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連奎

　　第十三章 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凱恩斯學派（下）

　　第十一節 薩繆爾森本人的問題

　　——“并非通才”的薩繆爾森如何為凱恩斯學派“埋雷”？

　　薩繆爾森是凱恩斯經濟學歷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但在筆者看來，薩繆爾森對凱恩斯經濟學“貢獻不大，傷害不小”，是他一手造成了凱恩斯學派的兩大勁敵——貨幣主義和供給主義的崛起。他在學術理論上通過“菲利普斯曲線”復活了貨幣政策，將本來凱恩斯主張的“財政投資”變為了“通過容忍通脹可以改善就業”，后來弗里德曼對“菲利普斯曲線”的批判直接導致了凱恩斯經濟學失勢與貨幣學派的崛起，另外薩繆爾森在實踐上也沒有落實凱恩斯的“財政主義”，而是走向了“減稅”，他建議的“肯尼迪減稅”的最終導致了供給學派的興起，因為供給學派就是由他的學生蒙代爾以及蒙代爾的學生拉弗搞起來的，蒙代爾最初將“減稅”理論化就是以“肯尼迪減稅”為實踐基礎，因此薩繆爾森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偏離了凱恩斯經濟學，而且他的行為最終都是為“反凱恩斯主義”奠定了基礎。薩繆爾森是二戰之后宏觀經濟學史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節點人物”，我們讀懂了他，也就讀懂了二戰之后的整個宏觀經濟學史。

　　本書主要是批判弗里德曼的，但仍然要批判薩繆爾森，我們批判弗里德曼是因為其理論中存在著大量的錯誤，我們批判薩繆爾森是主要是“怒其不爭”。

　　一、薩繆爾森并非自稱的“經濟學通才”

　　薩繆爾森1915年出生，碩士就讀于芝加哥大學，博士就讀于哈佛大學，在《金融理論回望》一文中，薩繆爾森曾經這樣寫道：“也許我是經濟學界最后的通才’--因為純理論、文字經濟學和數理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統計學和概率論、對外貿易和管理經濟學，全是我的主要研究對象。”，“我的手指已經動過了每一塊餡餅”， 而瑞典皇家科學院在 1970 年為他頒發諾貝爾獎的 公告中，也稱贊他的著作“幾乎涉及了當代西方經濟學的所有領域”。薩繆爾森是“經濟學通才”的說法也基本在學術界得到了確認，確實，從消費者行為理論中的顯示性偏好公理，到國際貿易理論中的薩繆爾森-斯托爾帕定理與完善赫克謝爾-俄林模型的要素價格均衡定理，還有宏觀經濟學理論中的乘數與加速原理相互作用、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乃至福利經濟學中的社會福利函數，經濟學的各個分支領域中，無不留下了他的名字與足跡。薩繆爾森還廣泛涉獵了國際貿易和計量經濟學、經濟理論和經濟周期、人口統計學和勞動經濟學、金融和壟斷競爭、經濟學說史和區位經濟學等研究領域。”薩繆爾森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同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莫頓說過：“保羅應該獲得六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科學論文集》就收入了他50年間的388篇論文。

　　即使這樣，在筆者看來，薩繆爾森知識功底嚴重不足，根本算不上“通才”，如果我們仔細檢閱關于薩繆爾森的各種介紹，就會發現沒有任何一個版本的介紹中說過他在貨幣與稅收領域有所建樹，而這卻是宏觀經濟學最核心的領域，缺了這兩塊的凱恩斯經濟學是不完善的，在這兩個領域缺乏研究成果的薩繆爾森也不能稱為“通才”，而凱恩斯學派最終在兩個領域“翻車”，這與當時凱恩斯學派的掌門人薩繆爾森在這兩個方面的知識缺陷有很大關系。

　　除此之外，經濟學史上的很多經典名著，薩繆爾森都不熟悉，薩繆爾森與凱恩斯面臨同樣的問題，凱恩斯對德國歷史學派的理論、美國的“動態經濟學”理論和英國獨立發展的“貨幣信用創造理論”都不熟悉，薩繆爾森同樣也不熟悉，薩繆爾森甚至對凱恩斯之前的整個經濟學史似乎都不太熟悉。德國經濟學在貨幣、財政上遙遙領先，甚至兩百年之后，德國歷史學派的很多理論仍然很前沿，薩繆爾森對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沒有任何繼承關系，只是從他的德國同學馬斯格雷夫那里了解一些簡單的財政概念，比如“公共產品”，薩繆爾森對財政理論的理論僅此而已，如果薩繆爾森深入了解了瓦格納、克尼斯等學者的理論，他不會在財政和貨幣上如此毫無建樹。

