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鐵回應梁建章:不能不負責任地鼓勵多生

李鐵回應梁建章:不能不負責任地鼓勵多生
2020年07月07日 15:19 《財經》新媒體

  原標題:李鐵:再評梁建章、黃文政的“人口危機論”

  梁建章、黃文政二位先生的文章,反復強調人口多少與就業之間的關系,并舉出一些國家的例子,試圖證明需要通過增加人口和鼓勵生育來解決未來的經濟問題。

  其實,關于人口問題,僅從理論上看,有些觀點放在一些國家比較合適。畢竟有些國家人口基數較少,而人口生育率低迷,可能會影響這些國家的長期發展。但是討論問題還是要根據各國的實際情況,而不是照抄照搬。北歐、日本等一些國家存在的問題,看似與中國類似,但是還是有著本質上的差別。

  正確認識中國的人口狀況

  首先,是人口的基數和規模不同。如果中國的人口只有幾億,我們可以討論提高出生率和鼓勵生育問題。但是中國現在面對的是14億人口,相當于美國的4倍多,日本的11倍多,更不要說那些幾百萬或者千萬人口的小國了。

  經濟學有一個最基本的概念——邊際效應,也就是說在一定的經濟規模下,效益可能是遞增的,但是超過了規模邊界,效應會遞減,人口也是如此。梁建章和黃文政兩位先生,反復舉出美國人口增長和其他發達國家人口增長的例子,顯然忽視了一個最重要的事實,就是人口基數的差異和人口質量的差異。對于一個總人口14億,而且中低收入人口占大多數的國家來說,以美國作比當然是不恰當的。

  其次,是關于人口紅利的邊際效應遞減。在一定規模人口下,所創造的收益可以通過人口紅利來實現,但是超越了實現人口紅利的發展階段后,而且當勞動力還在持續供給的時候,我們寄予希望的人口紅利效應就會發生逆轉。

  從上世紀80年代一直到本世紀初,我們曾經嚴重依賴過人口紅利,但是之后出現了一系列明顯的變化,導致了人口紅利的逐步喪失。

  一是勞動力成本并沒有隨著勞動力的持續供給而維持在原來的水平,勞動力價格提高導致企業成本上升;二是世界工廠模式犧牲了生態環境,付出了一定的代價,造成了社會成本和經濟的長期成本上升;三是隨著全產業鏈的形成,中國的比較優勢也在發生變化,從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模式轉向提升產品的競爭力和附加價值,競爭模式也開始向依靠資本和技術投入轉變;四是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后,社會分層導致利益結構固化,精英思維模式要求向發達國家看齊,因此在城市治理和產業包容上,更多地對傳統就業模式進行排斥;五是體制的排斥,涉及到戶籍和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面臨著種種困境。

  在這些情況下,原來期待的勞動力無限供給模式發生了轉變,城市容納就業的渠道變窄,中西部地區中小城市的就業機會也在逐步喪失,勞動力轉移速度在大幅度下降。很多中國的經濟學家經常引用劉易斯理論,認為劉易斯拐點在中國已經出現。但是他們忽視了一個事實,就是農村勞動力轉移下降并不是因為勞動力已經出現供給短缺,而是因為成本上升導致勞動力轉移出現了瓶頸。

  當農村勞動力還嚴重過剩的時候,中國距離劉易斯拐點還有相當長的時間。因此在農村由于人均占有資源過少,仍然無法實現適度規模經營,而導致推進農業現代化遇到了嚴重的限制。也正是因為如此,使得農村仍然沉淀著數億的剩余勞動力。

  中國的公共服務資源仍然面臨著長期短缺的局面。不僅是醫療資源和教育資源,也包括公共服務設施等等。如果我們坐在城市豪華的辦公室里去想象農村的問題,肯定得不出客觀的結論。

  農村人口的分布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集中,大量農戶都分散居住在約60萬個行政村,300多萬個自然村,因此不能夠僅看人口數字就可以得出一個個簡單的結論。比如根據人口來計算教師數量,這些分散的村莊布局所需要的教育資源是不能通過規模服務來實現的。針對每一個適齡的受教育人員,需要解決的是公共服務如何向農村滲透,如何降低公共服務成本。由于農村人口居住過于分散,大大提高了教育服務的成本。

