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蔣飛

　　???核心觀點

　　新結構經濟學和定向技術模型都是內生增長模型的一種，兩者均承認要素稟賦結構對技術進步產生影響。定向技術進步理論認為一種要素的相對供給增加會導致技術朝著偏向該要素的方向變化。要素稟賦結構決定了生產企業選擇何種最優的技術路線（也即生產函數），要素稟賦結構決定一國資本和勞動的相對價格，從而決定一國技術的最優選擇。

　　定向技術變化模型認為長期的技術進步會成為純勞動增強型，決定技術進步的除了要素投入比，還有要素替代彈性；而新結構經濟學則認為長期的技術進步會成為資本要素密集度高的模式，技術進步由要素投入比決定。新結構經濟學的要素密集度從低向高，而定向技術增長模型可能上升、下降或持平。

　　新結構經濟學就是建立在要素替代彈性為1的基礎上的理論，但卻讓要素密集度（要素產出彈性）自由選擇，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存在致命的缺陷。中國經濟增長并未嚴格遵循比較優勢理論，資本收入份額波動幅度并不顯著，并沒有出現新結構經濟學所預測的資本收入份額會不斷上升的現象。

　　正文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了在新制度經濟學上有所建樹的達龍·阿西莫格魯、西蒙·約翰遜和詹姆斯·A·羅賓遜。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是在對技術進步對經濟的影響基礎上擴展起來的。尤其是阿西莫格魯在定向技術進步理論發展與技術進步對收入不平等影響的研究中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2024年也是《中國的奇跡》出版的30周年，新結構經濟學是中國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自主創新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其中心思想也是圍繞一國經濟發展模式而展開的，具體來說就是生產函數的選擇，要素密度（要素產出彈性）可以根據要素稟賦做出最優選擇結果。

　　無論是定向技術進步模型還是新結構經濟學理論都是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的一種，而且兩者均承認要素稟賦結構對技術進步產生影響。定向技術進步理論認為一種要素的相對供給增加會導致技術朝著偏向該要素的方向變化。相對價格改變導致廠商重新選擇要素投入比例，企業的利潤最大化動機（充分競爭）和某一要素的短缺（成本上升）激勵技術進步，其對要素分配份額的影響由要素間替代彈性和要素投入比決定。

　　而新結構經濟學則反過來認為給定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了生產企業選擇何種最優的技術路線（也即生產函數），一國經濟發展過程一般呈現出資本短缺向富裕演變的過程，所以技術路線也是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變遷。要素稟賦結構決定一國資本和勞動的相對價格，從而決定一國技術的最優選擇。這也就是新結構經濟學中的比較優勢發展戰略。

　　所以定向技術變化模型認為長期的技術進步會成為純勞動增強型，決定技術進步的除了要素投入比，還有要素替代彈性；而新結構經濟學則認為長期的技術進步會成為資本要素密集度高的模式，技術進步由要素投入比決定。

　　所以新結構經濟學的要素密集度從低向高，而定向技術增長模型可能上升、下降或持平。決定因素是要素替代彈性，如果要素替代彈性小于1，兩種要素基本互補；如果要素替代彈性大于1，兩種要素基本替代，只有要素替代彈性等于1時，兩種要素完全相同，不存在替代或互補關系，生產函數退化到C-D模型。此時資本收益率遞減的比例與資本收入比（資本深化）遞增的比例抵消，資本收入份額保持不變且等于要素產出彈性。

　　新結構經濟學就是建立在要素替代彈性為1的基礎上的理論，但卻讓要素密集度（要素產出彈性）自由選擇，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存在一定問題。比如，其將生產函數設為

　　，這是標準的C-D函數，在此基礎上討論技術進步會讓適用范圍大大縮小；同時企業利潤最大化的問題轉化為公式

　　，也缺少了勞動成本w，使得問題轉化為勞動收入最大化。最后得出的結果要素密集度持續上升，資本成本不斷上升，資本收入在國民收入的比重也趨于1，資本收入比趨于自然數e。

　　針對中國情況，我們根據定向技術變化模型測算的結果顯示，中國的要素替代彈性為0.8，小于1。這說明C-D函數模式不適合中國，也即存在定向技術增長傾向。統計局公布的資本收入份額窄幅波動，我們測算的含有技術進步偏向性的生產函數資本收入份額與實際值近似，走勢呈現先上升后下降態勢。但是根據新結構經濟學計算的資本密集度明顯高于統計局公布的資本收入份額（1992年之前的數據來自白重恩）、儲蓄率以及我們測算的資本收入份額。

