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連奎

　　第十四章 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凱恩斯學派（上）

　　自從人類出現經濟危機之后，人類就開始了對世界宏觀經濟問題的系統性思考，特別是大蕭條前后，這種思考達到高峰，從瑞典學派，奧地利學派的占得一時先機，到馬爾薩斯、凱恩斯研究路線的壓倒性勝利，再到弗里德曼，盧卡斯等美國西部傳統的逆襲，到最終一般均衡在宏觀經濟學的回歸，可謂精彩紛呈，然而本世紀初的一場全球經濟危機卻讓這一切煙消云散，似乎宏觀經濟學又要從零開始，回顧宏觀經濟學發展歷史，我們也發現人類目前已經取得的“公認的科學研究成果”并不多，正如薩繆爾森所言“宏觀經濟學除了gdp之外幾乎所有問題都有爭議”，人類可能真的要重新審視宏觀經濟學的問題，然而凱恩斯經濟學無論怎樣都是宏觀經濟學的第一大學派，這不僅在于其研究者人數眾多，歷經幾代，綿延不絕，更在于其理論的有效性，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的領導人，在制定其經濟政策時，政府投資都是必不可少的選項，而一旦遇到經濟危機，凱恩斯主義開創的政府干預理念就更是成為顯學。

　　其實絕大部分經濟學著作最后流傳下來的只是一兩句話，包括亞當斯密的著作，但是凱恩斯不同，凱恩斯著作中的大部分內容都流傳了下來，都成了人們耳熟能詳的經濟學原理，這足以見得凱恩斯經濟學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經濟學中的其他革命都是“局部知識”的革命，凱恩斯進行的是“知識系統”的革命。

　　第一節 “凱恩斯學派”之前的宏觀經濟學與“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

　　在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材中，將“凱恩斯經濟學”的形成當做宏觀經濟學的開始，這是錯誤的，宏觀經濟學并不從是凱恩斯開始，在凱恩斯之前，宏觀經濟學已經基本成熟，而且凱恩斯的思想也并非完全原創，凱恩斯的思想也是有著明確的來源的，凱恩斯的思想來源有瑞典學派的維克塞爾、英國的馬爾薩斯、霍特里、馬歇爾等，這些人就是宏觀經濟學的先驅，凱恩斯不僅對宏觀經濟學進行了創新，更是做了第一次“大綜合”。

　　其實在“凱恩斯經濟學”誕生之前，馬歇爾的均衡理論已經沒有多少人關注，已經日薄西山，盡管當時距離1890年馬歇爾發表《經濟學原理》也才二三十年的時間，當時的經濟學界熱衷的是對“經濟周期”的研究，1920年到1940年是人類研究經濟周期的輝煌時期，我們現在所熟悉的經濟周期思想幾乎全部來自那個時期，當時世界比較知名的經濟學家中都在研究經濟周期問題。那個時期與經濟周期有關的理論有：

　　1898年，維克賽爾發表了《利息與價格》提出了“累積過程”理論；

　　1912年，米塞斯發表了《貨幣與信用理論》，在瑞典學派“累積過程”理論的基礎上結合龐巴維克的“迂回生產”理論提出了“過度投資”理論；

　　1912年，熊彼特出版了《經濟發展理論-對于利潤、資本、信貸、利息和經濟周期的考察》一書，提出了以“創新經濟周期”理論；

　　1913年，英國財政部的經濟學家霍特里出版了《商業的盛衰》提出了“純貨幣經濟周期理論”

　　1915年，英國經濟學家羅伯遜發表的碩士論文《一個工業經濟波動的研究》提出基于真實因素的經濟周期理論；

　　1927年，庇古也發表了《工業波動論》提出了基于企業家心理預期的經濟周期理論。

　　在這些人中，凱恩斯當時更多是“學習者”與“跟隨者”的角色，凱恩斯通過翻譯維克塞爾的著作學習了瑞典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并在此基礎上于1930年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貨幣論》。

　　以上筆者總結的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后的經濟周期研究情況，其實在更早的馬歇爾之前宏觀經濟也形成了一些經濟周期的研究成果，比如西斯蒙第提出了“消費不足”理論，馬爾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論，馬克思提出了“生產過剩”理論等，當然這與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經濟周期研究是“兩條路線”，十九世紀，馬歇爾之前的經濟周期研究更多是供給與需求的角度研究經濟周期，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經濟周期研究更多是從貨幣、心理等因素展開。

