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機構專欄 彌達斯

　　我國農村人均GDP和城市人均GDP存在巨大差距，這意味著一個人從農村來到城市工作，對于經濟的貢獻會成倍增長。但是，如果戶籍制度不改革，社會保障制度不改革，對這種人口和勞動力的轉移形成障礙，那么財富增長就無法實現(xiàn)。

戶籍制不改革財富就無法增長

　　你可以不知道滕泰，但你不能不知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三年前他發(fā)表了《新供給主義宣言》，主張宏觀政策應從傳統(tǒng)的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轉向供給側的人口與勞動、土地與資源、金融與資本、創(chuàng)新與技術、管理與制度等五大財富源泉。之后連續(xù)發(fā)表數(shù)十篇文章，主張從供給側啟動改革。

　　11月9日，滕泰應邀出席李克強總理召開的國務院經濟形勢座談會，作了題為《從供給側改革，全面降低企業(yè)成本，開啟增長新周期》的匯報。

　　11月10日，中央明確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今天，你可以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公報中，看到基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各項工作部署。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登堂入室。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中國經濟持續(xù)5年下行的根本原因是經濟供給結構老化，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抓住了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是扭轉經濟頹勢、重聚改革共識的主動戰(zhàn)略性選擇，是引領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的必然要求。

　　——新供給主義主張一個基本原則：新供給創(chuàng)造新需求。只有引導資源向新供給、新業(yè)態(tài)轉移，才能真正去產能，順利完成經濟結構調整。

　　——新供給主義主張放松三大供給約束，即放松高行政成本約束、高融資成本約束和高稅收成本約束。

　　——新供給主義主張激發(fā)五大財富源泉活力，減少土地和資源，人口和勞動力，管理和制度，創(chuàng)新和技術，金融和資本的供給抑制，提高要素供給效率，全面降低企業(yè)成本。

　　“供給側改革”已經成為學界、政界必須了解的最熱門經濟思想，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的重大創(chuàng)新，是適應新形勢的主動選擇和必然要求。它將在今后5到10年間，深刻地影響我們的經濟、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和我們自己的生活。

　　所有認真生活的人，都應該有機會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了解“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如果你使用華為手機，不能離開微信，依賴滴滴打車和Uber，愛大眾點評，如果你欣喜于聽到“有你的快遞”，不帶錢包出門，你應該花掉接下來的10分鐘時間，了解滕泰和他開創(chuàng)的“新供給主義經濟學”。

　　彌達斯專訪：滕泰談經濟工作會議與供給側改革

　　彌達斯：中央經濟會議剛剛結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最高決策層提出的明確方向，中央經濟會議之后，政府可能從哪些方面開始發(fā)力？

　　滕泰：我個人認為，改革措施會繼續(xù)沿著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五中全會提出的改革路線圖，繼續(xù)放松壟斷、放松管制、降低融資成本、擴大減稅力度，并從供給側深化要素市場改革，讓土地、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五大財富源泉充分涌流，要從管制和壟斷比較嚴重的幾個重點行業(yè)入手，啃硬骨頭。

　　在強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也不能忽視需求管理的力量，需求管理也應發(fā)揮必要的作用，但是重點應有所調整，讓新供給和新需求形成新的需求。

　　如果改革沿著上述方向推進的話，我預計，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后，中國經濟會進入一個三到五年的中長期上升周期。

　　彌達斯：請您介紹一下從事供給主義研究和提出供給側改革思路的過程。

　　滕泰：2001年的時候，我開始寫作《新財富論》，這本書于2005年出版，可以視為我從事供給主義研究的肇端。此后，2008年，我出版了《財富的覺醒》一書，2012年，發(fā)表了《新供給主義宣言》。

　　在上述著作和文章中，我對2012年以前宏觀調控的頻繁踩剎車的需求側管理進行了反思，把分析經濟調控和改革的切入口從投資、出口、消費的需求端“三駕馬車”，有意識地切換到土地、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五大財富源泉方面，進而提出了“放松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從供給側更好地管好房價、搞好物價，更好地推動收入分配改革等政策主張。

