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機構專欄 交易門 作者 春曉

　　曹晉波的客戶大部分在境外擁有一兩千萬美元資產，不少人有在境外上市的公司。目前，曹晉波幫客戶管理的資產大概在兩三億美元。他說，自己最有成就感的事，就是從“曾經跟渠道商狼狽為奸”的人，變成了“真正的買方、跟客戶一起投資的人”。

他掌管客戶三億美元竟不收傭金

　　那天下午，我和曹晉波這兩個四川人喝著20塊的咖啡，擺了幾億美元的“龍門陣”。

　　錢，是別人的；不過事業，是他的；路，是他從零到一走出來的。

　　曹晉波戴著黑色方框眼鏡，眼鏡上方立著一對濃郁的眉毛。他說話四平八穩，波瀾不驚——不管我們聊的是成都、紐約、火鍋毛肚，還是他幾億美元的生意。

　　這個三十出頭的小伙子兩年前從投行毅然辭職。在大家都還不太敢“吃螃蟹”的時候，曹晉波和小伙伴在香港成立了“多家族財富管理辦公室”(MFO)，開辟出了屬于自己的新天地。

　　曹晉波從自己紅棉路的辦公室走到我們碰頭的咖啡館，只要兩分鐘。咖啡館的另一角，某TVB劇組在拍肥皂劇。攝像機周圍圍了里三層外三層。但也許是因為我瞄到了主角不是霆鋒，也許是因為我跟曹晉波的聊天太精彩，我幾乎忘了旁邊有人在拍戲。

　　當然，我們也聊了很多八卦。比如曹晉波和我都曾就讀的成都九中。這所知名的重點中學旁邊曾經安放著成都的市大監。無數朝氣蓬勃的青少年每天和犯人們隔著一堵高墻朝夕相處，直到地產熱浪襲來，犯人們和校門口賣蛋烘糕的帥哥一起被趕走。市大監的原址修起了購物中心，駐進了哈根達斯和肯德基[微博]——那是年幼的我們第一次集體見識“資本的力量”。

　　曹晉波高中就幸運地逃離了嚴酷的應試教育和陰冷的成都冬日，去到陽光燦爛的美國加州學習。在美國，他喜歡上了爵士樂、戶外運動，以及廚藝真人秀節目“鐵人料理”(Iron Chef)。現在已經當爹的他，經常在香港的家里一邊看Youtube視頻，一邊“現炒現賣”做菜給太太吃。

　　“其實投資跟做菜是一樣的，就是把不同構造的原料、佐料，用一個食譜結合起來。”他大口大口地喝著他的黑咖啡，告訴我。當然，投資多了一個重要環節，就是要“把風險管理好”。

　　曹晉波對投資的愛就像對四川火鍋的紅湯鍋底一樣熱烈而濃郁。創業兩年，他的公司從無到有，穩中求進，目前幫客戶管理的資產達三億美元。平均每年的收益率達到15%左右。

　　雖然今年受到宏觀經濟形勢和監管政策變化影響，公司增長速度沒有想象中的快，但曹晉波并不著急。

　　他說“規模”并不是自己追求的目標，他最開心的是“自己兩三年前看到一個模式，去做了，還真的走出來了”。

　　一、數錢數到手抽筋

　　像許多理工宅男一樣，曹晉波從小迷戀軍工企業和電腦游戲，喜歡玩“戰地風云”(Battlefield)和“使命召喚”(Call of Duty)。他篤愛游戲產業，2012年以12美元的價格買入美國電子游戲開發商Activation(NASDAQ: ATVI)的股票，一直持有到幾個月前，以30美元左右的價格賣出。

　　但比電腦游戲還讓他感興趣的是數學。曹晉波本科在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取得了數學和經濟學雙學位。他喜歡純數學，在校園里親自膜拜過華裔數學家、拿過菲爾茲獎的陶哲軒(Terry Tao)。“一看就是天才，腦殼轉得飛快。”他回憶起陶哲軒時說。