　　我們將馬歇爾之前的經濟周期研究稱之為宏觀經濟學的“古典路線”，將馬歇爾之后的宏觀經濟周期研究稱為經濟周期研究的“新興路線”。凱恩斯本人最開始研究的是“新興路線”，主要從瑞典學派貨幣的“貨幣利率均衡”的角度研究經濟危機，但他最終回歸了“古典路線”，從“需求”的角度研究經濟危機，這是凱恩斯學術生涯的一次巨大轉變，也是哈耶克批判凱恩斯“學術多變”的來源，其實凱恩斯并非“多變”，他的學術生涯也只發生了這一次“巨變”。因為凱恩斯的經濟周期研究回歸了“古典路線”，所以筆者在經濟危機的“分型辯治”理論中，提出凱恩斯的經濟危機理論適合治理“生產過剩型經濟危機”。

　　凱恩斯回歸經濟周期研究的“古典路線”，雖然在“解釋力”和“理論魅力”上沒有從貨幣、心理預期等角度對經濟周期進行解釋顯得“花哨”，但是在“解決經濟周期造成的問題上”卻效果明顯，其實直到現在，凱恩斯對經濟危機的“解釋”上仍然缺乏自洽的邏輯和成體系的思想，但“凱恩斯經濟學”卻長達百年經久不衰，關鍵就在于其治理經濟危機的措施的“有效性”，這正如中國的中醫一樣，其理論體系雖然不被現代科學所接納，但在治療疾病的“有效性”卻無可置疑。

　　在筆者看來，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不是拉開了宏觀經濟學研究的“序幕”，而是標志著人類宏觀經濟學研究的“高潮時代”的到來。法國經濟學家西斯蒙第才是宏觀經濟學之祖，他雖然沒有直接影響凱恩斯，卻通過馬爾薩斯、霍布森等人影響了凱恩斯。當然來自哈耶克的攻擊和瑞典學派“廉價貨幣政策”的失敗則是導致凱恩斯“學術轉型”直接原因，如果沒有哈耶克的攻擊，可能凱恩斯在瑞典學派的理論中沉溺的時間會更久一些。

　　凱恩斯是一個有著“讀史”愛好的學者，凱恩斯學術研究的“快速轉型”是從瘋狂的研究前人的經濟思想開始的，其研究方法就是給前人經濟學家寫“思想傳記”，凱恩斯的名著《傳記文集》其實就是凱恩斯的“經濟學讀書筆記”，其中寫的最精彩的當屬馬爾薩斯的傳記，其間充滿了溢美之詞。凱恩斯從馬爾薩斯那里發現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論之后，開始以此構建其經濟周期理論，后來才有了“三大心理定律”，有了“乘數”理論，構成了《通論》中的核心經濟思想體系，但凱恩斯關于因此“資本效率崩潰”和“靈活偏好”導致貨幣政策失靈的發現則是凱恩斯的獨家研究成果，這些思想都閃現著智慧的火光。

　　第二節 凱恩斯大戰哈耶克的真相

　　如果要看懂《通論》，看懂凱恩斯與哈耶克的學術論戰是需要一定的知識儲備的，這個重要的知識儲備就是瑞典學派的累積過程理論，這個理論甚至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提出的自然價格與市場價格理論。世人記錄“凱恩斯大戰哈耶克”大部分都是渲染他們互相攻訐時的激烈語言，很少人從本質上揭示其理論分歧，但僅從他們相互攻訐的言語中是看不到他們互相爭論的實質的。造成這種局面的真正原因是，自從經濟學進入被馬歇爾帶入到新古典經濟學時代之后，古典經濟學中的自然價格、市場價格、自然利率、市場利率等概念就被淘汰，知曉這些概念的經濟學家少之又少，后來的薩繆爾森、弗里德曼、曼昆等也沒有將這些概念恢復進教材，以至于后來的經濟學家連這些概念都不知道，更不了解瑞典學派的累積過程理論，當然看不懂《通論》，這竟然成為了經濟學界的普遍現象，當然這些人也更看不懂凱恩斯大戰哈耶克的真正分歧，更是不懂為何哈耶克陣營的人最后全部投奔了凱恩斯，也不知道凱恩斯最后贏到何處，下面筆者就“凱恩斯大戰哈耶克”的真相進行下梳理。

