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連奎

　　第六章 高利率的優勢：第四代經濟增長理論——創新資本的經濟學

　　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最終來源于創新，但創新卻與一個國家的貨幣政策密切相關，因為現代經濟的創新主要是“創新資本”推動的，而“創新資本”的募集則與貨幣政策息息相關，本章主張講述的是高利率貨幣政策推動經濟實現“創新式增長”的理論與案例。

　　第一節、人類前三代“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綜述

　　人類研究經濟增長問題并不是從二戰之后才開始的，早期經濟學家如亞當斯密、李斯特等學者都提出過自己的經濟增長思想，二戰之后人類進入了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高峰期，本文對經濟增長理論“劃代”主要是從二戰之后經濟增長理論成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學分支是時候開始的。

　　二戰之后最先主導宏觀經濟學的是凱恩斯經濟學，因此第一代經濟增長理論也是基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形成的。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中，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但投資主要靠什么，第一代經濟增長理論給出了答案，認為儲蓄率是決定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認為經濟增長率決定于儲蓄率。第一代經濟增長理論的提出者是英國牛津大學哈羅德教授，此人同時也是凱恩斯傳記的作者。哈羅德提出的第一代經濟增長模型，在經濟學中被稱為哈羅德-多瑪模型，因為美國經濟學家多瑪在他的論文中也提出了類似模型。多瑪也是美國凱恩斯學派的成員。

　　第一代經濟增長理論將決定經濟增長的根本因素歸結為儲蓄，這就引出了第二個問題，儲蓄是不是越多越好，儲蓄率到底是多少最為合適，關于這個問題，美國經濟學家菲爾普斯給出了答案，他認為資本積累存在一個最優水平，如果一個社會儲蓄率過高的話，那么便會導致“經濟動態失效”現象，降低了人們的長期福祉。他通過模型計算出了決定經濟增長黃金儲蓄率水平，菲爾普斯也因此獲得了2006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自此第一代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告一段落。

　　其實第一代經濟增長理論與現實并不完全相符，只可以用于解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而發達國家的增長并不靠儲蓄和投資，而是靠“技術進步”。因此將技術因素引入經濟增長理論就顯得非常必要，這就是第二代經濟增長理論的主要內容。第二代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技術進步”才是經濟增長的最終動力。第二代經濟增長理論的提出者是美國經濟學家索洛，索洛最大的貢獻是提出了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的計算方法，他將由技術進步引發的經濟增長稱為“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包括知識、教育、技術培訓、規模經濟、組織管理等方面的改善，“全”的意思是經濟增長中不能分別歸因于有形生產要素的增長的那部分，因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是用來衡量除去所有有形生產要素以外的純技術進步的生產率的增長。索洛本人也因此獲得了1987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當第二代經濟增長理論將“技術進步”確定為決定經濟增長的根本重要性因素后，一個新的疑問就隨之而來，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技術進步從何而來，這一疑問也造就了第三代經濟增長理論。第三代經濟增長理論解決的就是經濟體系內部是如何產生技術進步的問題。最早解決這一問題的是美國經濟學家阿羅，他提出了“干中學”模型。阿羅認為，人們是通過在實踐中學習而獲得知識的，技術進步是知識的產物、學習的結果，也就是說技術是人才在“干中學”中獲得的。阿羅在1972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同時他也是最年輕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當時才51歲。阿羅之后羅默也提出了內生經濟增長的思想，認為知識的“邊際遞增效應”是導致進步的根源，后來盧卡斯也建立了人力資本增長模型，認為經濟增長主要是由于人力資本的提升，2018年羅默因為內生增長理論獲得了諾獎，同時盧卡斯也是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后，經濟增長理論就沒有更大的突破。

　　經濟增長理論如此重要，以至于那么多諾獎經濟學家投身其中，甚至盧卡斯有一句廣為流傳的名言：“一旦你開始思考經濟增長問題，就很難再去想別的了。”但是我們不禁要問，人類目前所探索出的經濟增長理論就真正解決經濟增長問題了嗎？技術、知識和人才就是人類經濟增長的終極秘密嗎！