　　大學畢業后，曹晉波雖然拿到了洛杉磯幾個大咨詢公司的工作，卻按捺不住對大蘋果——紐約的憧憬。他申請了一堆美國東海岸名校的研究生項目，一心要去紐約看看。

　　“洛杉磯就是大農村，紐約當時對我的吸引力很大。”他回憶說。

　　曹晉波如愿以償，拿到了哥倫比亞大學金融工程專業的錄取。那時，隨著華爾街復雜衍生產品的出現和需求的快速增長，金融工程專業在美國開始火起來。他班上的同學大部分是中國人和印度人。不少同學都已經在美國拿到了理工科的博士學位，希望通過讀金融工程，取得進華爾街的敲門磚。

　　代表美國東海岸精英文化的紐約，無論是節奏還是氣質上都跟加州迥異。同時，進了所謂的“藤校”(常青藤大學)，曹晉波明顯感覺氛圍和UCLA很不一樣。他身邊的同學更具攻擊性，也更有主見。曹晉波也變得愈發自信、篤定。

　　2005年，曹晉波從哥大畢業。遇上花旗集團招人，工作地點在香港。“我其實也沒想清楚自己到底要做什么，覺得這個機會不錯，香港離家也近點。”

　　那時曹晉波面臨在花旗的投行(IBD)和交易(sales & trading)兩個方向之間選擇，但IBD可預見的職業軌道對他吸引力不大，他對金融市場更感興趣。他選擇了花旗交易部門。半年之后，曹晉波進入交易部門的衍生品團隊，成為衍生產品的銷售。

　　金融衍生產品在亞洲經歷了包裝上的演變。最開始，衍生品被包裝在基金和保險里賣，買的人也不了解里面是什么。從2005開始到2007年，越來越多投行私人銀行的客戶開始買衍生品，并利用其高杠桿去炒股票。曹晉波的客戶大多數是金融機構、私人銀行、個人銀行和保險公司。

　　“我運氣好，之前有個銷售做得很爛，所以我進去就撿到個很大的客戶。”曹晉波說。

　　2006年，衍生品市場火爆，曹晉波全年做了二三十億美元的生意，幫銀行賺了一千多萬美元。緊接著他在2007年把交易額做到四五十億美元，幫銀行賺了兩三千萬美元。

　　生意好到什么程度？

　　“老板坐到那兒數錢，電話都沒空接。”他說。

　　二、手里的鈔票和心中的道德律

　　曹晉波剛進花旗不久，就認識了一位香港同事，文藝青年“無謂君”(“無謂君”在36氪等媒體上有自己的同名專欄)。兩人越聊越投機，很快就成了無話不說、一起打撲克的好朋友。

　　無謂君回我電話時，正在開車從香港到深圳的路上。他的普通話極佳，且帶著淡淡北方腔。無謂君告訴我，2006年，他和曹晉波在花旗的洗手間里碰到，一拍即合，一見如故。

　　從認識曹晉波的第一天起，無謂君就發現曹晉波是個很有主見，很博學的人。跟很多摸不著頭腦的新人不同，無謂君說曹晉波“一進投行就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所以當他后來聽說曹晉波要離職單干時，并不吃驚。

　　“如果我們發生爭論，一定是他贏，因為沒有徹底思考過的問題，他是不會參與爭論的。”無謂君說。

　　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我為什么離開高盛》中，前高盛交易員Greg Smith講述了投行和客戶之間越來越不可調和的利益沖突——這導致Greg Smith最終離職。

　　曹晉波的故事多少讓我想到這本書，因為他也不止一次感受到了類似的困惑和掙扎。

　　曹晉波第一次感覺到這種沖突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頂峰。

　　“說得不好聽點，銀行就是一個中介，只要有交易他就有錢賺。所以2008到2009年，客戶虧得最慘的時候，每家銀行都賺了很多錢。”他說，“很多銀行幫客戶unwind(強行平倉)，那個平倉的利潤率比最初的利潤率還要高。”

　　從2008年開始，曹晉波開始做衍生品設計，變成了交易員和銷售之間的角色。大部分投行的產品設計團隊里，學工程的人多，數理化強。曹晉波認為自己的優勢是懂市場，理解投資。完成產品設計工作，他需要先了解客戶的需求，然后設計產品，同時從交易員那里拿到定價。這些都是讓他感覺得心應手的事。