　　真相一：哈耶克的經濟理論當時確實比凱恩斯更勝一籌

　　劍橋學派并沒有“貨幣研究”的“基因”，正如卡爾多所言，“在貨幣研究上劍橋缺乏傳統，馬歇爾對貨幣理論一無所知”。但當時貨幣理論研究卻是熱點，凱恩斯只能從其他學派學習貨幣學，而奧地利學派是有貨幣研究“基因”的，他們在貨幣與資本研究領域底蘊深厚，但是奧地利學派的貨幣研究傳統并非來自其創始人門格爾，而是來源于德國歷史學派的克尼斯，克尼斯曾經寫過三卷本《貨幣與信用》，而龐巴維克在德國留學時師從克尼斯，奧地利學派的貨幣思想主要來源于德國。龐巴維克的核心思想是在克尼斯的講堂上形成的，米塞斯、哈耶克后來又對龐巴維克的思想進行了繼承與發展。

　　當年的奧地利學派還是一個非常謙虛的學派，他們最輝煌的時候他們什么都吸收，瑞典學派，歷史學派，甚至馬克思的經濟思想都吸收，才造就了奧地利學派在貨幣思想一時的領先與輝煌。米塞斯的經濟周期思想是瑞典學派的“累積過程”理論與龐巴維克的“迂回生產”理論的結合，而哈耶克又在前兩種思想的基礎上加上了“貨幣信用創造”理論和馬克思的“虛擬資本理論”等，因此當時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可以說是“集人類經濟思想之大成”，而凱恩斯雖然名氣很大，但是貨幣理論上仍然停留在新學的瑞典學派的“累積過程”理論，比哈耶克落后“兩代”，因此凱恩斯大戰哈耶克時，哈耶克開始是領先的。

　　真相二：凱恩斯與哈耶克“思想同源”，并非完全敵對

　　凱恩斯與哈耶克的經濟思想“底座”都是維克塞爾的“累積過程理論”，論戰時凱恩斯和哈耶克的經濟思想其實是“兄弟之爭”，而非嚴格意義上的“門派之爭”，當時也沒有“劍橋學派”的概念，當時的馬歇爾幾乎無人問津，而維克塞爾卻如日中天，而凱恩斯和哈耶克都是維克塞爾思想的繼承者，他們從本質上不是對立的，而是具體細節的分歧，哈耶克吸收了瑞典學派、奧地利學派、信用創造學派、馬克思經濟學等多個學派的精華，代表著當時人類最高的研究水平，已經將瑞典學派的思想升級換代了幾次，而凱恩斯還處于初學瑞典學派的新鮮之中，奧地利學派認為“低利率”會導致貨幣過多的聚集在“迂回生產”領域，形成“過度投資”，而這種“過度投資”將會成為下一輪經濟危機的根源，而凱恩斯并沒有意識到這些，也一時不知道該如何反駁，仔細想想也有道理，經濟危機本身就意味著生產過剩，如果再通過低利率去刺激生產，只會造成更加生產過剩，哈耶克說的也有一些道理。

　　真相三 ：凱恩斯靠《通論》取勝，而不是靠《貨幣論》

　　面臨哈耶克的攻擊，凱恩斯開始構建自己新的理論體系，這時凱恩斯敏銳的發現了“靈活偏好”理論和“資本邊際收益率崩潰”的問題，在經濟蕭條時期，因為民眾具備“靈活偏好”，增加的貨幣更多被窖藏，經濟會出現流動性陷阱，以至于如何增加貨幣，市場利率都無法降低，另外即使市場利率降低了，那也不能刺激經濟，因此企業的“資本效率崩潰”的更加嚴重，大蕭條時，企業幾乎沒有利潤，即使貸款利率很低，也不可能刺激企業家擴大生產，在這種流動性陷阱和資本效率崩潰的情況下，貨幣政策是完全失靈的，哈耶克所說的過度投資根本不可能出現，人類只能通過擴大政府投資才可以走出蕭條。《通論》一書最偉大的貢獻不是在于證明了財政政策之可行，而在于證明了貨幣政策為何不可行。

