濟的經驗已經證明，經濟增長是改善財政狀況的關鍵因素。

　　焦點6

　　保增長是否會使得僵尸企業茍延殘喘？

　　應把消滅過剩產能和增加有效需求結合起來。

　　余永定：面對產能過剩，提振經濟有兩種辦法：一是“關、停、并、轉”，用減少產能的辦法來消滅過剩產能。通過淘汰僵尸企業，減少產量，PPI就有可能回升、企業生產效率將會得到提高。另一種做法是通過擴張性的財政、適度的貨幣政策，用刺激有效需求的辦法來消滅過剩產能。

　　前一種做法可以增加企業的競爭壓力，優勝劣汰，提高相應行業的生產率。但如果沒有新的經濟增長引擎出現，這種做法可能會導致經濟增長停滯。不僅如此，僵尸企業的形成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很難定義什么是僵尸企業。一些現在的明星企業曾長期虧損，但它們的最后成功就在于再堅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后一種做法可以使經濟在較短時間內恢復增長，可以為結構改革爭取喘息時間，但不會自動導致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即便經濟增長恢復，除非需求結構得到改善，也未必能保證未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前一種政策可以歸類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基本上是前凱恩斯主義的解決辦法。后一種則可以歸類為“宏觀需求管理”，基本上是凱恩斯主義的解決辦法。

　　我認為，根據中國目前的情況，有必要進一步強調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性。現實經濟增速低于潛在經濟增速本身就是對資源的巨大浪費。更重要的是，由于經濟處于通縮狀態，通過“關、停、并、轉”，“去產能”不一定能夠穩定價格。即便價格穩定了，如果沒有新的增長引擎，經濟增長速度也不會回升。相反，在“產能過剩——通縮”和“債務——通縮”兩種惡性循環的作用下，經濟增長可能會持續下降，而無法穩定在一個可以接受的水平上。

　　僵尸企業并非中國獨有，僵尸企業跟制度有關、跟市場機制好不好有關，但并不完全如此。在歐美這些市場機制比較完善的國家，也有很多的僵尸企業。有一些僵尸企業的產生是經濟增長疲軟的結果。經濟增速高一點，在其他條件相同情況下，僵尸企業就會少一些。

　　焦點7

　　為什么財政擴張的方向依然是基礎設施投資？

　　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的余地依然很大。

　　余永定：在消費和出口需求增長速度難以進一步提高，而政府又不希望通過信貸擴張刺激房地產投資的情況下，基礎設施投資對增長的拉動作用難以替代。

　　因為4萬億刺激計劃的一些副作用，公眾對于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的主張比較排斥。中國政府到底應不應該進一步加強基礎設施投資？

　　連主張不干涉主義的美國政府都認為，如果政府清楚地知道有哪些需要投資的基礎設施、知道如何有效地為這些投資項目融資，而且知道經濟處于疲軟狀態，政府就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增加公共投資。2016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強調，當時的低利息率，為美國進行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創造了極好條件。事實上，西方國家都希望能夠像中國那樣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只可惜是力有不逮。

　　在產能過剩情況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政府更沒有必要對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猶豫不決。正如有些經濟學家所指出的，中國應該進行投資的基礎建設項目實在是太多了。當前全球經濟的不景氣、大宗商品價格下跌、西方國家的超低利息率和中國的產能過剩（鋼鐵、水泥、煤炭、化工產品等都價格便宜）實際上為中國進一步增加基礎設施投資提供了絕佳的時機。

　　四萬億的問題在于基礎設施項目的確定、組織實施和融資方式，而不在于增加基礎設施投資以抵御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決定本身。我們真正需要考慮的問題是如何總結四萬億的經驗教訓，認真研究應該如何確定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如何同地方政府協調組織投資的實施，以及如何為這些投資融資。此外，基建投資確實存在低效的問題，地方政府是否能夠善用資金仍是一個大問題，這類問題，已經超出我專業范圍。

　　新京報記者 侯潤芳

責任編輯：張國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