　　看看現實，如果說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最終動力，那么當今社會日本是一個技術大國，以前每年創造著幾乎全球最多的技術專利，但日本為何長達二三十年經濟停滯。如果說知識與人才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那么為何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大學，擁有世界上最多的知識與人才，那么為何美國近年開始被中國超越，人類現有的經濟增長理論與其說是揭示了經濟增長的本質，不如說是用極其復雜的模型解釋了一些最顯而易見的常識而已，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仍然是不完善的，決定經濟增長的那個根本性因素還沒有被找到。

　　第二節、第四代經濟增長理論——“創新資本”推動技術進步快速向生產力轉化 的經濟學

　　在筆者看來人們對經濟增長問題的探索還遠遠沒有結束。我們可以順著第三代經濟增長理論的成果繼續追問，人才和知識產生可以產生技術，但“技術進步”就一定可以馬上轉化為“經濟增長”嗎，這里面也欠缺一個最重要的要素——資本。如果沒有“資本”的支持“技術進步也很難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經濟就不會增長，技術進步向現實經濟增長轉化是需要資本投入的，因此筆者提出了第四代經濟增長理論——“創新資本經濟學”，第四代經濟增長理論強調的是資本的作用，特別是“創新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第二代經濟增長理論論證了“技術進步”的重要性，第三代經濟增長理論研究了“技術進步”的來源問題，第四代經濟增長理論解決的則是“技術進步如何快速轉化為生產力”的問題。第四代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一個國家的技術進步能不能發快速轉化為生產力取決于這個國家在創新領域聚集的資本規模，創新領域聚集的資本也稱為“創新資本”，他與傳統企業所依賴的“信貸資本”是完全不同的，傳統意義上的資本更多的是“債權資本”，他們主要由銀行提供，他們的收益是固定的“利息”，而“創新資本”更多是以“股權資本”的形式出現，他們賺取的不是“利息”，而是“股權增值收益”，股權投資行業聚集的“創新資本規模”才是決定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這比人才和知識更重要。

　　第四代經濟增長理論與第二代、第三代經濟增長理論并沒有本質沖突，而且一脈相承，第三代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是“知識和人力資本如何轉化為到技術進步”，解決的“從0到1”的問題，而第四代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是“技術進步如何轉化為生產力”，解決的則是“從1到N”的問題。

　　第三節、新型“國家競爭力”理論

　　第四代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一個國家要想盡快地讓“技術進步轉化為生產力”，就必須用最短的時間募集到更多的“創新資本”去支持技術進步的轉化，哪個國家可以更快地募集到更多的“創新資本”，哪個國家就可以更快地將技術進步轉化為現實的經濟發展。因此在第四代經濟增長理論看來，國家競爭比拼的是“創新資本的募集能力”，最直觀的指標是一個國家擁有的“創新資本總量”，當一個國家的“創新資本募集能力”開始被另一個國家超越時，這個國家的“創新資本總量”也就開始被另一個國家超越，那么這個國家的“創新能力”也將很快被另一個國家超越，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也將很快被另外國家超越。

　　第四代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創造資本募集能力”和“創造資本總量”是國家間經濟競爭的核心。因為各國在基礎科學領域都是相通的，基礎知識是可以跨國流動的，科研論文是可以全世界查看的，真正拉開差距的是技術應用層面的差距，最明顯的就是蘋果、華為、高通、英特爾、臺積電這些世界知名企業，他們也并沒有做出多少震驚世界的偉大科學發現，他們的科研人員也并不具備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能力，他們只是在技術應用領域進行了更多的創新積累而已，然而正是這些技術應用方面的差距才可以真正拉開不同國家的經濟差距。而技術應用方面的創新則需要“創新資本”的支持才可以完成。

　　中國在很多創新領域都超越了美國，并不是因為中國在基礎科研領域超越了美國，而是中國在科研轉化方面超越了美國，因此一個國家基礎科技暫時落后也并不可怕，只要科研轉化能力強也行。

