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沈建光

　　北歐國家確實有其優勢所在，但其制度也并非完美無缺，對從業者的過度保護以及近年來高福利政策與難民問題帶來的社會矛盾也有所增強，未來也存在改進空間。

北歐高福利政策面臨移民挑戰

　　北歐國家由于其經濟穩健、創新能力突出、社會福利水平高多年來備受推崇。筆者二十多年前曾在芬蘭留學，并工作過相當長一段時間，而后雖然工作地相繼轉到巴黎，法蘭克福、華盛頓和香港，但幾乎每年都會抽一段時間回到北歐，享受一下那邊閑適的時光。

　　今年歐洲之行，筆者到訪北歐企業，再度被當地經濟增長、創新企業林立以及北歐人在高福利的政策下仍能保持良好的工作狀態所折服，讓筆者不斷的思索北歐經濟模式的優勢與精華。但同時，這次北歐之行也遭遇不快，斯德哥爾摩出租車肆意欺詐乘客、警察反而支持司機強迫乘客支付高昂車費，也讓筆者深感北歐模式也有不足。

　　之所以說瑞典、挪威、芬蘭、丹麥、冰島等北歐國家有些與眾不同，首先在于居民的幸福感是全球最高的。此外，相對于受到金融危機拖累的其他歐盟國家，北歐經濟似乎很有韌性，受到債務危機的影響非常有限。大體上北歐國家經濟增長一枝獨秀，財政情況穩健，就業情況良好，體現了北歐國家較強的競爭力。

　　從經濟增長來看，北歐國家表現穩健，特別是瑞典和冰島尤為突出。其中，2015年瑞典經濟增長便超過4%，2016年的GDP初值也達到3.3%，在歐盟國家中名類前茅；冰島雖然曾在金融危機中遭遇重創，而如今也從國家破產的困境中走出，去年經濟恢復了7.2%的增長，令人刮目相看。相對而言，芬蘭雖然受到了歐債危機的影響，在2012-2014年內陷入衰退，但近年來情況也明顯轉好，去年增速恢復到1.4%；此外，挪威和丹麥也保持了1%以上的增長。

　　而從債務指標來看，北歐國家的財政狀況又相對十分穩健。除了冰島曾在歐債危機之時，債務情況有所惡化，瑞典、挪威、芬蘭、丹麥即便在歐債危機之時，債務情況仍然良好，赤字率占GDP比重均控制在3%以下，債務占GDP比重低于60%警戒線，挪威甚至是少有的連年實現財政盈余的國家。走出歐債危機后的北歐國家如今財政情況更加健康，IMF甚至預計2016年冰島的財政盈余占GDP比重有望達到11%以上，財政重塑快于歐盟普遍水平。

　　此外，從就業情況來看，北歐國家普遍享受高福利，享受舒適的工作環境，但在危機中，由于經濟和財政受到的沖擊較小，北歐的失業率普遍較低，成為一個成功跨越危機的典范。2016年歐盟的整體失業率在8.2%，歐元區的整體失業率為9.6%，近年來又持續降低，而相比之下，除芬蘭以外，北歐國家的整體失業率均較低，冰島、挪威的失業率在5%以下，丹麥和瑞典的失業率在6-7%左右，芬蘭的失業率寽高一些，約為8.7%，但也與歐盟的平均水平接近，就業問題在北歐國家并不突出。

　　而在北歐工作的那幾年，也讓筆者深感北歐模式的優勢所在。在高福利下制度下，北歐人大多保持積極的工作狀態，很多人把工作作為樂趣而非壓力，整體工作時間有限。比如，在芬蘭央行工作期間，正常時間是從早晨九點到下午4點，基本不加班，保證了勞動者能夠有足夠精力和時間給自己和家庭。此外，法律還有規定的咖啡時間，讓員工在上下午的工作中都可得以休息。這種不急不躁的工作方式使得北歐人看起來十分平和。

　　但即便這樣，工作效率卻并不低下，勞動者很少有偷懶，反而在規定的工作時間，非常重視工作效率的提升。同時，勞動者的自律性也非常強。在芬蘭工作，如果生病需要休息，3天以內的病假是無需向公司提供證明的，直接通告一下即可。北歐公司這種普遍強調工作舒適和倡導自由，而勞動者依然能保持高度自律的工作狀態，從微觀到宏觀，企業良好運行使得經濟和財政長期保持穩健，是令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鑒的北歐模式。