　　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觀點，一國的資本收入份額會不斷上升到1，此時資本收入比（K/Y）會增加到自然數e（2.71828）。但《21世紀的資本論》統計結果顯示主要國家的資本收入比都是5-6倍。中國的資本收入比到2023年時也已經達到3.6倍，都遠遠大于e，并且資本收入份額基本穩定。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技術進步取決于資源稟賦，林毅夫等在2006年的《技術選擇、制度與經濟發展》中認為隨著要素稟賦結構的提升，最優的生產技術逐漸從勞動密集型技術向資本密集型技術變遷，

　　。但是從中國的生產函數來看，技術進步主要體現在勞動上，資本節約型技術是不斷減少的，也即在提升勞動技能的同時不斷降低資本回報率，在實施趕超戰略的時候，資本過快增長了。實際的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增長速度慢于新結構經濟學所認為的最優水平。雖然我們也認為技術進步與資本存量有關，但呈現方式與新結構經濟學并不相同。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全要素生產率已經內化為結構變量中，不需要單獨列出。比如在《最優生產函數理論》中作者認為“用內生可變的生產函數來定義生產結構變遷，那么這個定義事實上已經覆蓋了內生增長理論或熊彼特意義上的創新與技術進步。因此，代表全要素生產率的A就變得多余”。林毅夫在《關于新結構經濟學稟賦內涵的探討》中也指出“追趕型產業可以發揮后來者優勢，對這類產業的創新可以來自于購買機器設備或并購擁有先進技術的企業來引進消化吸收現成技術作為創新的來源，他們的創新已經呈現在資本里，不會表現在TFP上”。付才輝的《發展戰略的成本與收益》也指出：資本深化（k=K/L）自身蘊含著技術進步（TFP）。并且在《最優生產函數理論》中，付才輝將TFP認為是實際的生產函數與最優的生產函數的缺口反應，刻畫了結構扭曲的程度。

　　實際上可以看出TFP是K的函數，增加這一部分之后會讓生產函數不再符合規模收益不變的特點，再次說明了C-D生產函數不符合真實經濟增長狀況。技術創新會帶來壟斷，使得實際市場偏離完全競爭狀態，但競爭機制又會讓技術不斷創新，保障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

　　制度的作用就是保障經濟處于充分競爭的市場體制下，根據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市場機制能夠通過價格機制有效地協調經濟活動，從而實現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配置。這意味著市場均衡狀態下的資源配置是高效的，無法通過重新分配資源來使至少一個人的狀況變好而不使任何人的狀況變壞。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的許多扭曲是由于主觀的愿望或調整滯后導致實際的各種結構和要素稟賦結構與所內生決定的最優結構之間的背離。要想規避資源稟賦改變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和風險，經濟變遷的過程中需要“有為的政府”。而我們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并未嚴格遵循比較優勢理論，資本收入份額波動幅度并不顯著，并沒有出現新結構經濟學所預測的資本收入份額會不斷上升的現象。技術進步也不是由資源稟賦決定的，資本節約型的技術進步一直是負增長的，勞動節約型的技術進步增速明顯快于資本節約型。實際經濟增長和CES函數下技術進步模型增長水平的偏差主要反映與完全競爭市場的偏離。如果我們減少對市場競爭的不當干預，經濟會向最佳增長狀態靠近。

　　參考文獻：

　　付才輝：《最優生產函數理論——從新古典經濟學向新結構經濟學的范式轉換》，《經濟評論》2018年總第209期

　　付才輝：《新結構經濟學：一場經濟學的結構革命——一種（偏）微分方程思路下內生（總量）生產函數的解讀》，《經濟評論》2017年總第205期

　　林毅夫、潘士遠、劉明興：《技術選擇、制度與經濟發展》，《經濟學（季刊）》2006年第5卷第3期

　　林毅夫、王勇、鞠建東：《關于新結構經濟學稟賦內涵的探討》，新結構經濟學工作論文，2019年

　　林毅夫、付才輝：《新結構經濟學導論》，高等教育出版社

　　阿西莫格魯：《現代經濟增長導論》，中信出版集團

　　風險提示

　　國內宏觀經濟政策不及預期；數據提取不及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超預期；模型假設較現實條件更嚴格；模型本身與真實世界存在偏差的風險。

　　(本文作者介紹：長城證券宏觀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