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連奎

　　第十章 貨幣學派的學術錯誤與“弗里德曼問題”

　　第一節 弗里德曼最值得肯定的學術進步

　　——從“貨幣利率調控”向“貨幣數量調控”的巨大轉變

　　在學術上批判弗里德曼的很多，甚至弗里德曼晚年也承認自己有學術錯誤，但他也是有貢獻的，我們首先肯定弗里德曼的貢獻，在筆者看來，弗里德曼對經濟學最大的貢獻是他改進了“貨幣調控”，在弗里德曼的多篇論文中，他都指出“廉價貨幣政策”是聲譽掃地的，學術界普遍認為大蕭條證明了“廉價貨幣政策”是無效的，但是弗里德曼又通過實證分析了證明了“廉價貨幣政策”有效，弗里德曼不僅恢復了廉價貨幣政策的聲譽，而且改變了其實施方法。

　　弗里德曼最大的學術貢獻是將貨幣調控由“利率調控”轉向了“貨幣數量調控”。弗里德曼之前貨幣政策大部分是基于瑞典學派的理論，主要是通過大幅降低貨幣利率拯救經濟危機，弗里德曼之后，貨幣調控政策更加強調貨幣數量，而不是利率，客觀說，在經濟危機時期“大幅增加貨幣”比單純“降低利率”效果確實要好一些。

　　“貨幣數量調控”比“貨幣利率調控”更直接。當代貨幣調控的主流共識是“正常經濟時期”主要調控貨幣利率，一遇到經濟危機則改用“貨幣數量調控”，也就是開啟“直升機撒錢”模式，這是弗里德曼的貢獻。“直升機撒錢”變為直接的貨幣政策就是政府直接購買金融資產，或是購買倒閉的公司的股權，或是購買社會債務，這種貨幣政策的力度顯然比降低利率大的多，這是弗里德曼給貨幣調控帶來的一個“新思維”，盡管這些貨幣政策并沒有財政投資有效，但對于那些奉行“小政府”的國家卻是他們唯一可行的政策。

　　當然也有人說，弗里德曼最重要的論文是1969年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的“貨幣政策的作用”的論文，畢竟這篇論文完成了對凱恩斯學派的“致命一擊”，但筆者要指出的是弗里德曼這個論文的“政策意義”并不大，只是學術意義比較強，對當時的“美國凱恩斯學派”造成了沖擊，具體來說只是對當時流行的“菲利普斯曲線”造成了沖擊，而對凱恩斯本人創造的“凱恩斯經濟學”本身并沒有影響，另外弗里德曼“貨幣數量論的重新表述”，意義也不大，“假設貨幣需求函數穩定本身就是個絕大錯誤，而且研究方法也是繼承的凱恩斯的，突破意義并不大，恒久收入也是“以偏蓋全”。

　　因此弗里德曼最大的貢獻在于《美國貨幣史》中對大蕭條期間貨幣數量的統計，這個導致了貨幣政策的真正轉向。

　　其實無論是“凱恩斯學派”、“貨幣學派”或是“供給學派”都是為經濟危機提出“政策建議”的，對于宏觀經濟學派來說，提出一個“差異化的政策建議”就足夠有意義，有時其理論基礎是否充分都顯得不那么重要，比如供給學派的“拉弗曲線”根本談不上自圓其說，弗里德曼的貨幣建議主要是根據實證統計提出，而非理論，但是他們卻具有巨大的影響力。而凱恩斯學派則則是唯一理論與政策建議統一的學派。

　　第二節  弗里德曼的五大學術錯誤

　　在本書開頭，我們總結過弗里德曼的學術缺陷，正因為存在那些缺陷，所以弗里德曼產生了很多學術錯誤。

　　如果我們將貨幣學研究分為進步和保守兩派的話，弗里德曼顯然了選擇保守派，而他能夠在保守性研究方向上取得如此之大的影響力，確實與他自己的超能的個人能力有關，但保守的研究方向注定了也他距離前沿的貨幣學研究越來越遠，這個研究方向本身就注定了大部分研究成果大多是有爭議的，或是毀譽參半，弗里德曼是一個很容易打敗的學術對手，因為他的理論具有明確的瑕疵，弗里德曼又是一個很難打敗的對手，因為他的理論太接近常識，推翻常識是最難的，本文主要是根據筆者的學術突破還看弗里德曼的研究缺陷。

