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編自《默克爾傳》

　　喜歡旅行、喜歡交朋友，這一直是默克爾的特質。孩提時她在柏林的祖母家度過了部分假期時光。“兒童該享有的一樣不缺，那真是最幸福的日子。”

鎮靜自若的默克爾

　　安格拉的童年生活很簡單，她跟父母、弟弟、妹妹住在前面有工廠和一條街道的瓦爾德霍夫(Waldhof)。瓦爾德霍夫混雜了商業建筑和一般住宅，有倉庫和工廠，坐落于詩情畫意的德國中部小城滕普林(Templin)。有時，小安格拉會走過馬路等父親回家，最遠走到一家商店那里，不過通常半路上就會遇見父親。

　　“再遠一點兒我就不敢走了，”她說。這個小女孩既沒上托兒所，也沒上幼兒園，而且很怕馬，這就是她對童年的最初回憶。1957 年，教會委托她父親霍斯特-卡斯納(Horst Kasner)負責一所學校的增建工程，并且主持校務。

　　這后來成為一個牧師講座，助理牧師和牧師會到瓦爾德霍夫進修幾個星期或者上布道的課。對柏林-勃蘭登堡教區而言，瓦爾德霍夫這個牧師講座非常重要，可以說在那段時間內，這個教區的每一位牧師都會從霍斯特那里學到一些東西。

　　霍斯特與赫琳德(Herlind)在漢堡結婚，他們的第一個女兒安格拉也于1954 年7 月17 日在漢堡誕生。安格拉的媽媽赫琳德1928 年生于但澤，那時但澤還由國際聯盟管轄，稱為但澤自由市。不知為什么，毗鄰的埃爾賓一再被視為她母親的出生地，但是她的外公與外婆其實只在那里住過幾年。

　　1/4 個波蘭人

　　安格拉的爸爸霍斯特于1926 年在柏林出生，他的家庭故事比較復雜，其先祖深刻經歷了德國與波蘭之間種種的歷史決裂。1896 年，安格拉的祖父路德維希(Ludwig)在波蘭的波森出生，不過他不姓卡斯納，而是姓卡茨米爾察克(Kazmierczak)。卡茨米爾察克家和這個省的大部分居民一樣，都跟波蘭有很深的淵源。

　　自從1973 年波蘭第二次被瓜分之后，這座城市以及這個區域就淪為多次割讓以及不同統治者各有所求的犧牲品。安格拉的祖父出生時，波森還是德意志帝國的一部分，因此路德維希是正式的德國公民。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凡爾賽和約》簽訂后的1919 年，波森重新歸屬于波蘭。

　　之后幾年，身為少數族裔的德裔居民紛紛遷出這個區域，路德維希也離開家鄉，踏上前往柏林的路，把一部分家人留在波森。他在柏林結識了日后的妻子瑪格麗特，1926 年兒子霍斯特出生了。直到1930 年，路德維希才決定改成德國人的姓，從此以后都說自己姓卡斯納。所以安格拉的父親霍斯特-卡斯納其實4 歲前叫作霍斯特-卡茨米爾察克。

　　假如祖父沒有改姓，那么安格拉-默克爾就會以安格拉-卡茨米爾察克之名誕生于這個世界上。祖父后來在柏林潘科區擔任警察，1959 年過世，彼時5 歲的安格拉對他完全沒有印象。至于她經常探望的祖母瑪格麗特，她倒是記得很清楚，尤其是祖母喚起了小安格拉對音樂與藝術的興趣。

　　1995 年，默克爾在漢堡教會大會上致辭時，說她的祖父來自波蘭；2000 年她再度發出這則信息，說自己是“1/4 個波蘭人”，此話在波蘭引起軒然大波以及眾人的好奇，立刻形成“默克爾朋友圈”。每當默克爾談起自己的波蘭根源時，她說的正是祖父路德維希-卡茨米爾察克。

