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李鐵（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
這已經是我關于人口討論的第十篇文章了。我特別注意到，梁建章先生在關于人口問題的最新文章中（生育率長期低于更替水平 人口遲早會消亡），還是局限在人口的單一思維邏輯里。這也是很多學者會出現的問題，在一個復雜的社會發展現實中，往往把某一個問題過度放大，而忽視了全局性。
這也是就人口問題持續兩個月的討論中，我和梁建章的根本分歧所在。
人口問題不只是簡單的生育問題
梁建章在新文章中提到的很多問題，其實我在以往的文章都做過專門的論述和回應，可能是被他忽視了。例如，在日本，養老金已經成為了嚴重的財政負擔。這個例子證明，高福利化的養老制度安排，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制度負擔。這也是我在與日本的相關官員和學者討論后得出的結論。
關于梁建章在新文章中讓我回答的幾個問題，我此前其實都已經做出了明確表述，可以再重申一下。
一是中國的人口過多是不爭的現實，既然已經有了14億人口，我們就是要盡最大努力去解決與人口相關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各類問題。對于中國現有的人口，我認為一個都不能少，這是對現實生命的尊重。提出這個問題，梁建章是試圖把我綁架到所謂的道德陷阱中。
二是控制人口的政策具有時代特征，如果在當時人口過度增長，中國將面臨極度貧窮的壓力。如果當年不去實行生育控制政策，中國現在的人口可能達到18億，將給整個社會帶來巨大壓力。但是過去控制人口不意味著將永遠控制人口。也就是說，一旦人口過快增長的趨勢得到緩解，會逐步放開生育控制，直至全部放開。這其實不是我個人的觀點，而是當時制定生育政策時就已經確定的原則。因此放開生育控制是趨勢。但是什么時候放開，怎么放開，取決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而不僅僅只考慮生育率這一個因素。
三是關于生育率高低的問題，我在與梁建章討論的這么多文章里，我從來都使用的最低的生育率，基本是在1.5左右，而沒有采用任何過高的數據，這證明我并不反對生育率下降的觀點，而且我認為這也是客觀現實。
四是隨著生育率下降，生育政策已經從“單獨二孩”調整為“全面二孩”，可以預期，未來還會有更大的放開空間。但同樣可以預期，目前以及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絕不會采取所謂的“鼓勵生育”政策，這是基于人口數量仍然眾多的現實決定的。
四是未來人口到底多少為好？現在無法做出定論，最終取決于中國的公共服務能力和吸納就業，以及保持收入水平增長的能力。同時，還要看中國的發展目標是什么？是人均水平達到，或是接近發達國家標準？據此實現總體的平衡，應該就是中國人口總量的發展目標。
從目前來看，雖然中國已經接近人均1萬美元的GDP水平，但是繼續增長還面臨著巨大的壓力，還要跨過“中等收入陷阱”，還有應對外部壓力的挑戰，還要解決無數個發展的難題，更要解決人口之間、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
其實討論到今天，我和梁建章他們的觀點分歧已經闡述得十分清楚了，就是看待人口問題是只從生育率出發？還是看人口多寡與經濟和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
顯然，人口問題不只是簡單的生育問題，還涉及到人口和資源供給、就業、公共服務能力以及外部競爭環境的關系。因此，只有基于全局的視角，才可能對人口問題有更清醒客觀的認識。我們的觀點不同，也體現出純學術研究和政策咨詢研究之間，考慮問題方法和方式的區別。
梁建章的觀點非常重要，可以作為判斷中國人口狀況的重要參考，但是不能作為唯一的標準，畢竟人口會受到其他經濟社會因素的制約，還要借鑒各類不同發展階段國家的經驗和教訓。
我的觀點中，更看重的是人口的結構，不僅僅是年齡的結構，更抱括素質的結構，同時還要考慮到涉及人口的公共服務能力和吸納就業的能力，以及現有國情可能提供的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空間等問題。這些不僅取決于中國自身的發展，還要取決于外部的競爭條件。
要考慮更多的選項和解決辦法
當中國人口還有三分之二的人處于中低收入的水平，鼓勵生育更多的人口，可能會給社會帶來更為嚴峻的挑戰和危機。比如，財政能力目前無法滿足現實人口中的基本公共服務，還存在著巨大的城鄉鴻溝，而且生育率較高的是相對落后的地區。僅僅這些就足可以讓我們重新審視是否需要采取鼓勵生育的政策。