　　弗里德曼的錯誤之一：沒有對通脹問題進行“內生因素”與“外生因素”的區分

　　美國貨幣學派創始人弗里德曼有一句名言，“通貨膨脹本質是一種貨幣現象”，這種說法就是錯誤的，“貨幣超發”確實可以導致通脹，但一見到通脹就認為是“貨幣超發”了，肯定是錯誤的。通脹和通縮是大部分時候是與經濟周期中的繁榮與蕭條相對應的“價格現象”，是由經濟的“內生因素”導致的，不完全與貨幣因素有關，也不能說其本質是“貨幣現象”，我們不能因為物價是用貨幣衡量的，就認為通脹或通縮是貨幣現象。弗里德曼將通脹全部歸結為“貨幣現象”顯然是錯誤的。

　　當然也有一部分通脹是與貨幣因素有關的通脹，這并不是主要情況，弗里德曼沒有對通脹進行“內生”與“外生”的區分，而是一股腦的都將通脹歸結為了貨幣型的外生通脹，這是明顯錯誤的。

　　弗里德曼的錯誤之二：恢復貨幣數量論的過程中漏洞很多

　　弗里德曼利用貨幣需求函數穩定的假設恢復了貨幣數量論，他為了滿足貨幣需求函數穩定這一核心，做了大量的不切實際的假設，首先利用恒久收入代替收入，這本身就非常不實際，另外在利率變化時，貨幣需求函數并不穩定，有的與利率成正比，有的成反比。其次，貨幣需求函數本身就有根本性錯誤，因為從劍橋方程延伸出來的貨幣需求函數更多的是反映了民眾的貨幣需求，而沒有反映企業的貨幣需求，企業的貨幣需求才是主流，關于這一點凱恩斯和弗里德曼都是錯誤的。

　　弗里德曼的錯誤之三：對“時滯”和“調控過度”問題進行了錯誤建議

　　貨幣政策經常出現“調控過度”，這在現實中是一個非常令人困擾的事情，對此弗里德曼用“時滯”來解釋，這些是對現實的經驗總結，都沒有問題，貨幣政策要發揮作用起效確實時間長，都需要3個月、6個月甚至是更長的時間，所以要想達到效果， 最終必然會出現用力過猛的情況。當“時滯”成為原因的時候，“調控過度”就必然成為結果，但這個問題應該怎么解決呢，弗里德曼在其1969年發表的著名論文《貨幣政策的作用》中提出了兩種解決方案，第一是主張貨幣按一定比例穩定增長，不再進行貨幣調控，第二是貨幣當局在實行貨幣政策時保持一定的“克制”，但是在筆者看來，這兩種方案都是錯誤的，或是現實不可行的。

　　首先，單一規則就與弗里德曼在其他著作中的主張自相矛盾，弗里德曼特別強調貨幣政策的作用，在經濟蕭條中他主張放松貨幣，面對通脹他又主張緊縮貨幣，這與他主張的貨幣穩定增長都是有矛盾的，就算是貨幣穩定增長也消除不了蕭條和通脹，因為蕭條和通脹是經濟周期導致的，是經濟“內生”出來的，根本不是貨幣因素導致的，貨幣只是外生因素。第二，貨幣當局保持克制在現實中也不可取，貨幣當局往往面臨政府和輿論的巨大壓力，“保持克制”往往做不到，而且“克制”的“度”也是一個很難把握的。對于“時滯”，筆者則提出了“擰緊螺絲松半圈”的貨幣調控理論。

　　“擰緊螺絲松半圈”

　　貨幣當局在調控經濟的過程中，肯定是以“結果”為導向的，因此在“時滯”的影響下，調控過度是必然。但是“調控過度”并不可怕，我們只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一定的“回調”就行，或是貨幣政策已經達到“形勢扭轉”的效果時，就可以適度的回調，這樣就可以糾正“調控過度”的問題，“矯枉必須過正”，這是沒辦法的，“擰緊螺絲松半圈”就是糾正“矯枉過正”的過程，這兩個政策動作不能合并為一個，也無法合并為一個，反而存在這兩個環節才是合理的，弗里德曼希望通過“一個環節”將這個問題糾正，本身是錯誤的。