　　薩繆爾森對凱恩斯之前的英國經濟學也不熟悉，甚至連亞當斯密和曼德維爾都分不清，以至于在他的著作中屬于“曼德維爾的思想”張冠李戴給了亞當斯密，亞當斯密從來不是“曼德維爾主義者”。他沒看過薩依的原著，他對薩依定律的解讀也是錯誤的，這點他繼承了凱恩斯，凱恩斯也沒有看過薩依的原著，凱恩斯在《通論》中對薩依定律進行了“錯誤引用”，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材中完全抄襲凱恩斯《通論》中的說法，以至于人們對薩依定律至今理解錯誤，他的經濟學教材，錯漏百出。

　　薩繆爾森對貨幣理論知識不足，也缺乏興趣，以至于他無法招架弗里德曼貨幣學派的崛起，他與弗里德曼很對立，但是作為凱恩斯學派的代表人物，在“貨幣數量論”具有那么多明顯漏洞的情況下，卻沒有對貨幣學派提出過任何有利的批評，最終對弗里德曼提出有利批判的反而是“后凱恩斯學派”的卡爾多、溫特勞布等經濟學家，而此時的。薩繆爾森沒有對弗里德曼提出任何批評，就與哈耶克沒有對《通論》之后的凱恩斯提出任何批評一樣，不是他們不愿批評，而是后者的學問遠遠超出了他們的研究能力，他們無力進行批評，也無處批評而已。

　　二、薩繆爾森對“微觀經濟學”的興起遠遠大于“宏觀經濟學”

　　薩繆爾森是哈佛大學漢森教授的學生，漢森教授在最早在美國傳播凱恩斯經濟學的人物，薩繆爾森作為漢森的弟子，也是他的“財政政策研討班”成員，他的博士論文竟然不是關于凱恩斯經濟學的，而是完全的微觀經濟學，一個真正對凱恩斯經濟學感興趣的學者，是不可能在凱恩斯經濟學如日中天的時候，去寫一本《經濟分析基礎》這樣的微觀經濟學著作的，而薩繆爾森確實寫了，而《經濟分析基礎》的寫作是需要大量時間的，薩繆爾森如果將時間用到了去寫《經濟分析基礎》，自然就沒那么多精力去研究凱恩斯經濟學了。薩繆爾在貿易經濟學、福利經濟學、公共產品經濟學方面確實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大部分與凱恩斯經濟學無關。正如羅賓遜夫人評價：“薩繆爾森是在凱恩斯經濟學誕生之后，仍然在宣傳凱恩斯之前的經濟學的人”。

　　與其說薩繆爾森對宏觀經濟學不感興趣，不如說他對經濟學根本就不感興趣，他只對數學感興趣，他做的工作大部分屬于“經濟學數學化”的工作，都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學，薩繆爾森也給經濟學家開了個很壞的頭，導致很多數學家開始在經濟學界“鳩占鵲巢”，在這方面，薩繆爾森說不能說是“始作俑者”，但絕對是危害最為深遠者。而且薩繆爾森的研究成果更多局限于“微觀經濟學”領域，不符合人們已經習慣的對他的“宏觀經濟學家”身份的認知，另外薩繆爾森在非凱恩斯經濟學領域花費精力太多，導致他在凱恩斯經濟學領域的成果泛善可陳，這也與他凱恩斯學派在美國的代表人物的身份不符。

　　三、薩繆爾森為凱恩斯學派埋下了兩個“大雷”

　　他和索洛將改造后的“菲利普斯曲線”引入宏觀經濟學，也為凱恩斯學派埋下了第一個“大雷”，這個“大雷”不僅炸毀了薩繆爾森一手創建的新古典綜合派，而且直接導致弗里德曼通過批判“菲利普斯曲線”登上了他個人的學術巔峰，從此替代了薩繆爾森的新古典綜合派坐上了美國學術界的第一把交椅。但弗里德曼也不過是回歸了凱恩斯在《通論》第二十二章的論述而已，并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創新，弗里德曼只是將凱恩斯的“充分就業”概念，換成了“自然失業率”而已。

