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李鐵（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
最近，毛大慶先生和梁建章先生分別刊文，再次強調生育率降低對于中國老齡化的影響。
但我認為，雖然生育率降低會導致老齡人口比重有所增加，但是并不是老齡化的絕對原因。也就是說，老齡化社會的出現不是因為所謂生育率降低，而是出生預期壽命的延長。假如科技進步使人口的出生預期壽命達到了100歲，我們現在所認識的老齡化問題則要發生顛覆性的改變。按照梁建章和毛大慶的觀點，我們是否還要出生更多的人口來面對人類壽命的延長呢？答案是否定的。
另外一個不能忽視的原因是老齡化的出現與社會進步有直接關系，因為公共衛生水平的提高會大大延長人均預期壽命。無論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預期壽命的提高都與國家的發展水平有直接關系，而并不取決于生育率的下降，這應該說算是一個常識。
上述觀點，這是本文展開討論的前提。
低生育率不是一個筐，能裝進所有問題
關于梁建章所采用的兩次人口普查數據作為生育率參照的依據，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經講過了。國家統計局的兩次普查結果并沒有作為對外正式公布的官方統計數據。
后來，統計局對于當時因各種體制原因導致的統計偏差進行了修訂和調整，成為可引用的數據，即代表了國內官方統計結果，也得到了國際上包括聯合國有關機構的充分認可。而梁建章并不了解有關部門在人口生育率統計方面的具體過程，加之堅信自己的觀點，選擇采用并沒有被官方對外公開的統計數據，這只是出于個人觀點的需要，并不代表借此數據得出的判斷是客觀公正的。
因此，梁建章所列舉的各項數據從基礎上就出現了較大偏差。建議他可以去查閱有關方面正式發布的數據，相關的結果，以及具體分析和研究的資料。
梁建章提出，中國養老金出現的支付危機等問題，確實存在。當前各地之所以不愿意進行戶籍管理制度改革，養老金的支付壓力就是原因之一。然而，真正導致養老金支付壓力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低生育率。
支付壓力來源于兩方面。一是人口流入地區養老金繳納率偏低，中國農民工的社保繳納率在2019年只有21%，這是中國得以維持低成本勞動力的一個重要體制原因。如此低的繳納率，自然會影響到未來的養老金支付。另外，在龐大的外來人口群體和自主就業的城鎮勞動力中，如何繳納社保存在著嚴重的體制問題，也影響到對這些人未來的社保支付。
但不管怎么樣，社保支付能力最終取決于地方的財政能力，而財政能力則主要由當地的產業發展和就業水平決定。比如，在同樣人口規模的地區中，一些地區的區位條件和營商環境等方面條件較好，另一些則較差，前者的經濟發展水平一定遠高于后者，顯然前者未來的財政支付能力會比后者高很多，相應的養老金的支付壓力也就小很多。
如果理解了這一點，就會知道，養老金支付是否有壓力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而不是取決于生育率水平高低。
對于那些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地區，非農就業能力下降，人口流出，顯然財政能力不足。不僅僅是養老金難以支付，即使是行政辦公的運轉費用和公務員的工資支付都成為問題，總不能把這些問題也歸結為所謂的生育率下降吧？
從關于養老金的討論就可以看出，我和梁建章、毛大慶在討論中經常遇到的一個較大的分歧就是，本來是由于其他的體制和機制以及客觀條件等原因造成的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問題，而他們都會將之歸結為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所以就會經常出現因果倒置。
例如，科技競爭力下降或者是產業發展水平增長速度緩慢，梁建章和毛大慶都歸結為所謂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如果按照他們的觀點，我們也不用討論上世紀80年代“廣場協議”對日本經濟的打壓和產業騰飛的壓制，而中國現在在科技上同樣遭受到美國的欺凌，也都可以歸結為生育率問題和老齡化問題。雖然與廣場協議的時間已經過去了40年，中國也出現了老齡化的跡象，但是如果我們現在認同美國的科技霸權，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競爭能力面臨什么樣的未來，不用討論生育率問題和老齡化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
我認為，在梁建章和毛大慶看來，生育率就是一個筐，只要對他們觀點有利的就可以往里裝。但他們沒有意識到，還有很多因素會影響經濟和社會發展，科技的進步。我們的根本分歧在于，他們只考慮所謂的生育率問題進而引申到老齡化問題，嚴重忽視了影響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許多更重要的因素。
梁建章在文章中用一個簡單的公式來計算所謂一個人產生的社會價值會形成未來的人口結構中的分配關系。看似是經過詳細的計算和數據推理。他忘記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當人口足夠多的時候，我們面臨的不僅僅是老人和孩子以及其他社會財富分配的問題，還要考慮如何承擔更多的人口負擔。
比如，如何解決低收入人口的教育、衛生等相關公共服務——這個群體的數量遠遠超出了老齡人口；如何解決相對貧困的人口問題——我們現在最大的一項國家任務就是扶貧攻堅；如何解決農村的發展問題——農村的戶籍人口仍然占總人口的56%，常住人口也是40%左右。