　　我們對默克爾的祖父母的了解十分有限，至于她雙親的故事，就知道得比較多了。1954 年，安格拉才出生幾個星期，年輕的牧師卡斯納就帶著家人離開漢堡，搬遷到民主德國。他第一次擔任牧師是在勃蘭登堡的苛微措村，3年后舉家搬到滕普林，這個地方也成了默克爾的故鄉，是她早年生活的中心點、青少年時期的成長之地。

　　滕普林是柏林北部的一座小城，距柏林車程一個半小時，充滿了濃濃的德國東北方的風情—湖、河、運河、遼闊的天空、古老的建筑，魅力無窮。1852 年，瓦爾德霍夫為難以管束的問題青少年建立起一個家園，后來又經歷了不少變化，尤其是卡斯納牧師開設講座的那一年，民主德國因救濟機構計劃關閉了監管中心，改為教會安置精神病患者的場所。

　　這里空間很寬敞，患者可以在花園、鋼鐵工廠、籃子編織工廠等地工作。在那個時代，這樣的方案堪稱時髦：精神病患者自由居住，自成一個小社會，還可以干活兒，并且受到他人的鼓舞。身邊常有精神病患者，這對安格拉而言已習已為常。

　　無憂無慮的牧師的女兒

　　卡斯納家族的生活給安格拉留下的印記實在不多，不過研究者大多同意，安格拉是在政治味濃厚的開放式家庭中長大的。在處處掣肘的民主德國的制度下，卡斯納牧師和妻子在心靈上仍然保持開放的態度，讓安格拉受益良多。

　　父母很早就鼓勵她多去認識這個世界，牧師家庭也保護她不受制度的監管。在日后一次詳盡的訪談中，默克爾對女攝影家赫琳德-克爾伯爾(Herlinde Koelbl)說，她的童年“沒有陰影”，對一個小孩而言，瓦爾德霍夫提供了一覽無余、平靜安定的環境。

　　默克爾說，她一直都被“在生活中游刃有余”的人吸引，就像她小時候的園丁，也是她的伙伴兼朋友。這位園丁與她忙碌的父親，都是她學習自我肯定以及鎮靜自若的模范。所有的童年回憶都印證了默克爾內在的安定與細膩。

　　她2001 年過世的父親，只接受過幾次訪談，其中一次提到：“民主德國的束縛已經夠多了，所以我們在家會為孩子們敞開足夠的空間。”卡斯納同樣也利用他的資源，早在20 世紀70 年代就獨自到羅馬和倫敦旅行。

　　但是默克爾的過往仍蒙著一層紗，因為聯邦德國的人大多很難想象，民主德國竟會有這樣無憂無慮的生活。瓦爾德霍夫聽起來就像從童話故事中來，讓人感覺好像回到了從前的美好時光。

　　牧師家庭的生活、受到保護的和諧寧靜、閃耀著才智的光芒——典型的德國畢德麥雅時期的中產階級生活，這代表著經濟繁榮、人們受到保護以及享有安全的保障。對于許多現代人而言，默克爾生活在一個令人神往的國度。無論如何，大家對瓦爾德霍夫曾經發生的那些故事始終興趣濃厚。

　　就算政治制度曾干擾過牧師家的寧靜，默克爾也沒有真正受到影響，依然享受著不需要具有國家認同感的奢侈。她對攝影家克爾伯爾說：“我不曾覺得民主德國是我的故鄉，但一直利用民主德國提供的游戲空間。”

　　事實上，她支持民主德國的萊比錫火車頭足球隊。但在1974年世界杯足球賽上，民主德國名將施帕瓦塞爾的一記關鍵射門，使聯邦德國輸給民主德國，卻讓她至今想起來還是氣得要命。施帕瓦塞爾的球衣現在掛在波恩的德國歷史博物館中。

　　蘇聯在滕普林的駐防地位于城門前的福格爾桑，具有明顯的異國情調。福格爾桑與溫斯多夫一樣，是蘇聯在境外重要的軍事基地，駐扎了第二十五裝甲師等多個部隊。士兵們在城里進進出出，安格拉會利用這個機會與穿著軍裝的駐防士兵練習俄語。