　　第四節、“創新資本募集能力”背后的貨幣政策因素

　　當第四代經濟增長理論將決定經濟增長的根本因素聚焦到“創造資本募集能力”和“創新資本總量”之后。我們還應該繼續追問，一個國家如何才能具備很強的“創造資本募集能力”以及如何創造出全球最高的“創新資本總量”呢？這才涉及第四代經濟增長理論“最核心”的問題。

　　根據筆者研究，一個國家的“創新資本聚集速度”是與“貨幣利率高低”密切相關的，確切地說是，一個國家的“創新資本募集能力與貨幣利率成正比”，一個國家“實行家較高的貨幣利率”才是導致一個國家的資金向創新領域聚集的核心因素。這也是第四代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內容之一。

　　其實任何一個國家都是擁有大量資金的，美國的經濟總量高于中國，而且是全球主權貨幣國家，2008年以后更是長期實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因此美國擁有的資金總量顯然也比中國更多，但為何在2019年前后美國創投資金的總規模被中國超越了呢，其實一個國家擁有多少資金并不重要，“資金的流向”才重要，只有資金流向創投領域，才可以形成“創新資本”，如果資金流入證券市場，只能形成“投機資本”，那是什么決定資金的流向呢，是貨幣利率，在筆者的著作中也稱之為“利率指揮棒”。

　　筆者在前面章節提出過“貨幣流動理論”，認為資金是在“利率指揮棒”的指揮之下流動的，高利率可以讓社會資金涌向股權投資，低利率則有利于社會資金涌向信貸消費和證券投資，一個國家只有在比較高的貨幣利率情況下，民眾才愿意將資金用于投資理財，因為只有高利率環境才可以為投資資金提供高額回報。有了高額回報做誘餌，金融機構才能比較容易募集到資金，而在低利率下，人們寧可將錢花掉，也不會進行投資理財，或是將廉價資金投入高風險領域博得更高收益。

　　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支持創新的“創新資本”主要來自股權投資機構，他們的資金主要來源于其他金融機構，也受到金融利率的影響。高利率環境可以讓其他金融機構更好的募集資金，這些機構募集的資金為股權投資機構提供了資金，有了資金才可以更好地去支持創新。歸根結底“創新資本”的最終來源是民眾的理財資金，因此民眾理財資金的流向的非常重要的，“高利率”可以將民眾理財資金引導到銀行或其他類固定收益領域，成為“創新資本”的基礎來源。

　　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中國出現了創業與投資熱潮，這是因為當時中國的貨幣利率幾乎是全球最高的，所以中國的金融是最活躍的，中國當時提高利率是為了應對美國量化寬松的熱錢溢出導致的通脹，高利率環境下，中國的股權投資機構募集的資金總額也是全球最高的，再加上高達幾萬億的中國政府產業基金的支持，中國出現全球最火熱的創新就不足為奇了。比如2019年4月數據，在基金業協會備案的創業投資基金達6975只，管理資產規模為9970億元。根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英文簡稱SEC）最新發布的2018年第二季度數據，在SEC備案的創業投資基金846只，管理規模800多億美元。中國創投基金規模已超過美國，甚至接近美國的兩倍。而同年發布的《2019胡潤全球獨角獸榜》：中國超過美國，以206家比203家領先。2020年全球獨角獸企業500強中，中國企業數量和估值居世界第一，分別為217家和9376.9億美元，連續兩年位居全球獨角獸企業500強榜首。

　　其實歷史都是驚人的相似，中國和美國創投行業的崛起都在高利率的環境下實現的。在美國，創投也是一個非常年輕的行業，美國創投行業的崛起，源于里根時代的高利率，但這不是有意為之的，同樣也是防通脹的結果，美國當時的經濟背景是“滯漲”。相反美國和日本“創新衰落”的經濟背景也是驚人的相似，都是受到“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影響。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實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國家，日本從互聯網時代就開始落后于世界，日本縱然是世界上最多專利的國家之一，但這些專利沒有創新資本的支持，無法實現產業化，同樣一個專利在中國的售價遠遠高于日本。美國是從移動互聯網時代開始實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美國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也是全面落后于中國的，這不是美國的人才不再具有創新精神，而是美國不再有那么的“創新資本”去支持他們的創新。相反中國的頭部創投機構很多用的是美元、歐元的資金。

