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陳征
考慮到國際環境和地緣政治的因素,“馬歇爾計劃”一詞很可能會引發“新冷戰”的錯誤聯想,給這個項目招來不必要的阻力與敵意。因此將此基金稱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實在是極為不妥。“有些事只說不做,有些事只做不說”。
今天法新社突然報道,墨西哥總統涅托在11月7日下午剛剛撤消了11月3日的投標結果。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牽頭的國際聯合體中標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羅(Queretaro)高速鐵路項目被取消了。筆者不認為應該陰謀論地將此兩個獨立事件聯系起來,但值得關注這種提法的負面影響。
媒體對于具有高辨識度的標題總是青睞有加,有時為了達到吸引眼球的目的會“語不驚人死不休”。但大力宣傳“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會引發中美之間進一步的戰略互疑。
前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在辭去公職后決定去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做高級訪問學者,其最重要的研究課題就是如何管理中美兩個大國的關系。在中美兩國之間缺乏信任,美國要“再平衡”亞洲的大背景下,如果中國的媒體繼續炒作“中國版馬歇爾計劃”這樣一個概念,豈不是火上澆油?
容易引發“新冷戰”錯誤聯想
擬議中的“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基金規模為163億美元,而當年的馬歇爾計劃規模為170億美元(若考慮通貨膨脹因素,馬歇爾計劃的援助額相當于現在的1600億美元)。兩者相比,還有非常大的差距。此外這兩個項目不論是從立項原因、運作方式、覆蓋范圍、社會影響而言都有著本質的區別。
考慮到國際環境和地緣政治的因素,“馬歇爾計劃”一詞很可能會引發“新冷戰”的錯誤聯想,給這個項目招來不必要的阻力與敵意。因此將此基金稱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實在是極為不妥。
“馬歇爾計劃”又名“歐洲復興計劃”(EuropeanRecovery Program),是一項為期4年的歐洲重建計劃。該項目于1948年4月推出,其動機是在冷戰的大背景下,通過恢復歐洲經濟,防止歐洲各國人民因為生計問題選舉左派政黨或者共產黨上臺。其最主要的目的是防止蘇聯趁機控制歐洲。
雖然馬歇爾公開歡迎蘇聯參與該計劃,但是,事實上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們心里很清楚斯大林根本不可能會同意參與該計劃,同時美國國會也不會批準一個含有巨額對蘇援助的計劃。因此他們提出了許多令蘇聯無法接受的條件,包括任何接受援助的國家將喪失一部分經濟主權,這樣一來就逼著蘇聯主動退出。
隨著冷戰的爆發,美國在1947年出臺了《國家安全法》,并據此成立了中央情報局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曾經因為“長電報”而名聲大噪的“冷戰之父”喬治-凱南成為了國務院政策計劃司司長,在其“遏制理論”的指導下,美國推出了一系列針對蘇聯的政策,“馬歇爾計劃”只是其中之一。其實,“馬歇爾計劃”并不是時任國務卿的馬歇爾將軍提出來的,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其真正策劃者是美國國務院的眾多官員,特別是威廉-克萊頓和喬治-凱南。
根據1948年3月30日通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7號文件(NSC-7),美國當時最關注的是如何應對由蘇聯主導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這份文件的政策建議部分提到:將歐洲作為首要地區,立刻推行歐洲復興計劃(即馬歇爾計劃)。