　　曹晉波的客戶主要是亞太地區的保險公司。保險公司有渠道拿到便宜的資金。在確保給客戶承諾保本的部分后，他們往往希望能通過金融衍生品來博取高收益。曹晉波的挑戰在于滿足保險公司的費用要求之余，又能設計出收益不錯的產品。

　　他告訴我，這段工作經歷讓他充分地了解投行各種復雜金融衍生品的構造和費用。這很快會成為他將來事業的助力。

　　2011年，曹晉波被調到了花旗集團的私人銀行部門。這是曹晉波第二次明顯地感覺到內心的沖突。

　　“我以為私人銀行是應該站在客戶的角度，去審視這個東西好不好。但我發現，私人銀行只是投行推銷自己東西的一個銷售渠道。”他說。他發現在這種銷售驅動的模式下，很多時候哪怕產品非常爛，老板還是要強行推給客戶。大部分情況下，他也不得不屈從于這種壓力。

　　曹晉波拿iPhone為例，跟我解釋為什么投行這么想去賣自己的產品。

　　“比如你看到iPhone是一個整機，但其實里面的芯片，相機，屏幕，所有小部件，都有自己的利潤。”投行之所以愿意去推自己設計的產品，是因為這些產品每一個螺絲釘都是自己的，利潤率非常高。

　　而作為曾經的衍生產品設計者，曹晉波對每個產品的構造和費用有了清晰的理解。“很多費用是隱形的，一般的客戶根本看不出來。”他說。

　　到了2013年曹晉波正式決定辭職創業時，他已經深深地厭倦了這種“賣得越多賺得越多”的模式。

　　他決定用行動，扭轉這種利益的沖突，走一條自己的路。

　　三、我不要你的返傭還不行嗎

　　離職時，曹晉波做了一件很炫酷的事情。他在最后寫給大家的告別信里，除了感謝“甲乙丙丁”外，還附上了自己跟無謂君共同署名發表在香港《信報》上的一篇專欄。文章闡述了投行私人銀行業務模式存在的問題，以及自己對香港金融創新前景的觀感。洋洋灑灑幾千字，基本上可以理解為曹晉波版的“我為什么離開高盛”。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從舒服的大投行出來自己做事，從找辦公室、買家具，到修電腦、換燈泡，一切都需要曹晉波親力親為。

　　他提醒自己，再也不能摔電話了。

　　“以前在投行，發脾氣的時候就摔電話，反正壞了公司換，現在摔壞了要自己花錢了的嘛！”他說。

　　我問曹晉波在投行一共摔壞了幾部電話。他說：“其實也就摔壞了一部，主要是交易部門的電話都非常結實。”

　　從離職的那一刻起，曹晉波就非常清楚自己要走什么樣的路。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和客戶的利益放在一條線上。

　　“其實我們做的就很像美國的‘fee-only advisor’(指從客戶那里收服務費，不從產品銷售端收返傭的投資顧問)，就是我代表客戶去找好的產品。”他說。

　　2008年以前，美國的財富管理機構、證券中介、私人銀行等主要靠傭金賺錢，產品賣得越多賺錢越多。2008年以后，曹晉波提到的這種“fee-only advisor”模式在美國越來越流行。財富管理機構變成從買產品的客戶那里收錢，不再收取作為銷售中介的返傭，這就從根本上解決了利益沖突的問題。這些“fee-only advisor”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注冊，并受到嚴格的監管。

　　曹晉波走得更遠。他不但不從產品端銷售端收錢，還跟客戶一起投資。“我們的利益和客戶的利益是一致的，我們不買的東西，我不會讓客人去買。”

　　作為最早一批開始在香港做這種模式的人，曹晉波有充分的心理準備，自己的模式需要一段時間讓大家去理解和適應。

　　“一般中國客戶不習慣付錢給提供服務的人。”他說。曹晉波甚至記得自己去接觸大投行的私人銀行平臺，企圖建立關系，對方一開始就主動要給他50%的返傭。

　　“80%的人都會接受投行的返傭。”他說。像他這種直接拒掉返傭的人，投行一開始也表示很不適應。即使是現在，許多打著“fee-only”招牌的管理公司，也還是會接受投行的返傭。

