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教授林毅夫在會上指出，美中經貿關系是雙贏的，因為中美之間的經濟結構是互補。中國的增長潛力仍然巨大，在創新方面還有很大的潛力。未來，中國是否可以維持這樣高速增長取決于中國還存在多少后發優勢，取決于中國和高收入國家的收入水平的差距。 [詳細]
針對產權制度改革與所有制改革的爭論，楊偉民分析稱，產權制度改革不完全等同于所有制改革，所有制改革是變動所有權，產權制度改革可以不動所有制。“如果我們過于糾纏于公有制還是私有制，那么國有企業改革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就無法深入下去。但是如果放在產權制度的視野里邊，則可以在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條件下，大踏步地推進國有企業、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帶來新的改革紅利和發展的紅利”。 [詳細]
蔡昉認為，中國目前的改革階段處于“改革的需求越大，改革的動力就越大，克服阻礙的力量就更大”。他舉例稱，隨著2010年以后，我國人口紅利迅速消失，支撐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傳統動力逐漸枯竭，必須找到新的增長源泉，才能保證經濟增長速度，而這個源泉，只有從改革中得到。 [詳細]
最近幾年，民營經濟占GDP比重有所減少，引起了各方面的關注。樊綱分析稱，首先，這些年來，國有企業進行了多項管理改革，效率確實比過去提高了。第二，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后，我國政府采取了刺激政策，“非常自然地就是交給國有企業去花”，“那一段時間大大促進了國有企業的發展”。第三，反腐、整頓經濟秩序的過程中，金融體系更容易偏向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往往會受到歧視。 [詳細]
在其看來，中國市場對全球企業制造商來說，都是一個具有決定性的市場。“我們在過去的20多年，已經投入了上百億，因為我們相信這個國家、這個市場的潛力和未來。隨著我們將更多產品帶入到中國，我們和中國的合作伙伴一起共同在成長”。 [詳細]
王一鳴表示，今年以來，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迅速升溫，“有點像美國剛剛經歷的佛羅倫臺風”。他指出，美國不惜通過加征關稅等措施限制產品進口，引發了全球性的貿易摩擦升級，與全球的各類潛在的風險疊加共振，大大增加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 [詳細]
李揚表示，美國去杠桿非常迅速，日本和歐洲相對平穩，中國的居民債務占GDP比重也在上升。但其強調，“中國是在安全的幅度之內”。 [詳細]
鮑泰利認為，全球化需要國際領導者，“未來中國可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詳細]
劉尚希提到，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即使穩了增長，但未必能穩就業。按常規來說：增長了，解決了就業崗位，就業就應該擴大了。但從目前來看，就業和增長的邏輯關系需要重新思考。但如果先從就業出發，穩了就業，那增長是肯定的。 [詳細]
胡祖六表示，動不動就去搞刺激，這是從短期考慮的，即使短期把GDP拉高了，發現幾個季度以后，盡管名義增長率還不錯，但我們的結構問題，經濟不平衡問題更加嚴重，就是因為這些短期的刺激。比較急功近利的這種簡單的刺激需求，而忽略了配套的結構改革的政策，使中國經濟面臨根深蒂固的結構問題，不平衡問題越發加劇，胡祖六認為，這種教訓是需要吸取的。 [詳細]
稅收征管從嚴的消息甚囂塵上，梁紅認為，表面上看，民企繳費要與國企、外資拉平，似乎是一個公平、效率提升的做法，但“這么高”的繳費率是否合理就要反思了。 [詳細]
陳昌盛表示，我國所得稅在全球偏高，從這個角度講，有一定減稅空間。從花錢的效力和現在整個國際形勢來看，確實有減稅的這樣一個空間動向。所以總體上，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來確立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方向是沒有問題的，但關鍵在于執行。 [詳細]
沈建光很同意減稅。我國稅收增長大幅快于名義GDP，減稅效果不明顯。沈建光稱，關稅下降了，但關稅只占進口的成本20%，大部分跟進口有關系的是消費稅和增值稅，這一塊不減，減關稅的力度是不明顯的。“最主要的就是社保，社保費用我也舉了一個例子，1萬塊錢的工資，企業要付出1萬4千多塊。” [詳細]
王慶認為，如果說寬松就是指貨幣寬松的話，貨幣寬松已經在做了，只不過效果有限，而這個效果有限是完全應該發生的事情。而財政政策如果從提振財富效應，提振投資者信心來講，毫無疑問減稅的效果要更明顯、更持久。 [詳細]