　　現實也是，大蕭條期間，無論各國央行怎么降低利率，經濟仍然無法走出蕭條，就連瑞典學派的創始人維克塞爾最終也放棄了他自己創立的思想，凱恩斯更是利用理論創新，找出了瑞典學派的理論破綻，也就是說當時的瑞典學派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都走向了破產，當時參與論戰的幾乎所有人都倒向了凱恩斯一方，這是因為凱恩斯將經濟問題看的更加透徹，而且明顯的超越了哈耶克。其實當“資本邊際效率崩潰”一詞提出的一剎那，凱恩斯就贏了，“靈活偏好”只是一種補充。希克斯后來提出的流動性陷阱，更是對“靈活偏好”一種更形象的總結

　　奧地利學派雖然沒有直接聲明放棄以瑞典學派經濟思想為基礎創建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周期理論”，但是從米塞斯和哈耶克后期的行動來看，他們對這套思想也沒有了信心，他們兩人的研究“改弦更張”后就再也沒有回頭，奧地利學派實質上了放棄了自己的經濟周期理論，因為一旦瑞典學派被證明是錯誤的，那么一切以瑞典學派為基礎的理論都不再具有任何學術價值。放棄了經濟周期研究的哈耶克開始銷聲匿跡，專門研究社會問題。

　　另外一直堅持“純貨幣經濟周期”理論的經濟學家霍特里也開始反對“貨幣政策”了，他認為在蕭條到來時用貨幣政策去刺激經濟復蘇，則不一定可靠，因為廉價貨幣和增加銀行儲備金并不能刺激復蘇，在商品需求降低時，批發商力求減少存貨，使買進低于賣出。這時，即使利息率很低，批發商人也不會被誘致借款。這種結果，霍特里認為是整個信用陷入僵局，他認為，銀行降低利息率所喚起的總需求的擴大，其可能性非常有限，因為降低利息率只是復蘇的一個條件，完全指望它來發揮作用是不夠的。正確的解決，有賴于繁榮階段的適當行動，早期的行動必須是制止過分的通貨膨脹，當銀行利息率充分提高的時候，繁榮就會走向反面，這種情況一經出現，銀行利息率必須迅速降低，以免發生累進的和惡性的通貨緊縮。如果降低利息率的行動緩慢，并拖延了時間，那就無力挽回局面，通貨緊縮的惡性循環將繼續聚集力量，直到變得不可阻擋。可見，大蕭條發生后“貨幣政策無用論”在當時已經成為共識，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被淘汰完全正常。

　　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之后，霍特里比早前更贊成公共事業開支。他說，如果僵局發展下去，直接的政府開支可能是阻止消費和投資支出進一步減少的唯一有效辦法。他說：“雖然用敏捷的措施及時放松信貸去制止這種情況是可能的，但是最好是在整個時期都采取使兩種惡性循環不能嚴重持續下去的方法去調節信貸。

　　瑞典學派既“旋風”，又像一種“流行病毒“”一樣侵襲了當時的經濟學界，絕大部分經濟學家都被感染，但很快又都“集體免疫”，最后這種病毒也不知所蹤。回顧歷史，瑞典學派被整個經濟學同時追捧，又被同時拋棄，是有其自身原因的，這種原因不僅僅是凱恩斯和霍特里所強調的“企業因素”，而是“金融機構因素”，是筆者在其他章節中強調的“貨幣政策與金融機構激勵不相容理論”的問題，凱恩斯只是從民眾投資理論的角度揭示了“流動性陷阱”的成因，筆者則從信貸性金融機構的激勵角度對其“流動性陷阱理論”進行了補充，而后者才是更重要的，凱恩斯更多強調了貨幣政策在經濟危機時期不可行，筆者則進一步指出了貨幣政策在平常時期也是不可行的。以前人們拋棄的更多是瑞典學派的“主張”，現在已經到了我們徹底拋棄其“理論”體系的時候了。