我們也在面臨啟動內循環，其中最大的一個短板是中等以上收入人口僅為4億，而中低收入人口達10億之多。其中6億人口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4億人口月均收入在2800元以下。如何整體提高10億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如何從根本上改變農村人口收入水平較低的狀況，還面臨著更為艱巨的挑戰。
增加人口解決不了就業問題
梁建章反復強調，要解決當前的經濟發展相對滯后，重點是要提高生育率。這些大賬都不算，只是糾結在所謂的老齡人口和生育率等問題上，顯然已經走進了研究的誤區。何況我們還存在著嚴重的就業壓力問題。
我們現在面臨的是如何保障現有的適齡勞動人口就業難題。如果現在勞動力仍然嚴重的剩余，而且工資水平較低，我們如何發揮我們的人口優勢？這其中不僅僅是包括巨量的城鎮人口和農業轉移人口，還包括如何保證874萬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全部就業，這都是巨大的壓力。
對毛大慶提出關于未來老齡人口就業占比較高的擔心，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看法是，中國未來人口的絕對數量仍處于高位，是否有能力既解決所有適齡人口就業問題，而且還能保證他們的工資水平大幅提高？
只有在滿足了這兩個條件后，才有機會討論如何延長就業人口的就業年限問題。而根據現在的經濟發展趨勢以及外部的壓力，我們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要面臨著就業崗位嚴重短缺的壓力。所謂經濟上應對外部壓力的持久戰，當然也包括我們面臨的嚴峻的就業形勢和發展放緩的問題。
在手機和一些工業制成品的市場，由于人口多，市場的需求就會擴大。這個觀點表面上看有一定道理。但是當人均收入水平停留在一個較低的階段中，市場的需求會出現兩種狀況，低端產品的傾銷，市場的迅速飽和。
中國在2018年無論是房地產還是汽車或者工業制成品都出現了嚴重的滯銷局面。原因是過多的人口仍處于中低收入水平，使得市場飽和度超出了我們的預想。如何啟動龐大的人口消費市場，還是需要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而這正好是我們目前的發展困境中面臨的最大的問題。
一些所謂的人口學家，忽視了我們現在面臨的最大的宏觀經濟壓力，還在設想著在有限人口內如何把社會價值在不同年齡人口中進行分配，而不是考慮如何通過更為有效的方式，創造出更多的社會價值，顯然陷入了狹隘的思維陷阱。
國際比較要考慮國情的差距
梁建章和毛大慶在討論人口話題時經常舉出一些例子，這些例子如果仔細分析，會成為他們觀點的反證。
比如，談論一個國家人口密度時，忽視了人口素質。而提高人口素質則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務能力；討論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時，往往忽視了這個國家總人口與中國總人口的倍數差距；而當提出某一個國家成功的案例時，忽視了這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和公共服務水平遠超出中國，而人口基數則只是中國的一個零頭；當提出人口優勢的時候，又忽視了恰恰現在最具備人口數量優勢的，都是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國家。
另外，他們舉出一些發達國家成功的案例，但它們恰恰并不是因為人口數量優勢，而是由于人口結構和人口質量優勢而取得了成功。關于這個觀點，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經談過多次，在此沒必要過多贅述。
毛大慶對中美印進行了比較，但卻沒意識到這是三個不同的國家，單純的橫向對比意義不大。從人口數量和素質上看，中國目前沒有辦法與美國相比，這已經超出了生育率的研究范疇。
毛大慶對印度的預期也過高。雖然近些年印度的經濟也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是就我幾次去印度考察的經歷看，雖然印度也會有一定的發展，但是我從來不看好印度的未來。印度的人口到底是未來發展的紅利還是累贅？我在和梁建章的討論中已經明確表示是后者。不僅僅是印度，還包括其他人口數量較多的發展中國家，都不會因為人口密度高、數量多會在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中超過中國，更不要說成為發達國家的競爭者了。
另外，毛大慶對于我關于科技進步會帶來就業危機的觀點，顯然沒有完全了解。如果站在傳統的世界工廠的角度看待就業問題，會放大工業產業吸納勞動力的作用。而未來的科技進步將實現就業替代，會導致傳統容納就業最多的工業企業的就業機會萎縮。
隨著服務業就業占據主導地位后，會出現就業的兩極分化現象：傳統的服務業就業會更多依賴熟練和經驗的人。因此年齡相對較大的人口會具有一定的優勢；高技術的勞動密集服務業，需要的則是更多受教育水平較高的年輕人群體。即使如此，也不妨礙高齡人群在高科技和研究領域仍會發揮重要的作用。例如日本的高齡人口的就業基本集中在服務業領域，而年輕人則更多地從事工業和研發性質的就業崗位，這是尊重市場做出的自動選擇。
梁建章、毛大慶VS李鐵激辯“中國人口過多論”回顧：
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
梁建章：人口是財富還是負擔？再評李鐵“中國勞動力長期過剩論”
第三回合：
梁建章逐條駁李鐵“人口過多論”：把人口當負擔有悖“以人為本”
第四回合：
梁建章四評李鐵“中國人口過多論”：從未以勞動力短缺為由鼓勵生育
第五回合：
第六回合：
第七回合：
第八回合：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
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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