　　正常的貨幣調控應該“擰緊螺絲松半圈” 以緩解“時滯”引起的過度調控問題，但現實中，各國央行都不具備這樣的意識。所以貨幣調控往往會將經濟推入下行通道，引發經濟危機，歷史上的經濟危機都和貨幣政策緊縮調控有關系。

　　貨幣調控的危害其實弗里德曼早就注意到了，他在其著作《美國貨幣史》中指出“貨幣緊縮”是大蕭條產生的根源，或是危機加重的根源。但是如果不用貨幣政策，那用什么來治理通脹呢，對此弗里德曼并沒有說清，也就是說弗里德曼指出了貨幣政策這副藥的毒副作用，但是卻沒有研發出一個替代藥方，因此弗里德曼的貨幣理論具有不完整性。所以一遇到通脹來臨，弗里德曼的理論就是自相矛盾的。

　　弗里德曼的錯誤之三：用“實證”恢復了貨幣政策的作用，仍然沒有解決“廉價貨幣政策”的弊端

　　其實無論是瑞典學派的維克塞爾，還是劍橋學派的凱恩斯，都發現了廉價貨幣政策的“無效性”，甚至瑞典學派因此主動放棄了自己的主張，凱恩斯也從一個貨幣政策的擁護者，改成了財政政策的擁護者，弗里德曼本人并沒有建立太多的理論創新去支持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他只是從“統計實證”的角度，恢復了“貨幣政策”的作用，但是先前遇到的問題仍然存在，比如凱恩斯提出的“資本邊際效率崩潰”、“流動性陷阱”問題以及筆者新提出的“貨幣政策金融機構激勵相容”、“資本收益率崩潰”問題也都存在，弗里德曼的理論無法解決這些問題。這也凸顯了實證統計研究的一些弊端，這些問題沒解決就注定了“弗里德曼版的廉價貨幣政策”仍然會作用有限。

　　弗里德曼的錯誤之四：錯誤的總結了貨幣政策的作用

　　弗里德曼在推翻菲利普斯曲線的時候，還對“通貨膨脹預期”進行了研究，認為只有沒預期到的通貨膨脹政策才會對經濟增長有用，而在筆者看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與無效性均是因為貨幣擴散，而非預期，量化寬松可以產生通脹預期，但預期在經濟中的作用非常小，現實中“預期缺失”才是事實，人們既不做“適應性預期”，更沒有能力做“理性預期”，貨幣數量政策與貨幣利率政策不同，它不是整體作用的，而是在不斷擴散中發揮作用的，貨幣政策發生效用是從貨幣擴散開始的，貨幣擴散到哪里，貨幣政策的作用就發揮到哪里，貨幣政策失去效用也是從擴散結束開始的，“貨幣的擴散效應”的存在是貨幣數量政策起作用的根本原因，增發的貨幣擴散完，貨幣政策的作用也就結束，這種擴撒并不一定伴隨通貨膨脹，比如貨幣擴撒過程中，如果沒有生產要素短期和企業產能極端的限制，就不會出現通脹，在沒有通脹的情況下貨幣擴撒也會起作用，如果貨幣擴散促進了投資的擴張和經濟總量的擴大，即使貨幣擴散結束也不會通脹，只有經濟規模保持靜止的情況下，擴大貨幣才會出現通脹，如果經濟是成長的，而且貨幣規模擴張的也不多，即使貨幣擴散結束也不會發生通脹。如果自始至終都沒有發生通脹，民眾的預期就不起作用。

　　適應性預期或理性預期都是“錯誤假設”，這些“錯誤假設”的存在以及在錯誤假設下得出的“偽結論”本質是一種“學術干擾”，讓人們更加看不清經濟的真實情況，這也是很多人反對弗里德曼的學術研究方法的原因。

　　弗里德曼的錯誤之五：提出“擠出效應”

　　為了將對凱恩斯的批判擴大化，全面化，弗里德曼又進一步的提出了“擠出效應”，現實看，政府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非常明顯，中國經濟就證明了這點，筆者在本書中批判了擠出效應的存在，指出在貨幣的信用創造能力達到極限之前，政府貸款對民間貸款沒有任何影響，彼此沒有任何沖突，而且政府貸款還可以為民間投資提供大量資本金，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政府投資高峰期也會帶來民間投資的高峰。因此政府投資不僅對民間投資沒有“擠出效應”，還有“資本創造效應”， 這種“資本創造效應”可以促進民間投資。