　　本文中的“創新資本”主要就是指民間股權投資機構在應用創新領域的資本投入，不包括國家在基礎科研領域的投入，政府成立的“產業基金”如果主要用于產業孵化，不是基礎科研，主要是通過民間或國有股權機構投資到具體的項目上，那也是“創新資本”的一部分，這部分資金也是導致中國“創新資本”總量和獨角獸企業數量在2019年前后超過美國的重要原因，但后來隨著美國“利率上行”，我們的“創新資本”總量又被美國反超，美國又培育出了比我們更多的“獨角獸”企業，這也從相反側面印證了第四代經濟增長理論的正確性。

　　第五節 影響一個國家貨幣利率高低的背后因素

　　我們在前文中提到，影響一個國家“創新資本”募集的是一個國家的“利率政策”，那么一個國家的“利率政策”又是由什么決定的呢？筆者認為主要由兩方面因素決定：

　　首先，從根本上看，一個國家的“利率水平”是由“政府債務”的高低決定的，一個國家能夠實行多高的利率，主要取決于政府擁有多少的債務，政府的債務越高，就越會被動地實行低利率，政府債務越低，才可以實行高利率，筆者將之稱為“政府債務是金融利率的天花板”。當一個國家的政府債務大到一定程度后就會形成對央行利率的“債務鎖定”，當然這種鎖定是一種“低利率鎖定”，在這種狀況下，央行稍微加息，政府債務都會有崩盤的風險，為此央行都毫無辦法，現在日本實行了二十多年的零利率，就是因為日本政府債務最高，如果政府加息，財政就被崩盤。

　　其次，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偏好”也是決定利率水平的重要因素

　　中國與西方國家有著不同的“政府經濟政策偏好”，經濟危機來臨時，西方國家一般都會首選“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降低利率”的方法治理經濟危機，而中國一般首選“財政政策”，主要通過政府財政投資刺激經濟增長，從而走出危機，如果西方選擇貨幣政策，那么貨幣利率必將在一段時間內維持在低位。

　　第六節 創新動力學原理

　　——創新資本經濟學與熊彼特、鮑莫爾經濟創新思想的比較

　　“創新資本經濟學”與熊彼特“創新”思想的差異

　　在歷史上，經濟學家熊彼特以研究“創新”聞名，但是他研究的主要是創新的形式，熊彼特明確指出“創新”的五種情況：（1）采用一種新的產品，（2）采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3）開辟一個新的市場，（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種新的供應來源，（5）實現任何一種工業的新的組織，熊彼特認為創新就是要“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即“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熊彼特的創新思想受到薩依的影響，熊彼特的“創新”與我們傳統意義上的“技術創新”不是一回事，熊彼特的“創新”主要是指的企業家的“創新”，而非技術人員的創新。

　　熊彼特對“創新資本”研究得比較少，熊彼特時代的“創新資本”仍然是債權資本，來源是銀行，熊彼特時代“股權資本”尚未出現，因此熊彼特研究的是“創新經濟學”，而非筆者研究的“創新資本經濟學”，這是兩個不同的研究范疇，不可混淆。熊彼特更加強調創新中“企業家”的作用，而筆者更加強調“股權投資家”和“央行貨幣政策”的作用。筆者的研究比熊彼特更符合這個時代的現實，更深入，現代社會已經不是企業家靠銀行貸款創新的時代了，更多是靠創新資本的支持。