混到什么程度呢？張玉良認為，應該混到國有50以下，其他社會資本也可以多一點，但是不能超過50以上。 [詳細]
姚洋認為，國企混改需要注意兩個問題。第一是關于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總是懸在國企改革頭上的一把刀，上一輪討論的問題非常多，這一輪顯然這個問題還是存在，而且更加尖銳。姚洋稱，我們的思路應放寬闊一些，“資產即使是在民營企業家手里也是在中國的，這是社會資本。” [詳細]
劉世錦稱，中國創新最大的短板就是高水平大學和技術的缺乏，沒有核心“硬”科技。他認為，“新四大發明”都是運用性的商業模式創新，這種創新到一定程度后會缺乏后勁，可持續性可能會遇到挑戰。 [詳細]
“SAP非常相信中國的未來，我們也相信中國夢，我們認為中國在創新的道路上才剛剛開始。”孟鼎銘談到了自己對未來的期待，他認為，中國有巨大的機會去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 [詳細]
消費互聯網的紅利時代已經過去。具體表現就是Facebook等這類互聯網公司市值在下降。那么未來要投什么樣的公司呢？熊曉鴿認為機會在硬科技領域。至今為止，IDG已經投了700多家公司，有170多家公司通過IPO或者是股權轉讓成功退出。參與了愛奇藝、bilibili、蔚來汽車和小米，也帶來了很好的回報。 [詳細]
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了個人所得稅法，把個稅起征點定到5000塊。宗慶后認為，這個起征點還太低，“工薪階層不用收個稅，這樣子消費才拉得起來”。“政府要過緊日子，稅務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少征點稅，多分給老百姓一點，讓老百姓消費，表面看來國家稅收可能有點減少，但實際上是稅基擴大了，稅收不僅不會減少而且會增加。” [詳細]
尼古拉斯·拉迪稱，在未來10—20年，中國人口因素不會有太大的變化，社保方面會不斷加強。所以，收入消費推動GDP趨勢會再延續幾個十年。這種情況下，中國會成功的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詳細]
20世紀90年代，華彬集團將紅牛帶到中國。最好的時候， “紅牛當年賣60億罐，有5個工廠，”但是“牛走到今天了，跑不動了”。后來慢慢做了其它產品，兒童的、青年的、老年的、時尚的，后來華彬陸續引入美國天然椰子水品牌Vita Coco、德國兒童果汁品牌 Capri-Sun、挪威純凈水VOSS。 [詳細]
消費能給經濟增長帶來很大動力，但陳琦偉也認為，長遠來說，一個國家的經濟持續增長不能光靠消費拉動，“消費是一個經濟調整期的過渡階段，”消費力光靠口袋里的錢，它會逐漸遞減的。他認為，更重要的是要形成未來的一種持續的更加健康的收入來源，來支持社會消費趨勢的持續增長，使得中國經濟在未來成為一個真正健康的世界大國。 [詳細]
城鎮化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驅動力，它解放了大量的資源、大量的資金。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入到城市，人們在進城的時候實際上是帶著儲蓄來的，他們成為了城市的居民之后，釋放了大量的支出或者消費。 [詳細]
鞠建林稱，浙江省將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干在實處，永無止境，走在前列，要謀新篇，勇立潮頭，方顯擔當”的指示要求，不斷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轉變政府職能，爭創政府有為、市場有效、企業有利、百姓受益的體制機制新優勢，構建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 [詳細]
北京是國家唯一的一個服務業擴大開放的綜合試點城市，正在抓緊制定新的全面推進服務業擴大開放，優化提升營商環境的工作方案。據了解，這個工作方案有五個維度，九大領域的變化。“北京作為全國的首都，要加大改革開放的廣度、深度和力度，努力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高地。” [詳細]
一是海南有80%的農村土地，60%的農村人口，產業結構中農業占20%比重。二是自貿區、自貿港通過過度銜接和時間緊的這么一個重大的挑戰。第三個挑戰就是全世界都沒有一個34000平方公里左右的這么一個島嶼做自貿區，對海南來說、對中國來說第12個自由貿易實驗區的建設也是無法避免這么一個挑戰。 [詳細]
第一，以實體經濟為基石。第二，堅守主業的根本。第三，以改革開放為動力。第四，以政體互動為法寶。 [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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