　　這些主張與本屆政府的經濟管理思路高度吻合，大家可以看到，2013年以來，政府逐步取消了很多的行政審批項目，不斷放開市場準入；2014年以來，著力降低融資成本；最近，又在討論減稅。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讓五大財富源泉充分涌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fā)揮決定性作用。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深化五大要素的改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供給側改革。這都符合“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主張。

　　應該說，“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越來越得到決策層的重視，也逐漸成為民眾關注的熱點，它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的改革發(fā)展提供一種新的視角、新的思路，并演進為實實在在的新的政策組合，影響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

　　彌達斯：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微觀基礎是什么？可否簡單解釋一下？

　　滕泰：首先是新供給創(chuàng)造新需求。

　　我以蘋果產業(yè)鏈舉例說明。2010年以后，美國經濟出現(xiàn)復蘇反彈、走出危機，其中典型的代表事件就是蘋果產業(yè)鏈的發(fā)展。

　　在喬布斯創(chuàng)造蘋果手機之前，世界對他的需求為零，但是走過2008-2009年的新供給形成階段，到了2010年的新供給擴張階段，蘋果產業(yè)鏈就在引領美國經濟走出危機的過程中，發(fā)揮了獨特作用。

　　相比之下，彼時中國經濟的很多產業(yè)處于供給成熟、供給老化階段，無法充分創(chuàng)造需求、滿足需求，表征在經濟運行上，就是經濟的持續(xù)下行。

　　什么能夠帶領中國經濟走出危機？中央最近提出“供給側結構改革”，我覺得抓住了當前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就是要對經濟運行的供給側進行結構性改革，用新供給創(chuàng)造和引領新需求，用有效的新經濟取代無效、低效的舊經濟。

　　彌達斯：具體到“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短期改革主張有哪些內容？

　　滕泰：首要的問題是放松三大供給約束，分別是高行政成本約束、高融資成本約束和高稅收成本約束。

　　放松高行政成本約束主要是放松管制，放松壟斷，放開市場準入，減少行政審批這四個方面。一個典型的案例就是出租車的案例。我們在北京的金融街上班，我們的員工下班的時候都打不到出租車——到底是北京人都不會開車，還是買不起汽車來做出租車？都不是。

　　一切問題的來源就是那幾萬張出租車牌照的限制，限制出租車牌照，也就限制了有效供給的形成，進而限制了有效需求的滿足。

　　這個時候，新供給就發(fā)生作用了，比如說滴滴打車，比如說Uber，這樣的新業(yè)態(tài)、新技術，使得有效供給迅速迸發(fā)出來，使人們的需求得到了滿足，生產力就得到了釋放。

　　類似的例子，可以取消的市場準入、市場管制何止千千萬萬？

　　所以，如果全面放松行政約束，中國的GDP的增速可以增長多少啊！

　　放松高融資成本約束。近年來，高融資成本對經濟增長的約束太厲害了，我們是全世界錢最多的國家，可是我們2013年之后竟然鬧了錢荒。美國沒錢，但它竟然是零利率。這個現(xiàn)象難道不奇怪嗎？

　　我們可以簡單計算一下放松高融資成本約束的可見效果：中國企業(yè)總的貸款規(guī)模是70萬億元，每降低貸款利率1個百分點，企業(yè)的融資成本總體降低7000億元，換個角度看，企業(yè)的盈利相應增加7000億元，這將給經濟運行帶來多大的活力？所以，必須要進一步降低高融資成本，減少對有效供給的約束，這樣，中國經濟的潛力仍然很大。

　　放松高稅收成本約束。最近一段時間我一直在寫文章呼吁減稅，為什么要呼吁減稅呢？舉一個典型的案例，1982年中期，美國的季度GDP增速只有-2%，但是到1984年中期，季度GDP增速居然迸發(fā)到了8%，是什么靈丹妙藥使經濟增速上漲了10個百分點？就是減稅。