　　薩繆爾森為凱恩斯學派埋下的第二個“大雷”，是他在經濟政策上提出了“肯尼迪減稅”，這一舉動無意造成了后來“供給學派”的崛起，薩繆爾森的學生蒙代爾當年提出“供給經濟學”就是以肯尼迪減稅的巨大成功為樣板的，后來供給學派又被蒙代爾的學生拉弗完善為徹底的“減稅主義”，成為在現實中替代凱恩斯主義的一個重要理論流派，“供給主義”與“凱恩斯主義”本身就是不兼容的，因為供給主義的“減稅”必然造成政府債臺高筑，從而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投資”再也難以施行。

　　三、薩繆爾森忽略了凱恩斯最重要的經濟思想——“資本邊際效率崩潰”思想

　　凱恩斯之所以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論戰”中打敗哈耶克在宏觀經濟學領域一統天下，就是因為提出了“資本邊際效率崩潰”理論，這一理論和“靈活偏好”理論一起宣告了經濟危機時期貨幣政策的失敗，從而走出了瑞典學派累積過程理論的桎梏，開創了以“財政投資”為核心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從而有了“凱恩斯主義革命”。

　　筆者認為，凱恩斯經濟學的精髓不在于其論證了財政投資如何可行，而在于成功論戰了貨幣政策為何在大蕭條時會失敗，凱恩斯經濟學的貨幣理論部分比財政理論部分的學術含金量要高的多，因此財政政策的有效性有目共睹，而貨幣政策無效性才是最值得揭示的認知盲區，這才是凱恩斯經濟學最精華的部分，可惜這最重要的部分被薩繆爾森忽略掉了，薩繆爾森本人應該是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因為我們分析薩繆爾森的履歷就知道他本身就對貨幣、財政這些宏觀理論缺乏興趣。

　　除了凱恩斯的“資本邊際效率崩潰”思想，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思想在薩繆爾森的教材中也沒有體現，而這兩個思想是凱恩斯經濟學最核心的部分。

　　四、薩繆爾森擅長對別人的理論“深加工”，而不是提出“原創思想”

　　薩繆爾森最擅長在別人已有研究領域進行深加工，他的研究范圍廣，但“不聚焦”，因此他很難出“核心研究成果”，因為他大部分都在在別人的基礎上進行研究，因此“原創性”不足，薩繆爾森是一個功能強大的“學術榨汁機”，他總是從別人已經炸過一遍的甘蔗中炸出汁水來，但他不善于發現“新甘蔗”，薩繆爾森的創新只是一種“榨汁”技術的創新，而不是尋找新甘蔗的創新，“兩個劍橋之爭”長達三十年，并沒有爭出多少有價值的思想，薩繆爾森如果在博士期間將大部分精力研究凱恩斯的《通論》，而不是寫作《經濟分析基礎》，薩繆爾森的成就也許會更高。

　　一個學者最大的能力應該是“原創能力”，作為一個學派領袖，更應該是如此，但薩繆爾森恰恰就是缺乏的這種原創能力，薩繆爾森發表了300多篇論文，大部分在是別人理論上進行深化形成的“小成果”，而非“大成果”，為人稱道的理論乏善可陳，這種“理論原創能力缺乏”的背后，就是薩繆爾森在“數學”上花的時間太多，對經典名著、對大師思想閱讀的太少，他生活中缺乏像凱恩斯、熊彼特那樣閱讀名著的興趣，他遠離政治，對現實的觀察能力也不足，也不愿意太多的深入社會，這也導致了薩繆爾森在學術上并沒有像凱恩斯一樣成為一座“高峰”。

　　缺乏原創經濟的薩繆爾森必然要對承受因此帶來的煩惱，1968年，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在美國經濟學會的主席演講中，將通脹加速理論作為主題對菲利普斯曲線進行攻擊，薩繆爾森卻無能為力，喬治·阿克洛夫在《過去60年宏觀經濟學的教訓》一文寫到“薩繆爾森公開承認為此失眠”，但其實弗里德曼也并非什么新觀點。如果薩繆爾森熟讀通論中關于通脹的解釋也就可以輕松回應弗里德曼了。