也許梁建章并沒有和我出生在一個時代，那是一個人口無節制生育的時代。那時候每個家庭平均要生4-5個孩子。在那個年代，撫養這么多人口，會讓家庭的生活水準大幅度降低。
我當時在工廠里工作，一個同事每個月有39元工資，每個季度能得到的工會困難補助有20元，他靠這些供養著沒有工作的妻子和4個孩子。在這種貧窮的狀態中，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長期營養不良，而且工友自己也勞累不堪。
我曾長期從事農村政策研究工作，雖然很多人看到，農村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已經很少有人記得當年的貧困，幾個子女出門只能輪換著穿僅有的衣服和褲子。雖然這些都已經成為歷史，貧困的農村人口經過多年的努力已經從6億-7億下降到的現在的500萬-600萬，但是，如果把城市人中的中高收入者與中低收入者之間，特別是都市人口和農村人口之間的生活進行比較，還是存在著巨大的差距。
而且，我們現有的公共資源和公共服務能力，難以滿足對仍占不到40%的農村常住人口的基本需求。而那些已經在城鎮就業多年，被列入城鎮常住人口的外來打工者，到現在為止，仍然無法得到城鎮的戶口并平等地享有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水平。在那些人口流入地區，比如廣東、浙江、江蘇，相當一大部分外來人口的子女是自費在民辦的中小學讀書，一家人的醫療是通過民間渠道和自費來解決。
試問，連現在的這些最基本的公共服務問題都解決不了，如果梁建章所倡導鼓勵生育政策成為現實，那些超出了社會承受能力的人口出生以后，如何解決他們的醫療、教育以及基本公共服務問題？
我經常在公開講話和文章里談到，就是我們在醞釀或者出臺一項政策的時候，要切忌所謂的“精英思維”模式。許多學者或者是企業家，并沒有去農村和基層考察過，也缺少對現實的了解。如果只是坐在辦公室里去建立所謂的理論模型，可能一切都會想當然。也正是因為如此，很多理想化的觀點一旦遇到現實，就會面臨著巨大的障礙和挑戰。
正是因為人口與社會之間緊密關聯，才使得我們不得不去考慮更為嚴峻的現實，這既涉及到財富的分配和資源的供給，也涉及到貧富差距和城鄉差距，更涉及到未來的就業和收入水平而決定的基本生活條件。如果拋開這些，只是進行簡單的計算，就試圖通過提高生育率來解決十幾億人基本生存條件和生活質量的改善，這只會是空想。
回到我在文章開頭提出的觀點，很多學者和專家往往只從一個選項去考慮問題，而在政策咨詢領域，可能要考慮到更多的選項和解決辦法，而決策者更是要面對不同的群體和客觀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們對于一個問題的看法，不可能形成認識的統一。
這并不意味著學者和專家的觀點不重要，其實這些觀點已經列入了政策咨詢的選項，并被當作重要的參考。但是最終要形成政策，是要綜合多方面的意見，考慮到各種制約因素，而且經過反復的考量。從這個意義來說，任何一項政策，都是專家學者、政策咨詢智庫以及決策者的共同成果。其中，專家和學者在長期研究中所提出的意見也會起到重要的基礎性作用。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和梁建章進行了如此深入的討論，從不同的角度闡明了各自觀點，這對于未來關于人口問題的決策，包括讓更多的人了解不同的觀點，政策可能出臺的背景，都具有現實意義。
在我看來，我和梁建章的一系列文章，沒有誰對誰錯，也不存在誰說服誰，價值在于我們有一個平臺和空間，可以充分地討論關于中國未來人口發展的重大問題。
本文原發于《財經》
梁建章、毛大慶VS李鐵激辯“中國人口過多論”回顧：
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
梁建章：人口是財富還是負擔？再評李鐵“中國勞動力長期過剩論”
第三回合：
梁建章逐條駁李鐵“人口過多論”：把人口當負擔有悖“以人為本”
第四回合：
梁建章四評李鐵“中國人口過多論”：從未以勞動力短缺為由鼓勵生育
第五回合：
第六回合：
第七回合：
第八回合：
第九回合：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
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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