　　第四節 “弗里德曼問題”

　　——為何弗里德曼沒有自己的學術代表作？

　　經濟學中存在著名的“斯密問題”，指的是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兩部著作中對人性截然相反的研究。在筆者看來，貨幣學中其實也存在“弗里德曼問題”，弗里德曼在不同時期的各種主張也是前后矛盾的，他的政策主張在現實中也是很難實施的。

　　“弗里德曼問題”也在于其主張的相互矛盾

　　弗里德曼是一個重啟“貨幣政策的作用”的經濟學家，在遇到經濟危機時，弗里德曼主張貨幣寬松，甚至提出直升機撒錢，也不擔心通脹問題，但遇到通脹時，弗里德曼又主張緊縮貨幣，強調“通脹是貨幣現象”，這時的弗里德曼又不惜造成經濟蕭條，而在正常經濟時期，弗里德曼又主張貨幣數量按一個固定的比例穩定增長。弗里德曼到處討好，其實是很難把握，很難實施，弗里德曼本是一個擅用“貨幣猛藥”的大夫，弗里德曼在不同階段，不同論文著作中提出的貨幣主張是自相矛盾的，即使靈活掌握也是很難做到的。即使能做到，他的主張也有不少問題或是說政策副作用的，比如弗里德曼主張的經濟危機時過量投放貨幣會造成“資本邊際收益率崩潰式蕭條”，弗里德曼主張的經濟通脹時過度緊縮貨幣，如果通脹是生產要素短期造成，緊縮貨幣就會造成傷及無辜，正常經濟時期讓貨幣按一定比例增長也并不科學，因為這個比例永遠都無法精確，按一定比例增長必然會產生幾何基數的危害，要么累積成過度寬松，要么累積成過度緊縮，這有這兩種結果，滯脹就是累積成過度寬松的結果。因此弗里德曼的主張不僅矛盾、難以操作，而且也大部分是錯誤的，里德曼雖然創立了“貨幣學派”，也曾“紅極一時”，但他留給我們“有用”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弗里德曼的自我矛盾包括弗里德曼本人都難以幸免，這從他對沃克爾的前后態度就可以看出，沃克爾實行貨幣緊縮開始造成大量失業時，弗里德曼是反對的，認為沃克爾用力過猛，而當沃克爾對抗通脹取得成功后，弗里德曼又評論說沃爾克的做法符合“貨幣主義”。

　　為何弗里德曼并沒有自己的真正意義上的“學術代表作”？

　　任何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都有自己的代表作，但是弗里德曼卻沒有，弗里德曼影響最大的是他寫的兩本暢銷書，一本是《資本主義與自由》，另外一本是《自由選擇》，但這兩本書根本不是“學術”作品，只是“暢銷書”，沒有任何學術性可言，也沒有提出任何一個可以稱之為“定理”的理論，根本不能算是弗里德曼的代表作，他的著作《實證經濟學方法論》的論文大部分是別人的，也談不上是他的學術代表作，他的著作《最優貨幣量及其他論文》和《》兩書也僅是論文集，他最有名的學術著作《美國貨幣史》里面包含的理論非常少，大部分是講美國的貨幣政策歷史。

　　一個學者的學術代表作，應該是包含這個學者絕大部分經濟思想的作品，而且這本書是融匯貫通的，而不應該是割裂的，比如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凱恩斯的《通論》等，早年的經濟學家基本上都有一本以“政治經濟學”或“國民經濟學”命名的著作作為自己的代表作，但弗里德曼非常長壽，卻始終沒有寫出這樣一部作品，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的思想前后矛盾，即使他自己也很難統合起來，弗里德曼一直活到94歲，他是有足夠的時間去完成這個工作的，但他沒有去完成，關鍵就是他的各種理論是充滿矛盾的，是根本無法統一在一個思想框架中的，也沒法給出一個明確的政策建議，因此弗里德曼最終連一本代表作也沒有，他的思想只能零散的分別在多個著作或論文中。

　　貨幣主義的結果是“貨幣政策濫用”

　　無論是財政投資，還是貨幣政策，還是稅收政策，任何一種宏觀“貨幣政策”都是有利有弊的，經濟調控應該是精準調控，措施上應該是政策組合，如果想用一種政策“包打一切”肯定是有問題的，弗里德曼就犯了這樣的錯誤。

