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機構專欄 bruegel智庫 作者 Alicia Garcia Herrero（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布魯塞爾智庫Bruegel高級研究員）

　　總體而言，全國人大會議在談及如何確保經濟高增長的目標同時，并沒有真正觸及國有企業改革，尤其是管理和所有權架構的改革，這便只能起到爭取時間的效果，而有朝一日，真正下決心要全力推動高企改革時，未來的工作難度可能已經大大增加了。

中國保增長和推改革孰輕孰重？

　　全國人大傳遞出一個非常清楚的信息：中國的增長目標至關重要。貨幣和財政政策——不包括匯率——至少在當下，都將開足馬力來確保這一目標的達成。

　　在貨幣面，利率和準備金率都依然較高，未來的路線圖看上去更加清晰。但在財政面的政策走向則沒有那么明朗。2008年到2009年超大規模財政刺激的教訓令人難忘，對于中國進一步的刺激政策，大家最擔心的就是產能過剩問題可能變得更加嚴重。

　　正因如此，我才期望人大會議聲明能夠明確表態，警告不會再有財政資金去幫助僵尸企業繼續堆積冗余產能。只有下大決心來進行必要的改革，配置資源，才能讓中國的增長潛力真的和政府的增長目標相匹配。

　　我們將在下面討論拖累中國當前增長潛力的最重大問題之一，產能過剩。接下來我們會討論貨幣面和政策面預期的行動，以及除了上周的全國人大會議公報之外，中國還應該采取怎樣的措施去強化其潛在增長力。

　　過剩產能已成最大忌諱

　　多位官方發言人都明確表態，說政府已經決心削減過剩的產能，似乎，全國人大需要在這個問題上有所表述，甚至可能會提出一些切實的措施，尤其是那些用于重組產能過剩行業（鋼鐵、水泥、煤炭、平板玻璃、造紙和造船）的財政刺激到底該如何配置。更加具體地說，看上去將會有大量公共資金（至少1500億元人民幣，合230億美元）被指定用于幫助企業裁撤500萬到600萬工人，在三年內對這些失業者進行再培訓。

　　考慮到中國當下過剩產能的規模，以及財政和貨幣政策都將變得比眼下更寬松的事實，上述這些策略存在一個顧慮，就是是否會達到減少過剩產能的目的，還是會讓業已存在的產能過剩問題更嚴重呢？與此同時，尋找到外部需求對于中國政府來說依然重要。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中國政府大力推進一帶一路的龐大計劃，這一計劃在人大會議公報當中依然是高度聚光的主題。

　　除了外部的動作，會上還宣布了在國內減少過剩產能的措施，即在未來五年內完成1億以上人口的城鎮化。這一進程肯定會創造出城市基礎設施的大量額外需求，可不容忽視的是，基礎設施又和存在過剩產能的部門密切相關。

　　同理，推動利用財政方法補貼購房的計劃出臺，這樣的做法和加速城鎮化聯合作用，將會幫助支持中國的住宅市場，尤其是那些過剩住宅庫存問題最嚴重的三線和四線城市。看上去，對房地產市場成為經濟尾大不掉的負擔的恐懼已經退去。

　　關于財政擴張

　　中國人民銀行估計2016年的財政支出將達到2萬9000億元人民幣（2015年為1萬6000億美元），同比增長80%以上，相當于當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的4%。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自己的估算，這種更加寬松的財政政策可能會持續十年之久，使得債務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從2015年的53%（該行自己的數據）增長到2025年的70%。

　　有人認為，既然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務往往都會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90%，中國的做法完全符合邏輯，而且70%的目標水平還是較低的。問題在于，他們宣布的財政赤字的最終目標卻未能做到同樣的大膽，依然是國內生產總值的3%，而不是中國人民銀行所建議的，其實仍在安全區內的4%。之所以會發生這種情況，或許與人大會議召開前不久評級機構穆迪對中國的警告有關，穆迪警告說：“全世界都在盯著中國飛速累積的債務呢”。

　　關于貨幣擴張

　　看上去，中國人民銀行又揚鞭策馬，要盡最大的力度來支持經濟增長了。中國央行意識到指望1月以來的那種做法來持續注入流動性是不現實的，因此才有近期的降準，為未來以結構性色彩更為濃烈的方式執行寬松得多的貨幣政策打開了大門。從這樣的角度看來，消費者價格指數目標依然高于當前的通貨膨脹率（3%），也是為了方便中國央行將來打著先發制人削弱通貨緊縮壓力的旗號執行更加寬松的貨幣政策。

　　我們預計今年至少還將有兩次降準。除了前述這些，全國人大可能還會宣布一個非常寬松的2016年M2增長目標（13%），哪怕與他們的名義增長目標（如果通脹率目標3%的說法被證實，那么就該是9.5%）相比也寬松得多。

　　除開貨幣政策工具之外，中國希望從世界其他地方獲得流動性——即結束當下的資本凈流出，回歸凈流入狀態。正是因為這種凈流出，中國央行才會在注入流動性的同時削減自己的資產負債表，從而造成資產負債表上國內資產擴張的局面。

　　先后有差輕重有別

　　盡管全國人大公報該說到的話也說到了一些，但整體而言，公報的表述還是不夠清晰，很容易讓人覺得至少國有企業改革并不是議事日程的要位。另一方面，會議前關于向外國投資者開放債券和貨幣市場的那些聲明所勾勒出的資本賬戶開放速度給人的觀感與此全然不同。在我看來，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兩種改革的優先程度有差別。

　　就改善資源配置，提升生產率而言，改造產能過剩行業已經是刻不容緩，但流入資金開放資本賬戶卻意味著獲取額外的融資資源，而且這些資金很可能是會用于維持舊有的生產模式。我認為，中國在真正推動任何其他的改革之前，首先必須解決自己生產結構的問題，包括大幅度削弱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總體而言，我對全國人大會議的觀感就是，在談及如何確保經濟高增長的目標同時，并沒有真正觸及國有企業改革，尤其是管理和所有權架構的改革，這便只能起到爭取時間的效果，而有朝一日，真正下決心要全力推動高企改革時，未來的工作難度可能已經大大增加了。（德煒/編譯）

　　(本文作者介紹：位于比利時布魯塞爾的布魯塞爾歐洲與全球經濟實驗室（Bruegel）是近5年來崛起的一家頂級的歐洲智庫，主要關注國際經濟領域。)

　　本文為作者獨家授權新浪財經使用，請勿轉載。所發表言論不代表本站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