　　中國經濟走到今天，已經連續(xù)5年下行，是到下決心減稅的時候了。

　　中國企業(yè)的綜合稅費率是40%，我們全口徑的政府收入是23萬億，國民的宏觀稅負是37%，有極大的減稅空間。當然，在確保政府運行和政府支出的前提下，減稅的同時可以發(fā)債，比如說減稅3萬億元，那同時就發(fā)行3萬億元的債券。

　　減稅發(fā)債，不僅能夠彌補財政缺口，還可以為老百姓在“資產荒”的環(huán)境中，提供穩(wěn)定收益。所以，減稅發(fā)債是當前最佳的政策組合，如果真的敢減3萬億或者2萬億的話，經濟增速會迅速回到8%，長期的活力恢復后，政府的稅收不但不會減少，還會增加，因為稅基擴大了。

　　彌達斯：我們慣常關注需求端的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那么在“新供給經濟學”的角度看，有哪些增長因素可以發(fā)揮類似“三駕馬車”的，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滕泰：當人們從需求角度觀察到，投資、消費、出口這“三駕馬車”跑不動的時候，應該回頭看一看供給端。

　　看到供給端的五大財富源泉，充分激發(fā)這五大源泉的活力，人們就會對中國經濟充滿信心。

　　第一是土地和資源。中國的土地供給效率低，存在嚴重的供給抑制，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土地流轉，用各種方法提高土地的供給效率，降低供給成本，減少供給抑制。

　　如果土地的供給效率提高10%或者20%，成本降低10%甚至20%，那中國經濟的增速就會明顯提高，其影響效應不亞于稅收。

　　第二是人口和勞動力。我國農村人均GDP和城市人均GDP存在巨大差距，這意味著一個人從農村來到城市工作，對于經濟的貢獻會成倍增長。但是，如果戶籍制度不改革，社會保障制度不改革，對這種人口和勞動力的轉移形成障礙，那么財富增長就無法實現(xiàn)。

　　所以，任何促進人口從低效率部門到高效率部門流動的政策都是挖掘財富源泉的政策，這方面我們也有很大的潛力可做。

　　同時，還應推進社保繳費給付、保險給付改革，推進檔案管理制度改革，打破阻礙人口流動的桎梏，降低人工成本，如果人工成本能降低10%、20%，你看看GDP增速能增加多少？

　　第三是管理和制度。其他環(huán)境條件都沒變化的情況下，從人民公社改革為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就得到了很大提高，從而促進了生產力的發(fā)展。如果深入推進國有企業(yè)混合所有制改革，讓員工的積極性從30%、50%增加到100%，那GDP增速可以上漲到多少啊！

　　第四是創(chuàng)新和技術。我們的中學、我們的大學都教了孩子們什么東西呢？到底是教了死的知識，還是教了創(chuàng)新能力和創(chuàng)造能力？如何推動大眾創(chuàng)新、萬眾創(chuàng)業(yè)？就需要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科技創(chuàng)新體制，降低技術的成本，在這方面，我們有很大的潛力可挖。

　　第五是金融和資本。我國的金融制度有待進一步深化改革，金融機構和金融體制在儲蓄和企業(yè)之間挖了一道深不見底的鴻溝，一邊錢多到沒地方投，資產配置荒，一邊鬧錢荒，企業(yè)貸不到款。

　　釋放金融和資本活力的首要任務，就是降低資金成本，如果我們也像美國一樣，可以以較低的利率貸到款，那中國經濟將有巨大潛力可以挖掘。

　　所以，一定要看到新供給創(chuàng)造新需求，充分釋放五大活力，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充滿信心。

　　(本文作者介紹：彌達斯金融，中國首個集投資、投研、投顧內容于一體的網絡視頻交流平臺。微信號：midas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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