　　“創新資本經濟學”與鮑莫爾創新思想的關系

　　熊彼特強調“企業家精神”，把“企業家精神”總結為四個方面，分別是：（1）建立私人王國，（2）對勝利的熱情，（3）創造的喜悅，（4）堅強的意志，他認為這種精神是成就優秀企業家的動力源泉，但他的這些論述遭到了美國經濟學家鮑莫爾的否定，2002年，鮑莫爾出版《資本主義的增長奇跡——自由市場創新機器》一書，指出市場的活力源泉并不只是“企業家精神”，企業家不可能突然同時在某一時刻大量涌現，也不可能突然消失，更合理地是，企業家精神并非稀缺資源，創新創業活動的增長和減少的原因在于純粹的經濟因素----整個“經濟體系報酬支付結構”的變化，這個變化背后則是社會制度環境的變遷。企業家精神和資源在“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尋租）”行為之間進行配置的方式，關鍵在于制度設計，如果制度安排不巧，企業家精神就會用于大膽的尋租活動，或破壞性活動，而將較少的用于“生產性”的創新活動。企業家并不天然具有創新職能，而是市場競爭迫使其創新。在壟斷或鼓勵尋租的市場環境下，企業家的創新很可能是“非生產性”的。

　　鮑莫爾雖然批判了熊彼特對“企業家精神”的盲目吹捧，指出了激發企業家精神的“政策環境”與“報酬支付結構”才更重要，但他沒有指出“什么樣的政策環境才是最好的”，他也沒有指出“整個經濟體系報酬支付結構”如何設定，這一點筆者在第四經濟增長理論-創新資本經濟學中則給出了回答，筆者提出的“高利率貨幣政策”就是一種有利于創新的“報酬支付結構”，可以為企業家創新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因此筆者的研究與鮑莫爾是一脈相承的，也找到了鮑莫爾苦苦追尋的答案，成果解決了鮑莫爾的“報酬支付結構”問題。

　　從熊彼特到鮑莫爾，我們看到了經濟學家對“創新”問題先后經歷了從“盲目贊頌”到“科學探討”的兩個階段，熊彼特是典型的“感性派”，而鮑莫爾是典型的“理性派”。

　　從熊彼特身上可以看到典型的德國歷史學派兩位經濟學家桑巴特和馬科斯韋伯的“遺風”，面對資本主義的突然崛起，他們總試圖用一個單一因素給以解釋，一旦他們認定這個因素后，他們就不惜濃烈的筆墨進行過度的渲染，無論是將資本主義的崛起歸結為猶太精神，還是新教精神或是企業家精神，都并非科學的研究方法。

　　經濟增長的“內驅力”與“創新動力學原理”

　　經濟增長可以稱為“內生增長”與“外生增長”，“外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最終要依靠“內生增長”，但“內生增長”絕非靠“自由放任”就可以實現，“自由放任”也不可能形成“內生增長”，經濟的內生增長需要科學的政策設計。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經過幾代人的研究，邏輯已經越來越清晰，第二代經濟增長理論提出了經濟內生增長的前提是“技術進步”，第三代經濟增長理論指出了“技術進步”的來源是“知識的邊際遞增效應”，第四代經濟增長理論則提出了“創新資本的快速募集”才是推動“技術進步向生產力的快速轉化”關鍵因素，而“高利率貨幣政策”才是可以推動“創新資本”的快速募集的制度保障，這一套邏輯構成了完整的“創新動力學原理”。

　　根據筆者提出的“創新動力學原理”，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根本“內驅力”是“利率”，“利率”越高，經濟增長的“內驅力”越強，“利率”越低，經濟增長的“內驅力”越弱，經濟增長理論本質上也是研究經濟增長的“內驅力”問題，馬克思研究資本，采用的是法國重農學派“經濟表”的研究方法，側重資本的流通，只注意了“利潤”的問題，而沒有注重“利率”的問題，“利率”關系到資本的“利潤”，資本有了“利潤”才可以去推動企業投資，因此市場經濟或是說資本主義的核心“內驅力”是“利率”而非“利潤”。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家，美國麻省大學達特茅斯CIE經濟研究中心原主任，北京海歸協會副會長，中國原創經濟學論壇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