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吳建民

　　我建議，首先糾正不準確的貿易數字，以便評估貿易失衡背后的真正問題。其次，美國應采取必要措施向中國施壓，敦促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并改善制造業產能過剩的問題。

　　美中兩國間日益升級的緊張局勢引發了對潛在貿易戰爭的擔憂。在上一篇文章中，我闡述了美中官方貿易逆差數據不準確的問題，而這些數據在7月舉辦的雙邊貿易會談中被再次提出，雙方并就此達成了一些共識。如今，唐納德·特朗普（又譯川普）總統已指示其首席貿易顧問，對中國知識產權侵權問題進行調查，若這一假設得到證實，中國將面臨嚴峻處罰。中方表示，若美國企圖損害美中貿易關系，中國必將捍衛其權益。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預計，若美中陷入貿易戰，這將波及美國經濟，導致私營企業的就業人數至2019年下降近4%。

　　美中雙方的好戰姿態不僅是沒有必要的，而且還將對雙方經濟造成威脅。事實上，在大多數情況下，美中貿易關系是充滿活力且互惠互利的。美國企業在今年第二季度的盈利表現出色，其中國業務收益可觀。與中國的貿易關系為美國創造了數以百萬計的工作崗位，也為美國消費者節省開支。

　　即便如此，美中貿易關系中確實存在一些爭議，但應以明確、持續且合理的方式解決。將這一關系推向危險邊緣，不僅是不負責任的，更會對自身造成損害。

　　跨境知識產權保護

　　當特朗普要求對知識產權問題進行調查時，正值習近平主席努力加強對于專利、版權和商標相關的法規的完善。中國逐漸意識到自己在未來可能成為科技領先國家，并可能遭受侵權問題。2015年中國有百萬件專利申請被提交，當局在北京、上海和廣州設立知識產權法院。這三間法院設立以來，已接收30，000樁案件。今年4月，美國著名運動品牌New Balance在中國企業盜用其商標案件中獲得勝訴，成為知識產權保護領域一樁里程碑式的案例。另一備受矚目的案例是，中國最高法院判決邁克·喬丹（Michael Jordan）擁有中文姓名權。

　　目前，中國在打擊盜版問題上有著前所未有的動力。特朗普政府應當趁此良機，積極與中國政府就知識產權問題進行磋商，保障美國企業的利益，且無需以犧牲中美關系為代價。

　　忽略總體逆差，關注實際問題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提到，輿論過度關注對華總體貿易逆差是有問題的。盡管大部分產品配件在其它國家生產，但由于在中國完成組裝，產品整體價值被歸算為中國出口額，因此，美中雙邊貿易逆差被夸大了。蘋果手機（iPhone）就是最好的例證。此外，被扭曲的逆差數值忽略了美國對中國在服務貿易中顯著且不斷增長的順差。

　　中國在過去幾十年中的貿易成就得益于相對優勢，包擴勞動成本低和制造業的規模經濟。然而，近年來中國通過政府干預增加出口量，同時限制進口美國產品， 影響貿易平衡，進而改變了雙邊貿易模式。決策層應專注于解決這些實質性的“非市場”干預。

　　中國制造業產能過剩問題

　　導致中國制造業出現嚴重產能過剩的政策更讓人擔憂。由于美國在其中一些產業并不具有競爭力，因而其利益不會受到影響；但其它產業的產能過剩問題可能會影響美國向中國和其它第三世界國家的出口，甚至波及美國企業在本土市場的占有率。

　　最顯著的例子就是鋼鐵。中國在鋼鐵生產上并不具備比較優勢，但政府出臺政策激勵鋼鐵生產商大規模增加產能。從2000年到2016年，中國的鋼鐵產量由1.29億公噸增長至8.08億公噸。同期，中國鋼鐵對外貿易額從貿易赤字60億美元轉為貿易盈余260億美元，而這些產品出口至全球市場。

　　這是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中國政府已意識到這一點，并已將解決產能過剩問題列入國家結構改革。盡管中國鋼鐵產品出口量比上一年下降了25.7%，但進展遠不如預期，中國還需加快在該問題上的進程。

　　更重要的是，鋼鐵并非特例。產能過剩問題已延伸至中國的其它產業。正常的產能利用率為80%，而中國在某些行業的產能利用率低于該數值，包括像汽車和冰箱等一些美國企業有興趣在中國和全球市場發展的產品。美國和其他貿易伙伴對中國產能過剩引發的溢出效應給予了合理關注，并應繼續推動該問題成為未來美中全面經濟對話的優先解決項目。

　　降低美國出口壁壘

　　我很高興看到雙方通過談判獲得實質性的成果——中國允許進口美國牛肉和大米——兩國應在這一基礎上繼續努力。中國已展現出與美國合作的意愿，降低貿易壁壘，美國應抓住這一機會更進一步發展雙邊貿易關系，而非倒退。

　　同時，美國也應降低向中國出口的貿易壁壘。目前，美國對于向中國出口軍民兩用產品有著嚴格的管控。然而，該項出口管控體系并未就當代全球貿易和科技發展現狀做出調整。當前的條例過于寬泛，即使是軍用周邊產品或可輕易從其它渠道獲取的產品，如飛機坐便器、SIM卡和工業發動機等，都需獲得特殊出口許可才能出口至中國。基于中國的科技發展和其它國家的產品供應現狀，美國當局應重新審視這些條例是否仍適用，是否已損害了美國企業。中國副總理汪洋指出，中國從全球市場進口價值2，270億美元的半導體集成電路芯片，但由于美國的出口壁壘，導致僅有4%半導體集成電路芯片來自于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預估，若美國將對中國的出口壁壘降至與巴西或法國的同水平，美中貿易逆差將大幅減少。

　　安全困境

　　此外，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市場準入的新政策加劇了問題。目前，美國國會正在研究針對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簡稱CFIUS）的改革事項，該機構負責審查外國對美投資可能造成的國家安全問題。議員們打算擴大CFIUS在與安全相關的投資事務上的審查權，特別是涉及中國買家的交易。目前，阿里巴巴對在全球擁有200多個服務網點的美國匯款服務公司速匯金（MoneyGram）的收購案正在等待CFIUS的審查。

　　自2011年，中國對外資并購實行了同樣的安全審查。同時，中國近期的政策建議對外國商品和與安全相關的服務領域施加更嚴格的進口限制。例如，中國2017年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要求，信息通信技術的基礎設施須是“安全和可控的”。換句話說，該設施必須由中國制造或位于中國。

　　兩國在實施安全程序上均缺乏透明度，這令許多相關領域的企業感到沮喪。盡管安全問題是限制自由貿易的正當理由，但兩國決策層必須找到方法來盡量減少與安全有關的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防止因跨境貿易和合作而產生的實質性利益損失。

　　結論

　　美中關系十分緊密。雙方本可以更專注于就實際問題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改善雙邊貿易關系。但兩國正在錯失這樣一個時機。我建議，首先糾正不準確的貿易數字，以便評估貿易失衡背后的真正問題。其次，美國應采取必要措施向中國施壓，敦促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并改善制造業產能過剩的問題。此外，美國必須摒棄過時或不合邏輯的貿易壁壘，減少美國企業出口至中國的阻礙。兩國政府還需提高雙方在進行國家安全審查時的透明度。

　　(本文作者介紹：中美商貿關系專家，華美銀行董事長兼C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