　　五、 經濟學教材中的遺漏和錯誤

　　薩繆爾森曾言“假如我能夠為這個國家寫作經濟學教科書的話，我才不關心是誰起草一個國家的法律”，然而任何一部公平的教科書都不應該拒絕記載新知識，因此從這個意義上，教科書記載誰比誰寫教科書更重要。在這一點上，甚至他的學生斯蒂格利茨都開始挑戰他，斯蒂格利茨在在自己的教科書中專門針對曾經的導師薩繆爾森寫了一段話：“現有的教科書不能使人們了解現代經濟學，即不能使人們理解現代的經濟學者如何考察世界的原理，以及不能使人們理解為了懂得當前的經濟問題而必須具備的原理。當我們即將進入一個新世紀的時候，我們需要超過馬歇爾和薩繆爾森。”

　　不僅在新世紀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材存在問題，即使上個世紀來說，問題也不小，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材可能是既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之后影響最大的教材，但薩繆爾森的《經濟學》與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更多是自己的學術代表作，而非完全意義上的教材，但薩繆爾森的《經濟學》而且一開始就是作為教材編寫了，作為教材應該兼容并包，特別是一項沒有爭議的概念應該包含進去，如果一開始面臨壓力，但是后期他成為了影響最大的學術領袖后，應該讓教材進一步完善，但是他并沒有這樣做。

　　他的經濟學教材至少存在三大問題，第一，古典經濟學中的很多成果都沒有被包含進入，包含自然價格、市場價格、自然利率、市場利率理論、勞動價值論等，導致很多人不了解古典經濟學，也不理解瑞典學派的累積過程理論，也就無法理解通論。第二，薩繆爾森的教材最大的問題就是在微觀經濟學中指向了一般均衡，而忽視了瓦爾拉斯的其他思想，導致微觀經濟學指向了自由主義，在微觀經濟學領域薩繆爾森還丟掉了克拉克的“有效競爭”思想。第三，在宏觀經濟學中丟棄了凱恩斯的邊際資本效率崩潰思想和有效需求不足思想，德國的貨幣財政理論也沒有吸收，這是一部非常不完善的經濟學教材。

　　在學術界，后來貨幣主義、供給主義、甚至理性預期興起后，薩繆爾森也無法“力挽狂瀾”，薩繆爾森在學術和教科書兩個領域最終都成為了“邊緣人”。一個學者的研究一定要聚焦，必須聚焦在一個領域才可以出偉大成果，這需要真正的學術興趣，也需要發現學術空白的能力，薩繆爾森顯然不具備這樣的能力，另外一個學者一定要有一些“接近真理”，可以經受的住“預測檢驗”的理論，才可以永久的留在經濟學的殿堂之上，而凱恩斯做到了這一點，但薩繆爾森卻沒有，因此凱恩斯可以永遠的留在經濟學的殿堂之中，薩繆爾森卻做不到。

　　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材還繼承了兩個錯誤，一個是對薩依定律的解釋，這個解釋直接照搬的凱恩斯《通論》中的解釋，這與薩依的原著是不同的，凱恩斯沒有看過薩依的原著，薩繆爾森也沒有看過，另外薩繆爾森還照搬了凱恩斯貨幣論中對費雪方程的引述，而費雪在《貨幣的購買力》一書中根本不是那么的公式。

　　因為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材具有巨大的影響力，所以后來的絕大部分教材都都沿襲了與薩繆爾森同樣的錯誤，導致現在整個經濟學界對薩依定律和費雪方程的引述都是錯誤的，而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內容，而不是邊緣內容，而這么重要的內容，薩繆爾森竟然沒有核對原著，當然后來的教材編寫者也沒有核對。

　　馬斯克在曾經說過，世界是一個巨大的草臺班子，很多人是很水的，只是通過過度的營銷包裝自己才顯得比較厲害，當我們去閱讀經濟學原著時，才會發現那些聲明在外的經濟學教科書作者們是多么的輕浮，當我們閱讀經濟學原著時也才發現“以訛傳訛”這個成語的真正含義。