　　她的語言天分遺傳自母親，赫琳德是一位拉丁文兼英文老師，但因為她與新教的牧師結婚，政府不允許她在民主德國教書。柏林圍墻倒塌后，赫琳德重回教學崗位，在柏林傳教士學校為教會的職員上課。安格拉不想當老師，她不希望讓壓迫的制度存在下去。

　　愛旅行的聰明女孩

　　安格拉的俄文無懈可擊，八年級時她就獲準參加德國全國俄文競賽—當時只有十年制專科學校的十年級學生才能參賽。雖然她年紀較小，卻被選為俄文最佳的女學生，獲得在民主德國旅行以及到莫斯科旅游的獎勵。她在莫斯科買了第一張披頭士的唱片，還被人問及關于兩德統一的問題多么諷刺，這些都出乎她的預料。過了兩年，她已經上十年級了，又在俄文競賽中獲勝。顯然她要繼續念高中，取得高中文憑。

　　安格拉一直是名優秀的學生，她以很高的分數通過了高中畢業考試。記者伊夫琳-羅爾(Evelyn Roll)在國家安全部的默克爾檔案中，找到一段話描述她與俄文及蘇聯之間的關系：“默克爾眼中的蘇聯是領導者，不是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所順服的獨裁專制角色。她十分欣賞俄文以及蘇聯的文化。”這句話至今仍然成立。

　　喜歡旅行、喜歡交朋友，這一直是默克爾的特質。孩提時她在柏林的祖母家度過了部分假期時光，“兒童該享有的一樣不缺，那真是最幸福的日子，晚上可以看電視到10 點，早上10 點又跑出去逛遍各家博物館，一樣展品也不遺漏”。默克爾后來說，她家幾乎從不看民主德國的電視，“除了體育節目外”。

　　安格拉也開始在柏林開啟發現之旅，外國人及其生活尤其讓她著迷，“我認識保加利亞人、美國人和英國人，15歲時就與美國人一起用餐，講民主德國的事情給他們聽”。她坦率地承認：“今天的我就不會這么輕易開口了。”很可惜，我們至今還沒找到以前和安格拉聊過天的那些人。這個后來當上總理的女孩，想必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年級時，卡斯納全家一起出門旅行，包括比安格拉小3歲的弟弟馬庫斯(Marcus)，還有小她10歲的妹妹伊蕾妮(Irene)。這其中有兩次旅行讓她記憶猶新。柏林墻始建于1961 年8 月13 日，在這之前不久，這家人剛從巴伐利亞回來。來自漢堡的外婆也坐在福斯金龜車內—這應該是她最后一次和女兒、女婿及外孫、外孫女一起旅行。

　　星期五開車回家的途中，霍斯特留意到森林里架起了一大片刺網，而且有好多士兵在那里，他心中掠過一種不祥之感。到了星期天，邊境被封鎖，筑起了圍墻。默克爾至今對這個8 月13 日仍記憶猶新，母親一整天哭個不停。教堂里舉行禱告時，還是個小女孩的默克爾覺得自己要暈過去了，因為她很想幫忙，卻又無能為力。

　　卡斯納一家人與許許多多的德國人都承受著生離死別的痛苦，安格拉直到1986 年才首度來到聯邦德國，但是在這個家庭的心中，仍保留了一個未被分割的德國。分割讓父母很不甘心，年少的安格拉覺得自己和新國家沒有關系，她興致高昂地關注著聯邦德國政局，坐在學校廁所的馬桶上，偷聽收音機報道古斯塔夫-海涅曼當選總統的消息。聯邦德國內閣成員的名字她倒背如流，在瓦爾德霍夫的家中，聯邦德國的電視和新聞是她必定要收看的。

　　(本文作者介紹：與出版社合作，定期推出名人傳記類圖書連載，合作建議請發郵件至zhuanlan@staff.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