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陳志武
當教育費用由政府或者無法判斷“好壞”的家長支付時,所存在的信息不對稱不僅會帶來道德風險,而且也鼓勵這些營利性教育公司把精力放在如何圈錢、如何欺詐,而不是辦好教育。
看到最近關于托兒所、幼兒園出事的報道,讓我們每個人都很痛心,甚至憤恨。同時,這又提出一個根本性問題:托兒所、幼兒園是否應該由盈利性公司來辦?如果不應該的話,為什么不應該?——在2011年時本人在《南方周末》連載過幾篇文章,談到過不同教育機構中哪些可以市場化、哪些不應該市場化的問題。這里我拿出其中的第一篇,供各位參考。
生活的邏輯其實就是經濟學的邏輯,這即是為什么經濟學話題近年那么流行。只是經濟學的表述要系統些,至少從事經濟學研究的人希望對生活中的邏輯做提煉,找出規律,以便我們更好理解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讓生活由被動朝主動邁進。其實,社會科學各領域大凡如此,目的在于更多更深了解我們所生活的生活,減少生活中的莫明其妙。
就說子女教育吧,這是多年的熱門話題。在中國歷史上,私塾曾經是主流,到民國時期,特別是1950年之后,才是公立學校當道。一直到改革開放中期,學校全由政府辦,最近十幾年慢慢有了民辦學校,從幼兒園到小學、中學、大學和研究生院,都有民辦;雖然法律禁止營利性公司辦學,但事實上有不少大中小學都以營利為目的。
那么,學校到底該不該民辦?如果可以民辦,到底是否只能由非營利性機構辦?為什么辦學不能以營利為目的?如果可以以營利為目的,在什么情況下可以?對于著急的家長來說,到底該選公辦學校還是民辦學校、甚至營利性私立學校?
許多朋友說:教育之所以不能由以營利為目的之商人辦,是因為教育決定人的一輩子,太重要了,所以,只能由非營利性機構或者由政府辦。
當然,“重要性”不是關鍵因素,糧食也重要甚至更重要,但是我們沒說糧食只能以非營利性方式生產;衣服也很重要,但我們能接收商業公司制作衣服,歡迎服裝業的市場化,等等。在分析時,我們還要看到教育的特殊性。
教育因為是無形無色的服務,既看不見又摸不著,使教育的“好壞”難以評估測度,而任何人際交換“市場化”的先決條件,又偏偏是交易內容是買賣雙方能夠度量的,否則,市場化交易之后就容易出現問題,甚至崩盤使市場倒閉。
以托兒所為例,這也是教育機構。張三和夫人李四白天都要上班,只好把一歲半的女兒張麗放在托兒所。這時,我們看到的局面是:提供教育服務的是托兒所老師,得到服務的是張麗,而付錢交學費的是張三夫妻。
本來,市場交易是一方交錢一方交貨,條件是買賣雙方都能“識貨”,能評估貨物到底有多少、值多少。
可是,張三夫婦白天上班,不在托兒所,沒法親自觀察、監督、判斷托兒所老師到底好不好,他們當然可以問女兒,要張麗回家后評價老師的好壞,但張麗才一歲半,話都說不清,怎么能告訴父母她在學校的感受、所得到的教育如何呢?所以,就出現了提供教育的、得到教育的、為教育付錢的是完全不同的三方,而三方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并且難以互相信任或溝通!做父母的無法知道付的學費到底值不值,而老師又覺得做得再好也沒人知道,反正學生沒法判斷、也沒法給父母講清楚!于是,由營利性公司經營托兒所、靠純粹的市場化來組建托兒所教育,挑戰大,因為服務提供方與付費父母之間會難以互信。
所以,托兒所、幼兒園等只能是非營利性機構,托兒所通過宣布自己是非營利性機構,等于向付費的家長承諾:自己不是為利潤最大化而辦托兒所的!以這種承諾換取家長的部分信任,使托兒所持續辦下去的概率增加。
除了選擇“非營利”之外,在美國和中國,私立幼兒園盡量多安排家長會,給家長們經常來幼兒園交流的機會,通過溝通降低家長與老師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盡量幫助付錢的家長“識貨”。由于私立幼兒園收費比公辦的高,私立幼兒園尤其會經常與家長溝通、頻繁召集家長會,而公辦幼兒園的家長會相對要少。