　　第三節 古典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辯證統一理論

　　包括弗里德曼和薩繆爾森在內的絕大部分人都看不懂凱恩斯與哈耶克的爭斗，甚至很多經濟學家都聲稱看不懂《通論》，這背后的原因在于他們對古典經濟學的不了解，這都是人類丟棄古典經濟學釀成的惡果，瑞典學派和凱恩斯學派的部分理論都是以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因此我們又必要對古典經濟學中的核心理論做一下介紹。

　　英國經濟學一直比歐洲經濟學慢半拍

　　英國經濟學一直是從歐洲大陸不斷輸入，比歐洲大陸“慢半拍”。亞當斯密遇到了魁奈、杜爾哥等法國經濟學家才開始研究經濟學，比歐洲慢半拍。馬爾薩斯提出需求不足理論，也是受到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新原理》的啟發，穆勒父子的經濟思想也主要是從薩依那里吸收營養，甚至連研究框架都是照搬的薩依，馬歇爾的思想來源也是來源于古諾，如果翻看英國亞當斯密和馬爾薩斯的傳記就會發現，很大篇幅都在辯解魁奈到底是不是亞當斯密的老師，馬爾薩斯是不是抄襲了西斯蒙第，當然薩依對穆勒父子的影響是無須爭辯的，他們也是親自承認的，古諾比馬歇爾的領先也是馬歇爾親口承認的，英國經濟學大部分時間都是從歐洲大陸輸入，這與當時英帝國的軍事實力完全不相稱，這可能是英國孤懸海外，缺乏歐洲大陸那樣的思想交流與碰撞，但后來的經濟學歷史大部分是英國人書寫的，所以給人感覺英國成了正統。其實英國在凱恩斯之前從來都沒有趕上過歐洲大陸。

　　我們現在學習的，由馬歇爾開創的新古典經濟學，其實是法國經濟學，而非真正的英國經濟學，因為邊際分析、均衡分析，都是法國經濟學家發明的，邊際分析從重農學派時代就已經產生，法國重農經濟學家在研究農業肥料的效果時發現了邊際遞減定律，均衡分析是法國經濟學家古諾的發明，這些后來成為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內容，后來被英國人馬歇爾發揚光大，并傳播到了全世界。

　　英國經濟學的獨特優勢

　　英國經濟學雖然一直學習法國經濟學，但英國經濟學也并非一無是處，英國畢竟也出現了亞當斯密和李嘉圖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這些人也絕非浪得虛名，筆者認為，英國經濟學有四大特色，而且這四大特色都是被其他人忽略的：

　　首先是，亞當斯密最早提出了自然價格與市場價格理論，這個理論很長時間被埋沒，后來被維克塞爾引入貨幣學研究，并提出自然利率和市場利率概念，瑞典學派又在“自然利率”和“市場利率”理論基礎上，結合了洛桑學派的一般均衡理論思想創立了人類最早的宏觀經濟周期思想——累積過程理論，從此聲名大曝，瑞典學派一度在經濟學界執牛耳，連凱恩斯都通過翻譯維克塞爾的著作學習其宏觀經濟思想體系，而此時的英國劍橋還處于卡爾多評價的“馬歇爾對貨幣理論一無所知”的狀態。

　　第二是，始于威廉配第，被李嘉圖和馬克思弘揚光大的勞動價值論也是英國經濟學的特色，不過英國這些理論后來都被英國人馬歇爾拋棄，馬歇爾導向了法國的邊際分析和均衡分析，創立了新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歧本質上也是以勞動價值論為代表的英國經濟學與以邊際、均衡分析為代表的法國大陸經濟學的分歧，因為馬歇爾全面倒向法國研究路線，并將法國經濟學包裝為“新古典經濟學”，導致英國經濟學被經濟學界遺忘至今。

　　第三是始于亞當斯密的“有效需求”理論，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幾章）中最早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論，這個理論如他的價格理論一樣被長期埋沒，但后來英國人馬爾薩斯在亞當斯密“有效需求”概念基礎上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概念，影響也很小，但后來凱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為核心建立了凱恩斯經濟學思想體系，才真正將始于亞當斯密的“有效需求”分析發揚光大，但當今經濟學家也只有少數人知道凱恩斯的理論是受到馬爾薩斯的啟發，而幾乎沒有知道亞當斯密早就提出了“有效需求”的概念。

