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毛大慶（區域經濟學博士后、國家科技傳播中心首席顧問）
針對我和梁建章之前的文章，李鐵再次做出回應，但這篇文章的標題實在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增加人口解決不了就業問題》。無論在梁建章之前的多篇文章里，還是我對人口問題論述中，從沒有明確提出“以增加人口來解決就業問題”這樣的觀點。
恰恰相反，我一直以來都認為，就業率是一個非常綜合復雜的問題，絕不可能僅僅與人口總量正相關，而是與一系列的綜合指標有著微妙的連鎖反應。
其實李鐵此文的標題是在制造一個并不聰明的邏輯陷阱，用非此即彼的邏輯來倒推結論，特別容易讓觀者產生直觀認同。
然而，當我們在談論人口與就業之間存在的必然聯系時，必須首先從宏觀大視野上梳理，以相對較長的歷史周期為坐標參考。
遺憾的是，正如我上一篇文章中寫到的，在宏觀上我和梁建章提出的觀點、數據，是站的住腳且可證明的，而李鐵在微觀上卻沒有提供足夠多的可供證明或證偽的實例，僅憑經驗型判斷進行反駁，實在缺乏說服力。
人口，是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決定性指標
首先，李鐵認為梁建章“提高生育率解決經濟發展滯后”的觀點是走入了研究的誤區，并以就業壓力為判斷依據，其根源在于他對于中國就業率與人口形勢的關系存在誤判。
按照李鐵的表述，我可以理解為，他認為中國嚴重的就業壓力是因人口數量過剩所致。
顯然，李鐵依然沒有認清中國老齡化趨勢對于就業壓力的深遠影響。本質上，中國所有的就業壓力都源自老齡化而導致的勞動力數量減少，隨之帶來的勞動力價格上漲，經濟下行壓力增加等一系列傳導效應。
我再次非常明確地闡述這一觀點：人口，是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決定性指標。人口衰減，必然帶來人力資本匱乏，科技創新動力不足。
老齡化是一種非常宏觀的現象，我們必須承認，中國正在變老，但我們每天生活和工作在最微觀的層面上，這種趨勢是要有足夠長周期才能感知到的。如果不從當下時刻就開始延緩、抑制、扭轉這種趨勢，30年后的老年中國將面臨非常不利的局勢，這一點，我在此前的文章中有過詳細說明，不再贅述。
其次，我特別不能認同李鐵的這種說法——“梁建章和毛大慶看來，生育率就是一個筐”。
生育率當然不是筐，但生育率指標絕對是一個經濟體在大周期內經濟發展的晴雨表，很多基礎指標的預測都應該以生育率為重要參照和預測依據。
社會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當然是需要多維度共同推進的，絕非簡單的人口數量問題。但我一直強調的一點是：人口是一切的基礎，沒有健康可持續的人口結構，其他所有因素的實現可能性都將大打折扣，甚至成為空談。
在這里，僅以互聯網產業為例，因為這是過去十年間中國享受人口紅利最充分的一個領域。不斷增長的人口為互聯網公司提供了發展的巨大空間。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電子商務市場。2020年第二季度，中國實體商品在線零售占比達到27%，遠高于2014年的10%。中國大陸擁有7.1億用戶（根據2020年3月CNNIC數據），網上購物的滲透率為79%。
正是由于中國市場最近十年來巨大的人口體量優勢，讓電子商務用戶的進一步增長成為可能，并迅速從一線城市向二三線城市乃至縣域擴張。
當然，用戶長期增長的動因是優越的用戶體驗、強大的技術能力和多樣化的產品提供，但這一切的根源來自市場規模，亦即人口體量。
第三，李鐵指稱我們在談論人口問題時忽視了人口素質，但他卻刻意回避了人口素質在人口數量中的比例問題。
關于提升人口素質的問題，其實并不在本次關于人口問題的討論范圍，但既然被李鐵拎出來強調，我也就此簡單說明。
任何問題都不應拋開總量而談絕對數字，萬物相對，如果沒有足夠龐大的人口總量為依托，我們不可能奢求每一個新生人口都會成長為社會精英，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自計劃生育政策施行以來，中國一直在強調優生優育，現實情況是，中國人對于子女教育的重視程度逐年提升，家庭教育成本也在逐年增長。這一現象的積極意義就是李鐵所強調的人口素質提升，消極意義則在于，獨生子女成為每個家庭唯一的希望，沉重的教育成本和不可預期的成才回報率產生了惡性循環，導致中國的教育體系陷入了一個對于年輕人并不太友善的怪圈。
第四，李鐵認為我對于印度的預期過高，并提到他并不看好印度的未來。他認為“印度以及很多發展中國家的人口是經濟發展的累贅。”
根據目前的中印人口增長趨勢，當21世紀第三個十年結束時，很大概率上印度將成為全球人口第一大國，但以當前的中印經濟發展趨勢和國力而言，我當然不認為印度在人口超越中國的同時也會實現經濟超越，但不可忽視的是印度人口對其經濟的正向意義。
改革開放初期及中期，中國的人口優勢集中在勞動力數量龐大、價格低廉，而依托于此優勢的制造業與外貿是中國重要的增長動力。然而，在改革開放40年后的今天，這兩大優勢都在因為中國人口的老齡化趨勢而逐漸消減。