　　按照弗里德曼的理論進行經濟治理就只有一個結果，那就是“濫用貨幣政策”，“濫用貨幣政策”不僅難以取得良好的經濟治理效果，而且對產業，對企業家的危害都巨大。金融要么擴張要么收縮，無論是擴張還是收縮，都算不得利好，關鍵是人為擾亂貨幣價格會造成企業家的預期錯誤，進而出現一系列的財務問題，絕大多數企業倒閉都是因為宏觀經濟問題，而非微觀經營問題。

　　弗里德曼在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學術貢獻

　　雖然弗里德曼的經濟學有著諸多瑕疵，弗里德曼對經濟學也不是毫無貢獻，他對經濟學的一大貢獻就是他在《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中提出的檢驗經濟學理論的標準就是一個理論能否禁受的住預測的檢驗，這一點筆者是非常認同的，經濟學理論可以用于預測和可以經受實踐檢驗是一回事，預測是實踐檢驗的前期，做出預測之后，后面就是實踐的檢驗。

　　弗里德曼的自知之明

　　弗里德曼其實對自己的學術問題心知肚明，比如當他的學生張五常吹捧“弗里德曼的智力高人幾個級別”的時候，弗里德曼就批評張五常“史提芬，不要說言不由衷的話，教了你那么多次還不記得，你不可能知道我當年是怎樣的”，這句話也被張五常公布于弗里德曼去世后撰寫的《他是還會站在那里的》紀念文章文章。另外英國金融時報2003年6月7日也曾刊發《與米爾頓．弗里德曼共進午餐》的文章，弗里德曼在文章中承認“以貨幣數量為指標，一直沒有獲得成功，我不能肯定自己會像以前那樣努力推廣這種做法”，可見弗里德曼晚年對自己的理論也不自信了。

　　弗里德曼在中國也影響極大，只是中國一些自由派經濟學家從來沒有看過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論文，僅僅看了弗里德曼的紀錄片改編的暢銷書《自由選擇》，就開始將弗里德曼盲目吹捧為21世紀下半頁最偉大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后來又吹捧為21世紀下半頁最重要的經濟學家，后來干脆吹捧為21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的自由主義研究大部分是拾人牙慧，而他的“貨幣主義”的科學與否才是檢驗弗里德曼學術成色的唯一標準。

　　第四節 弗里德曼的“自然失業率”本質是凱恩斯主義的“充分就業臨界點”

　　讓弗里德曼走向學術巔峰是他在1967年擔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時發表了“貨幣政策的作用”演講，該文推翻了菲利普斯曲線，從而真正打敗了當時凱恩斯學派的代表——新古典綜合派，但弗里德曼的核心成果——自然失業率，其實在凱恩斯的《通論》中早已有之。而菲利普斯曲線本身也是違背凱恩斯的。“菲利普斯曲線之爭”的本質是一群凱恩斯的繼承者做出了違背凱恩斯的事情，而反對凱恩斯的弗里德曼則變相的恢復了原教旨凱恩斯主義。

　　菲利普斯曲線復活了貨幣政策

　　菲利普斯曲線是宏觀經濟學的分析工具，但不能算是凱恩斯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只是由凱恩斯學派的后繼者提出的，1958年，菲利普斯根據英國1861-1957年間失業率和貨幣工資變動率的經驗統計資料，提出了一條用以表示失業率和貨幣工資變動率之間交替關系的曲線。這條曲線表明：當失業率較低時，貨幣工資增長率較高；反之，當失業率較高時，貨幣工資增長率較低，甚至是負數。1960年，薩繆爾森和索洛將原來表示失業率與貨幣工資率之間交替關系的菲利普斯曲線發展成為用來表示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交替關系的曲線。

　　菲利普斯曲線給人的感覺就是通過容忍通脹既可以降低失業，而通脹又是可以通過增加貨幣實現，菲利普斯曲線復活了貨幣政策，將凱恩斯本人反對的“貨幣調控”重新請回了宏觀經濟學，這并不符合凱恩斯主義本質，更不符合凱恩斯本人的意愿。