　　曹晉波堅持自己的打法，跟所有大投行的私人銀行平臺都建立了全新的合作關系：曹晉波的客戶把錢存在各個私人銀行賬戶里，他再把這些賬戶都管起來。他會研究各投行賣的產品，覺得不錯的會推薦給客戶，但他一分錢的返傭都不拿。

　　“真正了解這種沒有利益沖突業務模式的比較少。所以剛開始我們客戶不多，但幸運的是他們資產規模比較大。”曹晉波說。

　　四、老板，你的飛機該還款了

　　曹晉波的客戶大部分在境外擁有一兩千萬美元資產，不少人有在境外上市的公司。目前，曹晉波幫客戶管理的資產(用他的話說，“投出去的錢”)大概在兩三億美元。他每年的收益率大概是15-16%。哪怕是今年遇到夏季亞洲市場的跌宕，他也拿到了15%左右的收益。

　　曹晉波說自己的職責有點像幫客戶統籌管理海外資產的外包CIO(首席投資官)。

　　除了幫客戶管理資產外，曹晉波也負責幫他們買飛機，看移民項目，或者，搞世界杯的球票。他告訴我，有客戶曾經買了昂貴的包廂票去看球賽，結果發現沒氣氛。客戶找到曹晉波，要求他幫忙買跟大眾球迷一起坐的“普通票”，并且要求坐在“最中間”。

　　“你的客戶就是傳說中的土豪嗎？”我問。

　　“其實也不是。”曹晉波不喜歡給自己的客戶貼標簽，但他告訴我，的確有很多客戶很喜歡“賭”。有時他幫客戶在境外賺了幾千萬，客戶在境內炒股直接輸個幾千萬。

　　在多年的投行生涯里，曹晉波最大的感受是國內投資者對衍生品本質認識不足，以及風險意識的薄弱。這種情況最嚴重的時候是2007-2008年，許多人把衍生品當杠桿去炒股。

　　“很多藍籌股PE(市盈率)倍數已經40、50倍。如果用衍生產品打個8折，也是30、40倍的PE，對傳統投資來說，已經是很壞的事情了。再加上這些杠桿，很嚇人。”他說。

　　曹晉波認為，很多公司其實跟“散戶”的行為模式沒有不同，他們也不懂風險管理。所以曹晉波的一個重要職責，是對客戶進行風險管理的教育。

　　“以前國內經濟線性增長，大家的錢來得很快。現在到這個階段，我們要做的就是幫助客戶實現資產的穩定保值。”曹晉波告訴我，他們幫客戶在海外賺出來的錢，客戶多數情況會直接消費掉，有的用來還飛機貸款，有的用來購買海外的房產。

　　為了給客戶穩定的收益，曹晉波要求自己的策略波動性要非常低。“我們的投資策略是以債券為主，股票和衍生品只做我們懂的。我們不懂的，就讓懂的人去做。”

　　作為公司的投資總監，曹晉波現在會花時間去看投行“機關重重”的產品，閱讀各種研報和宏觀信息，去“拷問”投行的銷售。曾經在投行摸爬滾打多年，把所有產品的底細都摸得一清二楚的他，只需要問一兩個問題，就讓對方的銷售知道他是“內行”了。

　　曹晉波說，自己最有成就感的事，就是從“曾經跟渠道商狼狽為奸”的人，變成了“真正的買方、跟客戶一起投資的人”。

　　“你現在壓力大嗎？”我問。

　　“有壓力，但我的壓力并不是再找幾百上千個客戶，而是把投資風險管理好。”他答。

　　曹晉波沒有賭癮，從不去澳門，但偶爾喜歡跟朋友聚會打德州撲克。他認為打撲克和投資的核心是一樣的——算籌碼，做好風險控制，“偶爾也要演下戲，讓了解我脾氣的人不能預測我怎么出牌”。

　　他說：“我的個性就是這樣，我永遠不會想往上最多賺多少，而是想最多會虧多少。”

　　現在，曹晉波每天都睡得很好。

　　(本文作者介紹：交易門聚焦中國金融交易生態圈，專注報道業界個體的職業生涯和人生故事。微信訂閱：Trading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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