那么,小學呢?小學生的表達力和對教育“好壞”的判斷能力,當然比幼兒園的小孩強,所以,如果實在要市場化經營,小學比幼兒園、托兒所的市場化可行性要高些。但是,由于小學生還是沒有足夠知識與經驗去判斷教育的“好壞”,而付錢但不會親自得到教育的家長又難以替代小孩去“識貨”,所以,嚴格講,小學和中學還是不能由營利性公司經辦。
由于多數大學生已經成年,“識貨”能力已經比較高,他們跟付錢的家長基本能一致地溝通,甚至可以說已經成為一體,不再是服務提供方、受益方與付錢方三方嚴重相隔的局面。因此,大學的市場化可行性處于中間地帶,既可由政府、非營利機構辦,也可以由營利性商業公司辦。
與幼兒園相對應的極端是EMBA教育,其次是MBA等研究生職業教育。特別是EMBA,完全能市場化,因為,讀EMBA的都是有多年工作經驗并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識的資深人士,他們自己付錢、自己受教育、自己判斷好壞,也就是說,付錢人跟受益人不再是兩組不同的人,這樣教育交易只涉及兩方,而不是三方或更多方。
因此,大致的規律是:受教育的年齡與工作閱歷越高,市場化的可行性越高,由營利性公司經營的不可靠度就越低。反之亦然。
基于信息不對稱的理論解釋如此,現實也基本如此。在中國,EMBA教育、電腦職業教育、英語教育、會計職業教育、成年人教育,等等,都已經高度商業化,而中學、小學、幼兒園教育即使有民辦,也是由非營利機構辦的。在職業教育方面,新東方、北大青鳥IT教育等,不僅是營利性公司,而且也做到在紐約證交所上市,規模相當大。這些現實很合理,也說明研究生、職業學位與非學位教育,市場化程度還可進一步放開。
按照上面的三方分析框架,我們也能理解為什么現在中國的教育體系失敗了:因為提供教育經費的主要是教育部,受益的是學生,提供教育的是老師,而教育部又跟學生之間基本沒有溝通,兩者間信息不對稱程度還遠高于家長跟托兒所小孩間的信息不對稱,因為家長至少會在下班后問自己的孩子在托兒所如何如何,但教育部官員不見得這樣。
如何讓市場化的原則更多介入公辦教育呢?一個辦法是前幾年討論到的教育券,政府經費以教育券形式發給家長即學生們,讓家長和學生一起對各公辦學校做評估判斷,然后把手中的教育券投向他們選擇的學校。如果能這樣做,就當然能減少因付費方是政府但得到教育的是學生所帶來的問題。
在美國,聯邦政府最近要起訴大學教育公司——TheEducation Management Corporation (EDMC),該公司成立于1962年,其股票在納斯達克上市(高盛擁有40%的股權),市值和年銷售均為28億美元,凈利潤2.4億美元。該公司有四所大學,92所分校分布在28個州,有各類專業的學位項目,也有非學位的職業培訓項目,學位從學士到博士都有,在校學生15萬人。EDMC只是以營利為目的大學上市公司之一,其它還有阿波羅集團等等。
而之所以EDMC被起訴,是因為它付費雇用一些營銷公司,幫助它到處招收低收入家庭的學生,然后由這些學生以最大限度地從銀行借學生貸款。由于低收入學生的貸款由政府擔保,這些大學教育公司尤其喜歡多收低收入的學生,變相利用政府補貼和擔保賺錢。據紐約時報統計,營利性大學教育公司招收的學生占美國大學生群體的12%,卻占了聯邦政府大學生補貼總額的25%,并且它們畢業生的學生貸款壞賬占了全美大學生貸款壞賬總額的一半??傮w而言,這些營利性大學的收入有80%來自聯邦政府的學生補貼經費。這次起訴的指控是EDMC欺詐聯邦政府的教育救濟費。
由此,我們看到,當教育費用由政府或者無法判斷“好壞”的家長支付時,所存在的信息不對稱不僅會帶來道德風險,讓學校和老師沒有做好的激勵,讓他們變得越來越不稱職。而且也鼓勵這些營利性教育公司把精力放在如何圈錢、如何欺詐,而不是辦好教育。
教育離我們每個人、尤其是父母和子女的生活很近,基于信息不對稱的理解框架可以很有幫助,至少讓我們看到托兒所、幼兒園、小學、中學教育不宜完全市場化,而且一般的公費辦學可能使問題更加嚴重,使付錢的一方離教育者、受教育者更遠,信息更加不對稱。
(本文作者介紹:耶魯大學金融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賈韻航 SF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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