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唐志軍

　　要解決東北的問題，真正重要的是加快改革，調整其權力結構，減少政府和國企對于資源的壟斷，給予市場以自由，讓企業家群體去自由決策、去選擇所發展的產業。

林毅夫的東北藥方錯在哪？

　　近日，關于如何重振東北經濟的爭論席卷整個經濟學江湖。將此輪口水大戰引向高潮的是以林毅夫團隊發布的《吉林省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研究報告（征求意見稿）》（簡稱《吉林報告》）。此報告一經發布，立刻引發了多位經濟學家的批駁。于是，雙方你來我往，唇槍舌戰，好不熱鬧。

　　但客觀地說，在《吉林報告》發布之前，是我的博士導師、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教授王玉霞的《東北振興，請政府不要再添亂！》一文點燃了人們對東北經濟社會發展的重新關注。只是由于多種原因，《東北振興，請政府不要再添亂！》沒有得到有關部門的足夠重視。

　　在《吉林報告》里，林毅夫團隊以新結構經濟學和比較優勢理論作為其研究的理論基礎和政策建議的支撐點。此文，我不就其具體的政策建議展開評論（已有多位經濟學家就其“補短板”的政策展開了批評，如孫建波、盤和林、田國強等），而是要指出《吉林報告》背后的致命理論缺陷，進而，為東北振興提供一種更好的可能選擇。

　　一是新結構經濟學忽視了權力結構這個最重要的決定經濟發展的要素。當前，經濟學界的一個重要共識就是：制度在一國或地區的發展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如諾思、Acemoglu等）。而制度的背后是權力結構。

　　也就是說，權力結構決定了一國或地區的長期經濟績效。2012年，Acemoglu和Robinson在《為什么國家會失敗》一書提出了一個著名論斷：“同時滿足以下兩個條件的國家才可能走向成功，成為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和人民幸福之國：一是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權威，二是政治權力廣泛分布在不同的群體中，并得到有效制衡”。

　　不僅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發展歷史印證了這個論斷，中國的發展歷史也同樣是這個論斷的鮮活展現。從秦起到清亡，集權帝制滿足了第一個條件（戰亂時期除外），但缺失第二個條件，所以，中國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帝制時期，經濟未能實現持續、可觀的增長。民國時期，人民比較自由，有了一定的政治權力，但軍閥割據和日本入侵，使得第一個條件未能出現。解放后，從土改完成到1978年，計劃經濟體制下，第一個條件具備了，但第二條件卻徹底喪失，因此，經濟未能實現起飛。

　　從1978年，開始了改革開放。而改革開放，就其實質而言，都是對于權力結構的調整。通過開放和向市場、向企業、向社會、向地方政府放權、分權，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中國舊有的權力結構和權力格局，形成了新的政府與公民、政府與市場、中央與地方、國有與民營、政治與社會、國內與國外的權力結構，賦予了公民、市場、地方、社會一定的自由選擇權和發展權；并且，保留了強有力的中央權威。

　　這種新的權力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Acemoglu關于增長論斷的兩個條件，并從以下方面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騰飛：（1）有效地制約了來自權力的隨意掠奪之手，對財產權的尊重和保護開始成為社會主流意識，穩定的產權又極大地提升了人們對未來的預期，從而促使人們為未來儲蓄和投資。

　　（2）極大地釋放了市場本身蘊涵的發現商業機會、促進套利和創新、節約交易費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滿足多樣化需求等功能，促使13億人口進入市場尋找致富之道；釋放了蘊藏在中國人民體內的活力和創造力，促使他們為尋求更好的生活和更多的財富而努力工作、擴大投資、進行創新。

　?。?）賦予了中央很強大的經濟資源、宣傳資源、人事控制權、軍隊控制權，使其有能力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控制地方政府行為和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4）使發展主義成為社會的主旋律，促使地方政府為促進轄區經濟增長而展開GDP競爭。

　?。?）市場的競爭為企業發現比較優勢開創了道路，而對外開放又為大規模地利用廉價勞動力進行生產所釋放的產能提供了銷售之所；同時，對外開放也帶來了現代技術從而觸發中國后發優勢，還帶來了大規模組織生產的知識和遠程貿易知識。（6）分權后，在尋利的激勵下，資源從農村流向城市、從國企流向民企、從中西部流向東部、從國際流向國內，極大地提升了資源配置效率。

　　（7）來自中央政府的強有力宏觀調控和資源再配置，既保證了宏觀經濟環境和社會的穩定，也在某種程度上消弭了地方政府惡性競爭和企業惡性競爭所引發的負面影響。于是，經濟增長就成為一種因13億人追求財富的自然而然的副產品；于是，中國開創了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增長奇跡”。