  現在正在一些省份推進的合村并居,也遭到了社會的廣泛詬病。這些都關系著教育資源和醫療資源的空間分布問題,也與廣大農村人口實際的居住形式有著直接的關系。即使考慮到未來的教育發展,信息化的推廣和科學技術的應用,也有難以想像的困難。比如,遠程教育的實施,也是需要花錢來推動的。這么大的人口基數,你們是否考慮過要花多少錢才能解決問題?無論是教師的工資,還是學校的基礎設施,還包括道路等交通設施以及其他各類服務成本。

  人口過多的“危”大于“機”

  關于一部分社會精英產生于貧困人口和中低收入人口,這確實是事實,但這一事實并非與人口規模有直接關系。在中國的歷史上,科舉制度也會從農村選拔出治理國家和社會的精英。在人口總量中占極少數的社會精英,與支撐這些精英的人口規模無法成正比的原因是社會成本。

  中低收入人口中可以產生精英,不等于中低收入人口過多給社會帶來的就是正向收益。比如說,巴西的貧民窟里確實產生過世界著名的足球運動員,但是并不意味著貧民窟的問題就會得到解決。中低收入人口可以產生社會精英,也不等于中低收入人口的生存現實會得到改變,這是個案和群體規模之間的關系。用這樣的例子來談人口問題,我覺得有些脫離了學者嚴謹的作風。

  關于人口和就業數量之間的關系,則是一個十分簡單的話題。人們要面臨的就業壓力一定是與人口有關,因為收入增長都是以充分就業為前提的。當一個國家經濟的增長容納不了充分就業時,無論是靠消費拉動,還是靠投資拉動,經濟所面臨的困境,都是顯而易見的。關于人口和就業之間的關系,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經有過十分明確的表述,所以在這里就不再重復過去的觀點。

  但是我特別想說的就是討論人口問題,雖然是從數據出發,但是如何看待數據,卻需要正確的方法,而不是簡單的一加一等于二。中國的人口規模直接影響到了我們所有可能的預測。因為當增長水平下降的時候,直接影響到未來提升人口質量而進行投入的能力。而且這些因素的關聯致使我們必須要做出清醒的判斷。

  在梁建章先生和黃文政先生的觀點里,最為簡單的邏輯就是未來中國人口會因出生率的下降而減少,特別是會出現人口或者勞動力短缺的時代。這只是一個簡單算數的結果,而忽視了科技發展的現實。如果要利用現有人口去創造更多的財富,顯然首先要提高人口質量,這是要點。而在創造出更多財富的同時,也會大大減輕積累的人口壓力,同時會形成一種新的發展模式,那就是不以人口的多寡,而是以技術的進步和勞動力升級來促進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

  我注意到梁建章和黃文政先生專門提到馬爾薩斯理論。認為既然當初馬爾薩斯曾經認為地球養活不了10億人,而現在已經有了70億人,以此來證明技術能力的提高會增加地球的人口容量。可是如果了解一下生態環境學家的觀點,了解一下社會學家的觀點,當然還有更多的經濟學家支持的觀點,就會知道,發展中國家人口的過度出生和貧困會加速地球生態的惡化。貧困人口過多也是困擾人類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溫室效應是人類面臨的嚴重問題之一,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簽訂了氣候條約是為了解決什么問題?就是人類過度消耗資源導致了地球生態的惡化。繼續不負責任地鼓勵多生,不僅會使中國要面對諸多發展中的困境,更會使全人類不得不面對未來人口過多而出現的各種問題。在這個前提下還沾沾自喜地球現在人口已經到達了70億,而忽視了這么多人口造成的全球性危機,以及因此會給地球帶來什么樣的風險。

  可以說,中國在控制人口方面已經給世界作出了巨大貢獻,當然,這是在犧牲中國無數個人和家庭的利益前提下實現的。但是也因為曾經的人口控制,減輕了中國發展的巨大負擔。雖然未來政策會因為人口生育趨勢的變化進行調整,也絕對不會倒退到盲目鼓勵人口出生的時代。因為我們不僅僅要對自己未來的發展負責,而且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更要對全人類進行負責。

  作者為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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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梁斌 SF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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