　　第四、英國經濟學一直受到重視的是其貿易理論，亞當斯密提出了自由貿易理論，李嘉圖提出了比較成本優勢理論，這個一直處于主流之中，與其他被埋沒的經濟學形成鮮明對比。

　　古典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統一理論

　　馬歇爾一手造成了“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分裂，二戰之后，薩繆爾森、弗里德曼兩位本來有機會將兩者統一起來，但他們都缺乏“讀史”的習慣與愛好，薩繆爾森對數學模型感興趣，弗里德曼則對統計分析感興趣，兩人都對基礎理論構建缺乏興趣，導致他們都沒能完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統一，后面的曼昆等學者更是蕭規曹隨，幾乎沒有人再去理會古典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歧，這也成為經濟學最大的痛與遺憾，這個任務在二十一世紀可以由我們中國人來完成，筆者則在這方面取得了成果。

　　筆者認為古典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是完全可以統一起來的，而且我們可以用亞當斯密提出的“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對其進行統一，其實勞動價值論講的是“自然價格”的形成原理，而新古典經濟學解釋的是“市場價格”的形成原理，兩者并非對同一價格的兩種解釋，而是分別對不同的價格的分析，所以并沒有沖突，同一事物確實存在著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兩個概念，這是自然存在的，因此我們完全可以以對“自然價格”的解釋，將勞動價值論重新寫入經濟學教材。

　　當然這也與亞當斯密有關系，當時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也沒有說清楚這些，可能亞當斯密也是將不同理論雜燴在一起，而非有機結合在一起，因為這些理論并非亞當斯密的發明，他只是個綜合者，《國富論》中的經濟學絕大部分是綜合的其他人的研究成果。

　　第四節 奧地利學派錯在哪里？

　　奧地利學派綜合了很多其他學派的研究成果，如果你是一個“經濟思想史的小白”，肯定會為他們的理論體系所折服，但如果我們熟讀經濟思想史的話，就會知道奧地利學派的經濟思想大部分是綜合的別人的，甚至內核都是瑞典學派的，很多邏輯綜合在一起，固然顯得深不可測，但也容易出現思想漏洞，凱恩斯經濟學雖然替代了奧地利學派，但是并沒有真正的發現奧地利學派的錯誤，以至于奧地利學派的思想仍然死而不僵。

　　筆者是專門批判瑞典學派的，奧地利學派的內核其實是瑞典學派，如果瑞典學派的理論是錯誤的，那么以瑞典學派為內核的奧地利學派也必然是錯誤的，在前面的理論中，筆者分析過，瑞典學派是基于企業需求一側的理論，沒有考慮供給側的利益，如果考慮到供給側金融機構的利益，“廉價貨幣政策”就是無效的，不僅僅是像凱恩斯、霍特里所說的經濟危機時期無效，就是正常經濟狀態下也是無效的，筆者對瑞典學派的批判比凱恩斯和霍特里更徹底，廉價貨幣政策根本不會造成“有效貨幣供給”的增加，無法實現經濟繁榮，更不會造成奧地利學派所謂的“過度投資”，奧地利學派是瑞典學派的基礎上進行的延伸，如果瑞典學派的理論崩塌了，那么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自然也就轟然倒塌了。

　　從實踐看，利用“廉價貨幣政策”解決經濟危機是失敗的，這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是理論界的共識，既然“降低利率”連最低限度的經濟“走出蕭條”都做不到，奧地利學派擔心的“過度投資”更是不可能，本次經濟危機之后，世界各國實行了比瑞典學派更激進的美國“貨幣學派”的“量化寬松”釋放了那么多的貨幣，經濟也沒有出現那么奧地利學派所謂的“過度投資”，一個理論是否科學，主要看其“預測力”，從這一點看，奧地利學派的在現實中是徹頭徹尾的失敗。

　　總之，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失敗的，這也難怪當時包括瑞典學派自己在內的幾乎整個經濟學界都拋棄了瑞典學派的理論，而米塞斯和哈耶克也再也不進行經濟周期研究了，他們親自為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周期研究“劃上了句話”，一個具備根本性錯誤的理論是無法再繼續研究下去的，甚至當哈耶克獲得獲獎的時候，都承認自己已經三十年沒有進行經濟學研究了。

