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馮煦明

　　“全面深化改革”標志著我國的改革正在由較為單純的“轉軌改革”向“社會改革”深水區過渡。當改革進入深水區之后，往往水太深石頭不一定摸得到，這時“頂層設計”就顯得更重要。“國家安全委員會”是“開放型經濟體系”的配合棋。城鄉一體化程度是衡量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程度的最佳標尺。

這是黨的最高文件首次以“全面深化改革”作為標題，而非僅是某一領域的改革。

　　35年前的冬天，一次會議開啟了一個時代。35年后，盡管這個冬天比當年要溫暖得多，但中國經濟依然面臨著諸多的不確定，向往著更加美好生活的國人以絲毫不亞于當年的熱情，期待改革，期待發展。

　　三中全會已于昨天下午閉幕。正如大家所熱切關注的，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盡管決議全文尚未公布，筆者迫不及待地反復閱讀推敲《會議公報》，撰寫出這份閱讀筆記，與大家探討。

　　從“轉軌改革”向“社會改革”過渡

　　說這屆三中全會是一次里程碑式的會議，絕非出于恭維或夸張。事實上，如果對比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歷次三中全會的決議就會發現，這是黨的最高文件首次以“全面深化改革”作為標題，而非僅是某一領域的改革。

　　筆者認為，“全面深化改革”標志著我國的改革正在由“轉軌改革”向“社會改革”過渡。如果說在過去三十五年間，經濟領域的改革主要是指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進行轉軌的話，那么在未來十年，除了“轉軌改革”外，改革還將更多地被賦予“社會改革”或“公共政策改革”的含義。

　　轉軌改革的核心要義是“把激勵搞對”和“讓市場發揮作用”，過程相對單純、經濟主體的自主和自發性比較強，而社會改革則要復雜得多，往往是牽一發而動全身，不太容易找到符合“帕累托改進”的方案。

　　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

　　近年來當談到改革時有一個詞被越來越多地提到，即中國改革進入了“深水區”。為什么呢？因為社會改革比單純的轉軌改革要復雜得多。而且當改革進入深水區之后，僅僅摸著石頭過河就不行了，往往水太深石頭不一定摸得到，這時“頂層設計”顯得更為重要。

　　不同改革之間，甚至“社會改革”與“轉軌改革”之間的關聯度大大提高，如果設計不當，則可能相互制肘。以戶籍制度的改革為例，一方面，戶籍制度限制了勞動力自由流動和勞動力市場的效率；另一方面，一旦放開戶籍制度，就需要有相應的養老、醫療、教育等公共政策領域的改革與之相配套。于是，這次會議決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統籌各領域的改革，設計好組合拳。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題下，《會議公報》中的四組關鍵詞顯得尤為意義深遠。

　　關鍵詞一：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要素的市場化是市場經濟的真正內核。經過三十五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在絕大部分產品領域都實現了市場化；而相比之下，土地、金融、勞動力等要素領域的市場化則較為滯后。這次會議首次提出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而僅僅半年前，在十八大報告中的官方表述還是“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并非咬文嚼字，而是對下一階段要素領域市場化改革的定調。

　　事實上，要素領域市場化的圖景已經在逐步展開。例如，今年7月20日，貸款利率管制已經全面放開；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也在多地進行試點工作等等。當然，要素的市場化比產品市場化要復雜和困難得多，也需要更大的勇氣和智慧。

　　關鍵詞二：“開放型經濟體系”和“國家安全委員會”

　　《會議公報》中提出要加快完善“開放型經濟體系”。注意這里說的是“體系”——我們講開放講了很多年，但這是首次把建立完善開放型經濟體系作為目標。

　　開放型經濟體系意味著走向更深層次、更多維度的開放。這既是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現實需求，也是外部形勢逼迫下的不得已之舉。一方面，回首改革開放三十五年的經歷，中國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另一方面，當前美國提出的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已經得到了亞太地區不少國家的響應和支持；而TPP中涉及的一些開放條款，我國目前還無法滿足。如果我們不能進一步開放，則有可能再一次被世界經濟邊緣化。