1948年4月,歐洲17國(奧地利、比利時、盧森堡、丹麥、法國、西德、英國、希臘、冰島、愛爾蘭、意大利、荷蘭、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土耳其)參與了馬歇爾計劃,并同意建設歐洲統一市場。他們與美國簽署了協議,決定建立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rganization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這一組織后來又改名為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此后不久,蘇聯就推出了馬歇爾計劃在東歐地區的替代品——莫洛托夫計劃(Molotov Plan),該計劃主要包括對東歐國家的經濟援助以及發展東歐國家對蘇聯的貿易——參與該計劃的各國后來組成了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
從這段歷史可以看出,馬歇爾計劃的出臺客觀上導致了歐洲在經濟上的分裂。西歐國家與美國結成經濟利益共同體,而東歐國家和蘇聯結成經濟利益共同體。誠然,馬歇爾計劃在復蘇西歐經濟以及促進西歐經濟政治一體化方面發揮了巨大的左右,但是它和北約在本質上是東西方兩大陣營在經濟上割裂、安全上對抗、意識形態上排斥的重要工具。可以說,馬歇爾計劃的實施是冷戰對峙格局形成的關鍵一環。
與“馬歇爾計劃”五點不同
中國基金與“馬歇爾項目”總體而言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項目,其差異大致有如下幾點:
一、項目宗旨不同。“馬歇爾項目”是通過經濟援助的手段,平穩歐洲社會,防止共產主義政黨上臺,遏制蘇聯的膨脹。而中國推動企業走出去是為了消化我國的過剩產能,將我們的基建工程優勢、技術優勢和熟練勞動力推廣到國際市場。一個是出于政治目的,一個是純粹的經濟導向,將這兩個項目混為一談,甚至提出“中國版馬歇爾項目”,是非常不嚴肅的。
二、覆蓋范圍不同,一個僅限于西歐地區,一個是沿著古代貿易的路線實現對國內和國外的共同開發。據報道,中國基金的資金將用于新建和擴建中國部分省份的鐵路、公路以及管道,以此推動陸路和水路的貿易往來。
中國企業走出去項目主要涉及的地區是“一帶一路”相關地區和國家。其國內投資的重點區域集中在六省六港:新疆、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連云港、寧波港、泉州、廈門、廣州、北部灣。而其在海外投資的國家則覆蓋了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位于“一帶一路”上的中國國內省份有比較大的差異。有東部沿海的富庶省份,也有西北和西南地區需要進一步開發的省份。而“馬歇爾計劃”沒有對于美國國內地區的投資部分,僅限于對西歐國家的援助。
三、援助的條件不同。參與“馬歇爾計劃”的西歐國家作為受援國或多或少需要接受美國的附加條件。而中國對外投資、對外建設的項目從來都沒有附加的政治條件。“一帶一路”所覆蓋的多為發展中國家,他們在經濟實力上與發達國家還有差距,但是在國家主權和平等方面是不容置疑的。參與“馬歇爾計劃”的國家必須讓渡部分經濟的主權,而與中國合作的國家從來就和中國是平等的伙伴關系,無需犧牲任何國家主權。
四、國際格局不同。馬歇爾計劃出臺的時間是世界分化為兩極的初期。其援助對象是西歐國家,目的是將這些國家更緊密地團結起來,形成國家聯盟,在某種程度上與蘇聯陣營抗衡。這些國家整體水平較平均,戰前普遍經濟基礎比較好,幾乎都完成了工業化,經過4年的援助就擺脫了戰后的窮困,有些國家甚至以此為契機,重新回到世界領先行列。而西歐經濟也從此之后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的快速發展。人們普遍認為“馬歇爾計劃”加速了西歐經濟的發展,并與布雷頓森林體系一起促進了西歐地區的自由貿易。因此,“馬歇爾計劃”在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而中國企業走出去正處于世界日益多元化的時期,世界很難再出現“兩極”對立的情形,而是開始呈現“多極”格局。美國、中國、日本、德國、俄羅斯、印度、巴西,世界將出現若干個增長“極”。
“一帶一路”線路上的國家非常多元化,這些國家整體發展水平非常不均衡,宗教信仰、人口構成、文化傳統、經濟基礎、社會結構都存在極大差異。中國對這些國家的海外投資是中國經濟實力不斷上升,中國日益國際化發展的自然結果,并沒有任何逼迫受援國“站隊”,或通過援助的手段把這些國家綁在中國一邊以抗衡任何其他國家的政治意圖。