與中國相比，印度今天的勞動力數量依然龐大，且價格優勢愈加明顯。
我簡單了解了當前的印度人口結構。
總量上，印度比中國少0.5億人口，但有效勞動力比中國少3億，另一個令我感到震動的數據是，印度14歲以下人口竟然比中國多1.3億，這意味著到了2050年，印度核心勞動力人口將比中國多1.3億，這是一個巨大的人口紅利差距指標，我們不可能也不可以忽視。
從老齡人口上看，印度的預期壽命較中國低8歲，中國預期壽命是76歲，印度是68歲。基于這一點，從中國的角度講，中國的居民健康指數更高，但從印度的角度講，印度的養老負擔相對更小。
雖然印度社會在今天依然存在很多錯綜復雜的問題，比如科技化程度依然較低，人工智能和產業自動化水平仍有待提高。另外，印度15歲-29歲的青年人口的失業率高達30%以上，這些都是印度人口紅利背后的隱憂所在。
盡管如此，但我還是堅持一個恒定的觀點：人口總量一定是產生人口紅利的基礎，有人，才可能有紅利。一旦印度克服、解決了國內很多制約經濟發展的客觀因素，人口紅利的爆發將是可以預期的。而中國，如果不從現在開始為老
第五，關于中國與日本的老齡化對比問題。
李鐵的所有論據始終指向“老齡化并不妨礙中國發展”的觀點上，但我注意到他文章中的一個細節，即以日本舉例：“日本的高齡人口的就業基本集中在服務業領域，而年輕人則更多地從事工業和研發性質的就業崗位，這是尊重市場做出的自動選擇。”
如同中國問題與印度問題不能在同一個維度、同一個社會環境下相比較一樣，中國與日本，雖然一衣帶水，經濟聯系緊密，但深入到最核心的人口問題時，絕不是效仿、參照、預期的邏輯。只要簡單了解一下日本的國家資源、產業結構，大概就能得出以上結論。
日本的經濟結構與中國完全不同，上世紀90年代初，當所謂“失去的二十年”剛剛開始時，也就是日本人口結構出現老齡化趨勢之初，日本的社會總財富和人均財富已經達到了極高水平，公共資源的發達程度也遠超今天的中國。另一個必須認識到的問題是，在日本老齡化趨勢發生前，這個國家的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的能力都已經很強，以科技驅動經濟發展的模式業已形成。
首先，日本的人口絕對數量不到中國的10%，因此人口收入結構中的底層人口總量也遠低于中國，而中產階級和富裕階層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卻極大的超過中國。2018年的統計顯示，在全球貧富差距最小的國家排行中，日本位列第11位，是唯一上榜的亞洲國家，而全球GDP第一的美國則位列第23位。
其次，盡管日本的老齡化非常嚴重，但由于有著強大的社會總財富基礎，所以日本政府可以長期執行異常優厚的養老政策，對老齡人口的福利制度已經成為每一屆政府選舉時首相拉票的籌碼。
養老金一直是日本社保支出最大的部分，且仍在持續增加。
1970年日本社會保障支出為3.5萬億日元，2018年增長到121.3萬億日元。
1970年，養老金支出為0.9萬億日元，占社會保障支出總額的24.3%，2016年， 養老金支出達到54萬億日元，占社會保障支出總額的近一半。
就算在經濟發達的日本，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養老金也在面臨巨大的財政壓力。
寫在最后
回到李鐵文章的核心議題：人口問題與就業壓力。
從短期看，增加人口對于解決就業問題的實際效果可能不會明顯，畢竟，人口總量的提升、生育率的上升是長周期的問題。在短期內，尤其是疫情影響下的當前社會經濟環境中，對于應屆畢業生、農民工等重點群體的就業扶持必須要加強，對于小微民營企業和城鎮經濟的幫扶力度也要加大，對于勞動保障體系的完善工作也要加速進行。
而在長期上看，中國所有的就業壓力都可以追溯到老齡化所引發的一系列連鎖反應上。中國現在需要做很多事來應對未來30年的老齡化趨勢，而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緊迫的，就是持續推動鼓勵生育政策的落地和執行，在教育成本和教育體制上進行復合化運作，讓育齡人口生得起、養得起，還要教育得起。
總而言之，中國人口問題是國之根本問題，怎么可以如此消極地以“尊重市場做出的自動選擇”（如李鐵言）泰然處之？
本文原發于《財經》
梁建章、毛大慶VS李鐵激辯“中國人口過多論”回顧：
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
梁建章：人口是財富還是負擔？再評李鐵“中國勞動力長期過剩論”
第三回合：
梁建章逐條駁李鐵“人口過多論”：把人口當負擔有悖“以人為本”
第四回合：
梁建章四評李鐵“中國人口過多論”：從未以勞動力短缺為由鼓勵生育
第五回合：
第六回合：
第七回合：
第八回合：
第九回合：
第十回合：
(本文作者介紹：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副會長，原萬科集團高級副總裁、北京公司董事長)
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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