　　盡管目前還無法完全勾勒出開放型經濟體系的全貌，但從上海自貿區及其相關政策的出臺可以窺一斑而知全豹。類似的區域性開放計劃還有針對中西亞的新疆開放和針對東盟的廣西開放等等。

　　當然，在走向更開放經濟體系的同時，對國家安全就需要有超前的規劃和全盤的部署；會議公報中提出的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配合棋。

　　另外，筆者想特別強調“開放型經濟體系”的第二層含義，即“以開放促改革”。這屆政府把轉變政府職能、下放不必要的審批權作為核心工作之一。而簡政放權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李克強總理也曾坦言“機構改革不易，轉變職能更難”。而在內部改革遇到阻力的情況下，“以開放促改革”則是一條巧妙的捷徑。

　　我國加入WTO[微博]后，以外交約束和國際慣例來倒逼國內改革就是“以開放促改革”的經典案例。從這個意義上講，上海自由貿易區絕不僅僅是一時一地的開放，而是有著更深遠的改革含義，諸如負面清單、準入前國民待遇等原則在未來適當的時機都會成為推進內部改革的利器。

　　關鍵詞三：“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和“新型農業經營體系”

　　城鄉二元結構是計劃經濟體制設計之初不得已而為之的產物，而直到目前依然是中國經濟和社會最為顯著的特征之一。甚至可以說，城鄉一體化程度是衡量中國轉型改革和社會改革深入程度的最佳標尺。

　　城鄉一體化最根本的實現途徑是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城鎮化。會議提出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最直接目的就是為了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只有生產效率提高了，農村勞動力才能大量解放出來，進入城市。前段時間被熱炒的“家庭農場”概念即是對新型農業經營方式的一種探索。當然還可能會有其他的方式，但機械化和規模化等農業現代化的大方向是確定無疑的。

　　農民不能“光著身子”離開土地，更不能身無分文進入城市。他們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財產就是土地，但在法律而言農民對土地的權利依然是比較模糊和不確定的。因而，這次會議提出的“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含義。應該是大規模農村土地確權和土地使用權流轉的伏筆。

　　其他關鍵詞：司法“獨立”，財稅改革，現代文化體系，軍民融合……

　　在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社會呼聲較高的改革內容之一是司法獨立。簡單地說就是避免司法體系運行受到地方的干擾，而最直接的辦法是將司法系統的財權和人事權獨立于地方政府，而由中央進行垂直管理。

　　《會議公報》中也的確提到了“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期待《決定》中有更詳細的改革舉措。司法獨立有利于經濟微觀結構的優化，也能起到進一步破除地方保護主義的作用，在長期帶來的非常大的經濟和社會溢價。不過，起作用在短期不宜被過分解讀。

　　財稅體系改革也是這次會議的一項重點。財權和事權不匹配是目前我國財稅體系面臨的最突出問題。對此，會議公報中提出了“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從而“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會議提出要建立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在一個經濟體跨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后，較為穩定的中產階層群體趨于形成，文化在社會中的重要性更加開始凸顯。這一方面反映為文化市場的規模逐年迅猛增長，同時也意味著文化對于激發創新、維護社會和諧等方面的影響也更為重要。仔細想想就會發現，許多好萊塢大片中刻畫和宣揚的正能量與硅谷精神是多么相似。

　　會議還提出要推動“軍民融合”深度發展。軍民融合包含的內容固然非常廣泛，這里僅從經濟的角度進行解讀，即部分軍用技術的民用和商業化。生產方式和創新模式決定了某些行業和產品在軍工體系下進行研發和生產是更有效率的，比如航空航天、裝備制造業、信息技術等產業。而這些技術經過簡單的改造就能轉化為民用、進行商業推廣；反過來，商業化又能反哺軍事。

　　(本文作者介紹：清華大學經濟學博士研究生，現為哈佛大學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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