　　薩繆爾森也知道菲利普斯曲線的弊端，這一點他的弟子阿克洛夫的《過去六十年宏觀經濟學的教訓》的文章中有詳細的記載，阿克洛夫講到薩繆爾森在麻省理工學院上課時提醒全班注意這種傳統思維可能存在的一個問題，他說“也許在高就業率的情況下，通脹型工資和價格變化會導致通脹預期上升。而且，如果把這些更高的預期本身加到工資（和價格）變化上，通脹就會加速。因此，權衡不是發生在失業和不變的通脹水平之間，而是發生在失業和通脹加速之間”。薩繆爾森透露了自己對這一命題的看法。如若相信這一命題，那將導致緊縮型政策：以維持低通脹為目標，但會造成高失業率。因此，如果錯誤地相信加速理論，那將帶來高昂的代價。通脹下降只是緩解了一個小麻煩；但由此造成的失業增加將使人們失去工作，生產將下降。相反，即使加速理論被證明是正確的，如果政策制定者不相信它，這一錯誤的代價也不會大。錯誤信念導致的通脹上升只會造成福利的小損失，此外，當通脹被迫回歸正常水平時，通脹上升時期的過度就業很大程度上可以抵消高失業率帶來的損失。然后，碰巧的是，僅僅三年半之后，薩繆爾森就不幸言中了。米爾頓·弗里德曼（1968）在美國經濟學會的主席演講中，將通脹加速理論作為主題。該演講與此后不久發生的滯脹一起引爆了宏觀經濟學領域。后來，薩繆爾森公開承認為此失眠。阿克洛夫發現那堂課上薩繆爾森把凱恩斯宏觀經濟學圣殿的主要秘密都托付給了我們這些學生。他還透露，如果這個秘密被人知道將會產生的不良后果。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生沒有人把菲利普斯曲線的加速理論作為研究課題。對于我們這些圣殿里的學生來說，研究通脹加速理論是不可想象的，因為我們的道德義務是保守這個秘密。

　　弗里德曼回歸了“原教旨凱恩斯主義”

　　弗里德曼利用“通脹加速”推翻了菲利普斯曲線，但關于“通脹加速”的問題，凱恩斯在《通論》第二十一章中早有答案，這一章為《物價論》，專門講“通脹”問題，從行文我們可以看出，這一章是凱恩斯寫作的最用心的，也是全書最精華的章節之一，但我們從多個方面都感覺薩繆爾森很可能沒有熟讀過這一章，如果薩繆爾森熟讀過這一章的話，就不可能不把凱恩斯的“通脹”理論寫入他的經濟學教材，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材中的通脹理論完全看不到凱恩斯經濟思想的影子。凱恩斯認為一切宏觀經濟政策，必須以“充分就業”為界限，如果過了“充分就業”的臨界點，就會出現通脹，弗里德曼提出的“自然失業率”其實就是凱恩斯所說的“充分就業”的臨界點，兩者本質上是一回事。我們可以用一個公式表示：

　　“完全就業=充分就業+自然失業”

　　凱恩斯一直強調的“充分就業”，他從來沒有強調完全就業。我們有理由相信弗里德曼是熟讀凱恩斯《通論》第二十一章的，弗里德曼其實反對的不是凱恩斯，而是以薩繆爾森、索洛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弗里德曼提出“自然失業率”理論反而是打倒了“冒牌的凱恩斯主義”，真正的回歸了真正的凱恩斯主義，弗里德曼是凱恩斯的忠誠繼承者才是。

　　“菲利普斯曲線”本質是凱恩斯學派對凱恩斯的偏離，是凱恩斯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彎路與插曲，“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本身不屬于凱恩斯學派，而應該是貨幣學派，弗里德曼雖然認為平時應該遵循“單一規則”，但是遇到經濟危機與通脹膨脹，他還是主張極端貨幣政策的，因此貨幣學派的本質也是“相機抉擇”。

　　后來盧卡斯用“理性預期”理論否定了“相機抉擇”，其實從本質上也并不是對凱恩斯學派的否定，而是對貨幣學派的否定，“理性預期”是否定的貨幣政策的作用，而從不是財政投資的作用。凱恩斯學派的核心特征是“財政調控”，《通論》之后的凱恩斯是從根本上反對貨幣調控的。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家，美國麻省大學達特茅斯CIE經濟研究中心原主任，北京海歸協會副會長，中國原創經濟學論壇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