　　當凱恩斯提出“總需求不足”理論后，特別是提出“流動性陷阱”、“資本邊際效率崩潰”等理論后，哈耶克的同事與學生們紛紛倒戈，甚至原理屬于倫敦政經學院的希克斯最先為凱恩斯轉書評，宣傳其“流動性陷阱”理論，“流動性陷阱”理論最早就是出現在希克斯的《凱恩斯先生與古典學派》的書評中。凱恩斯經濟學的崛起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一個學派無論如何衰落，只要有一個強人，就可以重塑輝煌，凱恩斯后的劍橋學派成為宏觀經濟學的大本營，可以說凱恩斯起到了“挽劍橋學派于既倒”的作用。

　　第五節 熊彼特的“企業家精神”是奧地利學派嗎？

　　熊彼特是奧地利學派衰落后，唯一在主流經濟學界“走紅”人物，熊彼特的“走紅”與他的弟子——管理學大師德魯克的大力推廣有關系，但客觀說熊彼特根本不是奧地利學派，他只是奧地利人而已，熊彼特雖然聽過龐巴維克的課程，但他在經濟思想上與奧地利學派沒有傳承關系。熊彼特在他的“大漫游”期間聽過很多歐洲名師的課程，對他影響最大的是德國的歷史學派，熊彼特從思想到研究方法完全是脫胎于德國歷史學派，他的“創造性破壞”、“企業家精神”等概念完全是從德國歷史學派第三代代表人物桑巴特那里繼承來的。

　　“企業家精神”是桑巴特在《現代資本主義》中提出的。1902年桑巴特39歲時出版他的二卷本大著《近代資本主義》成為二十世紀初最權威的資本主義分析者，書中提出了“企業家精神”和“市民精神”的概念，《現代資本主義》一書中指出，企業家精神是“一種勇武的精神”“一種不安靜和不疲倦的精神”，是“征服與營利”，企業家精神“支配了人的生活和經濟生活的一切方面，……打破了那些建立在安逸自足的、自保均衡的、靜止的、封建手工業的滿足需要的經濟的限制，并將人們驅入營利經濟的漩渦中”。市民精神則保證了“秩序與保存”，市民精神“給予新時代的經濟生活以安定的秩序”，“這種由企業家精神和市民精神所組成的一個統一的整體心態，就是資本主義精神”。資本主義精神創造出了近代資本主義。

　　熊出生于1883年，桑巴特出于1863年，兩人相差20歲，桑巴特熱情贊頌企業家精神的時候，熊彼特還在讀博士。在歷史上，對資本主義研究最透徹的是德國歷史學派，桑巴特寫了《奢侈品與資本主義》、《猶太與資本主義》、《戰爭與資本主義》，受桑巴特的影響，馬科斯韋伯寫了《清教倫理與資本主義》，被熊彼特“帶火”的“創造性破壞”一詞也是桑巴特提出的，桑巴特最早在1913年著作《戰爭與資本主義》中創造了“創造性破壞”一詞。熊彼特借鑒了卡爾·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描述，即資本主義有能力解構各種看似穩固的架構，并迫使它們從內部和外部不斷升級和更新。馬克思強調，“創造性破壞”仍然是一個破壞的過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熊彼特將創造性破壞稱為“資本主義的基本事實”。

　　熊彼特從歷史學派那里繼承了“企業家精神”一詞，并將其發揚光大，構建了經濟學中的企業家精神理論，另外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則是源于薩依，薩依最早將企業家與生存要素結合起來，認為企業家從事的是組織生產要素進行價值創造的生產性勞動。企業家一詞本身也是法國經濟學家坎蒂隆提出的，熊彼特的思想中幾乎看不到奧地利學派的元素，。

　　也就是說熊彼特雖然參加過奧地利學的學術活動，但他的經濟思想是獨立的，與奧地利學派沒有關系，而且熊彼特受到過馬克思影響，帶有一定的社會主義傾向，曾經擔任過奧地利財政部長時的政府也是社會分子執政，而且奧地利學派與洛桑學派的“社會主義經濟核算大辯論”時熊彼特是站在奧地利學派反面的，所以說熊彼特不能算是奧地利學派。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家，美國麻省大學達特茅斯CIE經濟研究中心原主任，北京海歸協會副會長，中國原創經濟學論壇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