　　對薩繆爾森的總結

　　薩繆爾森盡管寫了幾百篇論文，但是總體感覺是他的探索欲不足，這與那些典型的學術大師是完全不同的，這也是他與那些開宗立派的經濟學大師的明顯區別，筆者并不是要刻意苛責薩繆爾森，筆者從某種程度上與薩繆爾森一樣也是“凱恩斯主義者”，然而一個學派的“自我革命”必須有來自“內部的批判”才行，這是任何“外部批判”都替代不了的，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也受到過羅賓遜夫人和明斯基等人的批判，但是他們的批判還不夠，羅賓遜對薩繆爾森的批判更像是一個來自社會主義者的批判，明斯基的批判更多是從狹隘金融的視角出發，而不是從整個宏觀經濟學的視角出發。

　　另外薩繆爾森還提出了“顯示原理”、“自動穩定器”理論，雖然沒有什么害處，也不是太實質意義的創新，不是“根本性”的理論，他對宏觀經濟學的貢獻遠遠低于漢森、勒納、明斯基這些真正崇拜凱恩斯的人對“凱恩斯經濟學”做出的貢獻。

　　薩繆爾森最值得肯定的學術貢獻

　　薩繆爾森雖然不像凱恩斯這些開宗立派的大師那樣偉大與出色，但也不能說他是完全意義上的“庸才”，他對經濟學也有一些獨到的貢獻。在筆者看來薩繆爾森最有含金量的學術貢獻是他提出了“合成謬誤”和“分解謬誤”兩個概念，這可能是他一生最值得紀念的學術貢獻，因為這兩個概念真正指出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區別的概念，但遺憾的他并沒有對這個概念進行充分的展開解釋。

　　薩繆爾森時代宏觀經濟學剛剛建立，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沖突也開始暴露出來，很多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并不能用于宏觀經濟學，很多宏觀經濟學的理念也不能用于解釋微觀現象，于是“合成謬誤”和“分解謬誤”兩個詞誕生了，在筆者看來，“合成謬誤”表示的就是微觀經濟學中原理不能隨便用于宏觀經濟學，“分解謬誤”就是宏觀經濟學中的原理也不能隨便用于微觀經濟學，舉例來說，如果保護單個企業的私人產權是可行的，如果主張整個社會都實行私有制則是不行的，這是合成謬誤，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是可行的，但如果將宏觀調控污蔑為對私人經濟的干預則犯了分解謬誤，通過這兩個概念，我們可以更好的體會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區別。

　　第十二節 對后凱恩斯學派“現代貨幣理論（MMT）”的對比與評價

　　“現代貨幣理論”是美國“后凱恩斯學派”提出的一種解決經濟危機的方案，現代貨幣理論認為可以通過“財政赤字貨幣化”解決經濟危機時期的政府支出問題，“財政赤字貨幣化”其實并非新主張，一直有人想嘗試，只有現代貨幣理論將其學術化了，對于這一主張，我們首先明確，后凱恩斯學派的“財政赤字貨幣化”與美國貨幣學派的“量化寬松”有類似之處，肯定也借鑒了“量化寬松”，但也有區別，“量化寬松”是“對整個經濟貨幣化”，而后凱恩斯學派則主張“只對財政赤字貨幣化”，這是明顯的區別，因此前者的本質是貨幣主義，后者的本質是凱恩斯主義，只是在籌集財政資金時借助了貨幣主義，現代貨幣理論還對財政赤字的用途進行了規定。

　　“貨幣數量論”制約下的“財政赤字貨幣化”面臨問題之一：可操作空間小

　　如果在經濟危機時期，在“通縮”的大環境下，通過財政赤字拉動經濟增長是可行的，但是“財政赤字貨幣化”必然面臨通脹的威脅，“財政赤字貨幣化”增加的貨幣，只能與正常的“基礎貨幣”增長率一致，也就是與經濟增速一致才可以避免通脹， 因此考慮“通脹”時，“財政赤字貨幣化空間=基礎貨幣數量*經濟增速”。比如經濟增速是3%，那么就只可以拿出基礎貨幣數量的百分之三的貨幣數量去填補財政赤字，但是基礎貨幣與國民生產總值是有區別的，基礎貨幣的數量遠遠低于國民生產總值，基礎貨幣數量的百分之三，連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一都不到，而經濟危機時期的財政赤字一般都要百分之五以上，因此如果考慮“通脹”的限制，“財政赤字貨幣化”增加的貨幣數量對于改善赤字沒有任何意義，只是杯水車薪而已。 但即使短期先不考慮“通脹”的限制，從長期也要考慮。