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將古代貿易線路上的各個國家聯合起來,將各種文明聯系起來,形成網絡。人類文明已經進入了互聯網時代。如果能夠象信息高速公路那樣,將公路、鐵路、物流、人員都連接起來。世界將以更為高效的方式運行,人員的交往與流動會更為頻繁,人與人、國家與國家、宗教與宗教、文化與文化之間的誤解和偏見或許能夠得到緩解,世界也會迎來更為持久的和平。
五、援助的運營方式不同。馬歇爾計劃涉及的資金通常都先交付給歐洲各國的政府。所有資金由所在國政府和經濟合作總署共同管理。每個參與國的首都會駐有一名經濟合作總署的特使。這一職位一般都由一位有一定聲望的美國籍商界人士出任。他們的職責就是在計劃實施過程中提出建議。歐洲人將大多數來自于馬歇爾計劃的援助資金用于購買美國生產的商品,生活必需品(例如食品和燃料)以及用于重建所需的原材料和產品。
據統計,截止1951年中期,美國提供的130億美元援助資金有34億美元用于購買原料和半制成品、32億美元用于購買糧食、飼料以及肥料等、19億美元用于進口機器、車輛和重型設備等重工業品,還有16億美元用于購買燃料。
中國企業走出去基金的運營方式目前還不太清楚,但是中國是否會向受援助各國派出特使,以及這些國家是否會接受由中國人出任特使,這一點還有待商榷和觀察。受援資金應該主要用于采購基礎建設相關的原材料以及工業產品。
不應大肆宣傳“中國版馬歇爾計劃”
媒體對于具有高辨識度的標題總是青睞有加,有時為了達到吸引眼球的目的會“語不驚人死不休”。但是,若硬要將這兩個有著本質區別的項目聯系在一起,并給出一個“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的稱謂未免太過隨意。這種“貼標簽”的做法可能會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
首先,大肆宣傳“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可能會引起周邊國家的反感。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成為了西歐的拯救者。此時提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是急著表明中國將是亞洲國家以及世界各國的拯救者嗎?
亞洲的事情非常復雜,亞洲諸國一貫在經濟上依賴中國,而在政治和安全問題上依賴美國。此外,世界上每一個國家內部都不是鐵板一塊,每一個國家都有各種利益集團,有各種訴求。中國企業曾經多次嘗試海外投資,但是一旦涉及重大安全或經濟利益的項目,就往往會被當地的議院或者國會否決。
中國在緬甸的水電項目,在泰國的“高鐵換大米”項目,中海油收購UNOCAL等諸多項目的失敗已經是前車之鑒。難道因為換了一個“馬甲”,這些國家的反對派就不認識你了?一些國家的保守份子本來就擔心中國過于強大,一直以來都在宣揚中國威脅論。
我們的政策本來是一個非常好的政策,可以促成中國和這些國家達到雙贏的局面。但是一旦媒體的宣傳變了味,那么周邊國家將如何解讀中國的政策和意圖就比較難以預料了。如果別有用心的人將“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曲解為中國要在周邊劃勢力范圍,給參與該計劃的國家“選邊站”的壓力,或者中國要通過“新馬歇爾計劃”控制周邊國家的經濟命脈,反而會激起其國內民意的強烈反對。
其次,大力宣傳“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會引發中美之間進一步的戰略互疑。“馬歇爾計劃”就是美國人推出來遏制蘇聯的,很難讓他們不由此及彼做出具有“冷戰思維”的推測。美國人會認為這是中國打算開始“新冷戰”嗎?由中國和美國最頂尖學者聯合做的研究表明,中美兩國之間非常缺乏戰略互信。美國政界和學界本來就對中美之間是否必有一戰爭論不休。
“有些事只說不做,有些事只做不說”。對于中國企業向海外發展,我相信每一位國人都會發自內心擁護和支持,但是如果硬要把中國企業的國際化與“馬歇爾計劃”連在一起,不免有些“指鹿為馬”。如果為了易懂易記,非要給中國的項目起一個帶美國色彩的名字,筆者認為“經濟領域的富布萊特項目”或則CHINAID(即“中國版的USAID”)都比“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強。
(本文作者介紹:世界自然保護聯盟主席助理、北京外國語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在讀博士、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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