　　提倡創新是北歐模式的精華

　　恰恰是北歐人閑適又自律的工作狀態，為北歐經濟的創新發展提供了空間。實際上，雖然北歐國家普遍較小，但其創新能力始終在全球名列前茅，令人刮目相看。根據彭博社的全球經濟體創新指數，瑞典在最具創新的國家中排名第二，同為北歐的芬蘭和丹麥排名第五和第八。沃爾沃、愛立信、宜家企業也一直的是瑞典的驕傲。在筆者看來，正是北歐人看似閑散的工作狀態，可以使得勞動者充分追求自身興趣所在，專注投入工作本身，而非財富和壓力，成為創新發展的原動力。

　　當然，北歐制度上的不斷探索與改革也為其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支持。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北歐曾就勞動力市場、養老制度、醫療體制等福利制度進行改革，試圖從機制上鼓勵勞動，而非養懶人。如在勞動力改革方面，縮短失業保險年限鼓勵失業者盡快就業，并將失業保障金授予參加就業在培訓和提高就業能力培訓的人；養老保險方面，靈活退休年齡，工作年齡越長養老金越高；醫療改革方面，大舉引入私人部門提高醫療衛生服務等等。

　　除此以外，北歐對教育和創新的支持也是領先歐盟的。以瑞典為例，其已連續20年保持研發經費占GDP比重3%以上，在全球名列前茅，并致力于在2020年進一步加大研發支出占比達到GDP的4%。而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16-2017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北歐國家的創新能力也居于全球領先水平，在創新能力分類指標中，瑞典、丹麥、荷蘭分別列全球第二、第五和第八位。

　　北歐模式的問題

　　盡管如此，北歐模式也并非理想中的烏托邦，筆者此次北歐之行也難得遇見了北歐模式的另一面。舉例而言，筆者此行曾在瑞典打車從酒店去機場，本來一切順利，但下車后的車費是從機場去賓館的5倍，合人民幣2000多元。面對這天價賬單，即便后來叫警察介入也表示無可奈何，只能照付，否則將面臨法律處罰。

　　后聽聞，在瑞典乘坐出租車“挨宰”乘客不占少數，甚至有不少乘客面對天價賬單逃單被通緝的現象。但這種對行業的保護廣受詬病，據了解，瑞典出租車市場經歷市場化改革后，出租車取消準入門檻，并且為了保護出租車司機，司機和公司可以自主定價，意味著乘客一旦搭乘出租車，便需要接受司機的定價，即便是價格明顯不合理，超出三大出租車公司的數倍價格，也受到法律支持，消費者無法拒絕。這樣準入自由化加上過度保護行業人員的行為讓筆者深感意外和不解，在筆者看來，如此倡導行業自由副作用明顯，即造成消費者保護不力，從某種程度來看，負面影響巨大的。

　　除此以外，高福利政策也面臨移民帶來的挑戰。北歐國家對于老人和兒童的支持巨大，以芬蘭為例，一般情況下，家庭有兩個以上孩子，如果父母沒有足夠的收入，國家都要提供住房保障。可以看到，社會公平化的好處是社會相對穩定，但伴隨著難民與新移民大量進入，這樣的保障是否可以持續也面臨財政負擔。同時，歐洲大陸反移民傾向有所加強，如德國默克爾雖然贏得大選，但因為接受百萬難民，支持率大幅下滑，聯合組閣給政治前景帶來不確定性。而在瑞典和芬蘭，反難民情緒也有所上升。

　　綜上，筆者認為，北歐國家確實有其優勢所在，其鼓勵創新以及推動的勞動、養老、醫療等方面供給側改革為北歐國家保持穩健增長提供了源泉，值得借鑒。但其制度也并非完美無缺，對從業者的過度保護以及近年來高福利政策與難民問題帶來的社會矛盾也有所增強，未來也存在改進空間。

　　與中國相對比之下，筆者也不得不感慨，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發展是極為迅速的，居民收入大幅提升，中國企業跨國收購歐洲企業，如吉利入主瑞典工業驕子沃爾沃等，這些都是在以前難以想象的。92年筆者從中國上海到芬蘭留學，當時上海的學生公交月票僅為6元，而在芬蘭一次公交車票就要人民幣12，生活消費差距懸殊。而在當時芬蘭的大學生收入也要超過1萬元人民幣，比上海當時的約為1千元不到的收入高出十倍之多。當然，中國在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收入差距拉大帶來的社會問題，此時參考北歐經驗，更多的促進社會公平和福利的改善，推動創新的供給側改革，或許可以為未來中國經濟良性發展提供很好借鑒。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現任瑞穗證券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 首席經濟學家。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客座教授，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