　　“貨幣數量論”制約下的“財政赤字貨幣化”面臨問題之二：貨幣回收難

　　后凱恩斯學派提出“財政赤字貨幣化”是以失業和通縮為界限，如果以失業和通縮為限制，那就在短期內無須考慮增發的貨幣數量問題。如果短期內不考慮增加的貨幣數量問題，那只需要考慮一個問題，那就是后期的“貨幣回收”問題，現代貨幣理論學派提出“用稅收回收貨幣”，這確實是個好方法，稅收的量也是很大的，基礎貨幣的數量是很小的，用稅收回收貨幣完全可行，但“稅收回收貨幣”也存在兩個問題，第一增加稅收是否容易，現實是非常難的，第二，在實踐中，政府會不會將“回收貨幣”的稅收重新用于財政支出，如果將“回收貨幣”重新用于財政支出還是等于“貨幣超發”，如果不用于財政支出，就必須要求政府是“現代貨幣理論”的忠實執政者，或是在通脹的壓力下被迫這么做。這點是存疑的，而且在現代貨幣理論中，“貨幣回收”的執行者由央行變成了財政部，財政部能否像央行那樣有良好的職業操守也不確定，央行一般是沒有自身利益的，但財政部往往面臨巨大的財政支出壓力，他們很難縮減政府開支，因為“用稅收回收貨幣”后，政府必須縮減財政支出才可以達“到回收貨幣”的目的，這時財政部愿不愿這樣做很關鍵，如果要保障做到“貨幣回收”，只能在批準政府赤字時同步提出出臺與貨幣回相關的“稅收制約方案”，這種“貨幣回收制約”對“現代貨幣理論”的成功實行或是維護“現代貨幣理論”的學術聲譽 是非常必要的措施。

　　現代貨幣理論具有“使用時間局限性”，必須在“充分就業”實現之前停止使用，根據凱恩斯的“半通脹”理論，其實通脹在“充分就業之前”已經開始出現了，因此財政赤字貨幣化不能在“充分就業臨界點”退出，而是應該在“充分就業臨界點到來之前”退出，因此現代貨幣理論本質是具有“使用時間局限性”的“短期措施”，如果現代貨幣理論是“短期措施”，那就不能代替“”財稅改革”，因此現代貨幣理論與筆者的新財稅主義宏觀經濟學是不沖突的，而且是可以相互配合。在短期內可以實行現代貨幣理論的“財政赤字貨幣化”，但在長期需要實行新財稅主義宏觀經濟學的“財稅改革”，這樣“短期經濟問題”和“長期經濟問題”都有了解決方案。

　　“財政赤字貨幣化”與“量化寬松”都會導致“資本邊際收益率崩潰式蕭條”

　　在經濟危機時期實行財政赤字貨幣化會面臨“使用空間小”，“貨幣回收困難”的問題，如果在非經濟危機時期還實行“財政赤字貨幣化”的話，就面臨“通脹”的約束，而且財政赤字的數量是非常大的，就會大大增進基礎貨幣的投放，就會造成巨大的通貨膨脹，這點與貨幣主義是沒區別的，盡管投放方式不同，增加貨幣是可以流動與擴散的，最終都會變成貨幣總量的增加，都面臨通脹問題。

　　而且財政赤字貨幣化與量化寬松都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低利率的危害，低利率是“現代貨幣理論”和“量化寬松”共同的弊端，如果是短期還可以，如果是長期實行必然出問題，只要是導致“低利率”的貨幣政策對經濟的“系統性危害”都不可避免，如果財政赤字貨幣化形成依賴，國家仍然會陷入“資本邊際收益率崩潰式蕭條”，如果民間投資無法起到，僅僅依靠政府投資也是不行的。

　　總之，現代貨幣理論的“財政赤字貨幣化”在理論上看似沒有問題，而且比貨幣學派的“量化寬松”更優，因為“財政赤字貨幣化”增加的財政支出是財政部直接使用，可控性更強，但在實踐就就會面臨操作空間小，貨幣回收難的問題，而且如果作為長期措施使用，會面臨與“量化寬松”同樣的問題，一是通脹風險，二是廉價貨幣沖擊整個經濟系統的資本收益率，形成“資本邊際收益崩潰式蕭條”，人類面臨的政府債務問題最終要通過根本性的“財稅改革”才能解決。

　　第十三節  凱恩斯經濟學的道德意義

　　——凱恩斯可能性三角

　　一門學說可以長盛不衰成為正統，這門學說起碼應該是道德的，凱恩斯經濟學已經歷經了幾代人而綿延不衰就是因為其不僅具有學術意義，更具有一定的道德意義，本文主要從道德的角度看待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可能性三角

　　自由、平等和效率是人類追求的三個最偉大的目標，任何人都想這三個目標可以同時實現，但這是不可能的，而我們如果單一的過度追求其中任何一個目標，最后的結果都是災難，這方面人類已經有過太多的教訓。

　　在經濟學界追求單一目標的學派很多，比如奧地利學派就單一追求自由，其結果必然損害平等，新古典經濟學單一追求效率其結果必然損害人權，計劃經濟單一追求平等，則損害缺乏自由，這三個目標本質上是沖突的，如果我們要在同一時間完全實現這三個目前是不現實的，那些號召大家只為其中一個目標而努力的做法都是不道德的，而徹底放棄其中任何一個目標也是我們不愿意的，如果我們想最大程度同時實現這三個目標，只有實行凱恩斯主義式的政府干預才行，只有這樣才可以將自由、平等與效率這三個人類最關注的三個目標最大程度結合在一起，我們稱之為凱恩斯主義可能性三角，人類發展到二十一世紀，無論是奧地利學派、新古典經濟學還是計劃經濟都已經被學術界所拋棄，二戰后絕大多數國家在現實中都實行了凱恩斯主義式的經濟干預，人類目前也已經從“凱恩斯可能性三角”中摸索出了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也在這條道路上嘗到了甜頭，構筑了現代人類文明，這是自資本主義誕生以來，人類不斷實踐摸索的結果，不可能再回到其他老路，在今天任何對單一目標的的宣揚都應該得到理性人士的抵制，因為那必然意味著對其他目標的放棄，必然是不道德的，既然我們三個目標都可以實現，那我們為何要選擇其一，而放棄其二呢。

　　國家功能的“止惡”說

　　盡管現代經濟學已經不再使用“政治經濟學”的名稱，但探討政府的作用依然是其最重要的命題之一，筆者認為政府的第一作用就是“止惡”，這也是人類建立國家的初衷，人類建立國家既要止住自然之惡，也要止住社會之惡，沒有國家之前的社會是原始的叢林社會，那時的人類生活猶如動物世界，互相傷害是常態，直到國家的出現才讓這種互相傷害得到最大程度的避免，國家如果出現壞人，就要以國家的名義對其懲罰，國家建立的第一目的是制止某些作惡行為，國家先有了“止惡”，而后才可以談到“良治”，先有“止”后有“治”，現代人談的太多的是“良治”，而忘記了“止惡”才是“公權力”的第一職能，如果第一職能都履行不好，其他職能都無從談起。

　　一個文明的社會必然是最大程度上可以“止惡”的社會，一個社會如果不能有效的“止惡”不可能是文明社會，而是野蠻社會，正因為國家有了的“止惡”職能，人類才走出了叢林社會，構建了現代文明，一個國家文明的程度主要取悅于其“止惡”的程度。如果沒有政府的“止惡”職能，人人都可能成為犯罪分子，因為有了國家的止惡功能，人類才極大的擴展了我們可以享受到的自由，越多的惡行意味著越少的自由，而越少的惡行才意味著最大的自由，如果不能有效“止惡”，甚至反對“止惡”，而空宣傳自由，甚至以自由的名義作惡或縱惡，那即便得到自由也是互相傷害的自由。國家的出現主要是基于止惡的需要，國家的第一作用也必然是“止惡”

　　治理“自然之惡”也是國家的基本職能

　　人類不僅面臨社會之惡，同時也面臨自然之惡，古代人類面臨的最大的自然之惡就是“大洪水”，以至于東西方都有大量的關于“大洪水”的記載與傳說，人類因為因治理“自然之惡”團結起來，這也成為建立國家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現代人類面臨的最大的自然之惡就是“經濟周期”，經濟周期其本質上與大洪水一樣都屬于“自然之惡”，經濟周期就是經濟社會的“大洪水”。人類對經濟周期的宏觀干預與治理洪水是同樣的道理，都是在治理“自然之惡”，治理洪水是以保護民眾為初衷，治理經濟周期同樣也是以保護民眾為初衷，凱恩斯經濟學不是誕生最早的經濟周期治理學說，但卻是最早的人類共同接受的經濟周期治理學說，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治理經濟周期，本質也是幫助人類治理“自然之惡”。

　　止貧可以達到止惡的目的

　　馬歇爾曾經說過，貧困的原因也是人們墮落的原因，通過“止貧”也可以達到“止惡”的目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就是通過“止貧”來“止惡”的，經濟危機來臨時“中產返貧”、“富人返貧”成為常態，凱恩斯經濟學的實施可以避免很多人因為經濟周期而返貧，正常的經濟淘汰是可以預期的，是可以提前避免的，但經濟危機就像突然爆發的洪水，你是沒有時間收拾自己的金銀細軟的，返貧就在一瞬間實現。貧困的原因也是墮落的原因，每次經濟危機都會造成犯罪活動的大幅增加，如果人類可以最大程度的實現了“止貧”，其實也就最大程度上實現了“止惡”。貧困分為兩種，自然貧困者和因經濟周期導致的貧困者，在避免因為因經濟周期而導致的貧困方面，凱恩斯學派居功至偉。改善道德不僅要靠法律的禁止，也要靠民眾物資條件的富足，倉廩實而知禮儀，富裕而有保障的社會才是民眾所需要的。

　　 對凱恩斯經濟學的誤解

　　凱恩斯經濟學對經濟奉行的是宏觀干預，而不是微觀干預，凱恩斯經濟學管理的是經濟，而不是人，我們不能將政府干預等同于微觀干預，甚至就與政府管制混為一談，兩者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是那樣理解，就犯了經濟學中的“分解謬誤”。如果說政府宏觀干預侵害自由是典型的分解謬誤。政府的宏觀干預主要體現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不直接干預微觀個體，對微觀個體的自由沒有影響。凱恩斯主義干預就像是天旱時期的人工降雨，對絕大多數人都是有益的。政府對微觀的干預確實可以侵害自由，但政府對宏觀的干預并不侵害個體自由，即使侵害也侵害的非常小，宏觀干預與微觀管制并不是一回事。

　　凱恩斯之后再人類無階級沖突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誕生之后“階級調和”的主張開始退出經濟學，凱恩斯之后嚴重的階級沖突也成為了歷史，在凱恩斯之前的經濟學家，比如李嘉圖、瓦爾拉斯、穆勒、馬歇爾等經濟學家都在不同場合宣稱過自己是社會主義者，比如瓦爾拉斯就以實現科學社會主義為理想，馬歇爾將改善底層工人的生活狀況當成了自己的終身奮斗目標，蘇聯實行的計劃經濟模式，并非來源于馬克思主義，而是源于新古典經濟學家，是帕累托、巴羅內、蘭格等提出并論證的，馬克思所謂的“庸俗經濟學”群體中的主流中仍然存在著大量的社會主義者，這些人只是放棄了勞動價值論，但他們并沒有放棄社會主義理想。凱恩斯之前嚴重的階級矛盾將幾乎將包括經濟學家在內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都逼成了社會主義者，凱恩斯之后階級矛盾大量緩和，“階級調和”的經濟主張也隨之淡出了歷史舞臺，不再是任何一個經濟學家的主張，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實施已經減輕了階級矛盾，因為階級矛盾爆發最嚴重的時候就是經濟危機的時候。

　　總之，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不僅具有經濟意義，也具備極強的社會意義和道德意義，正因為它的出現，才讓人類的自由、平等、效率三個偉大的目標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實現。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家，美國麻省大學達特茅斯CIE經濟研究中心原主任，北京海歸協會副會長，中國原創經濟學論壇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