　　而中國的區域經濟發展格局及其變化，也深刻地反映了權力結構及其調整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深圳等地區之所以能持續地繁榮，在于其形成了一個以市場主導配置資源的權力結構；而東北三省之所以在多輪救濟下仍走向塌陷，而不是振興，就在于東北三省的權力結構出了問題：歷史的積淀和改革的滯后，使得在東北三省，一直政府和國企主導了經濟社會發展，而市場和民營企業的發展則遠遠滯后。

　　因此，即便是在2004年后，中央政府多輪次大力救濟東北三省，在大量的投入下，仍然未能挽救東北三省于塌陷之中。也因此，王玉霞教授嘆息道：“兩個多月的所見所聞對東北現象有了切身的感受，我由衷地感到：觀念陳舊、制度僵化、各自為政、政府添亂是東北經濟衰敗的根本原因。”

　　到今天，在買方市場和全球市場的競爭下，一個以政府（包括國有企業）控制和主導資源配置的地區，其效率必然是低下的，其增長必然是不可持續的。但《吉林報告》中未能對此給予足夠的重視，并提出相應的對此。換言之，林毅夫的報告之所以引起嘩然和鄙夷，其根本是忽視了吉林乃至東北三省的權力結構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梳理吉林官僚體系”。

　　二是林毅夫的比較優勢理論本身就是有多個缺陷的。林毅夫沒有明白：其一，比較優勢的發現和利用都要以競爭性市場為基礎。事實告訴我們：沒有競爭，就不會發現誰具有什么樣的比較優勢（武大郎開店——矮子成堆，講的就是這個道理：都是矮子，你怎么知道世界還有高個？）；沒有競爭的壓力，人們或者地方政府就不會自覺地去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產業；而且，比較優勢的能否發揮也會受競爭策略和競爭對手的影響。

　　想想，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比較優勢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然而，為什么中國沒有發揮出這一比較優勢？原因就在于缺乏市場、沒有競爭基礎，使得企業、地區無法發現自身的比較優勢；而且，即便發現了，也沒有途徑去實現它、發揮它。

　　其二，比較優勢的企業和產業基礎是不容忽視的。比較優勢一定是建立在優勢企業和優勢產業上的。但企業的興起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而且，產業的興起是以企業的興起為基礎的，也就是說，產業的興起其實也是具有很大偶然性的（企業家精神、創新和企業的興衰本來就是不確定的）。

　　這一點，既可以從美國企業和產業的發展史看出來，也可以從中國的企業和產業發展史看出來。在美國，最初的比較優勢是土地密集型產業，而后，隨著福特汽車、通用電氣等制造業企業，美林、摩根和高盛等金融企業的興起，逐漸變為資本密集型產業；而后，隨著蘋果、微軟、google等智能企業和智能產業的興起，則轉變為智力密集型產業。而在中國，隨著阿里巴巴的興起，杭州形成了電商產業集群；隨著騰訊、華為的興起，深圳形成了智力產業，具有了智力比較優勢。

　　因此，林毅夫所說的“產業結構內生于要素稟賦結構”這一結論缺乏現實基礎，更多的，其實是內生于企業家的精神的發揮。其三，大國比較優勢的復雜性和多元性也是不容忽視的。中國是個大國，區域要素稟賦差異和發展程度巨大，由此決定了中國的比較優勢多元而復雜，既無法簡單地把中國的某一個區域的比較優勢劃定為勞動密集型產業，也無法簡單地以一種發展戰略去推進發展。

　　就東北的發展現實來看，東北之所以陷入塌陷，其基本邏輯是：改革滯后導致權力結構出了極大的問題，即政府和國企主導了資源配置和社會發展，而良序市場卻未能生成，亦缺乏自由空間；自由的缺失進一步抑制了企業家才能的發揮和民間資本的進入，這又導致對國有資本和政府的進一步依賴；對國有資本和政府依賴的加劇又會阻礙改革的推進、制度的扭曲、交易成本的提高和投資機會的缺失；然后，就呼吁中央政府對東北進行救濟和支持----即所謂的東北振興戰略；但這種振興是政府主導的，又會進一步加劇政府權力，扭曲市場之手。如此惡性循環，就導致10多年的振興，結局是事與愿違。但遺憾的是，林毅夫團隊未能看到這一點。

　　因此，要解決東北的問題，真正重要的是加快改革，調整其權力結構，減少政府和國企對于資源的壟斷，給予市場以自由，讓企業家群體去自由決策、去選擇所發展的產業；而政府則做有限政府，做好自己份內之事，約束自己的手，包括：搞好制度建設、減少尋租腐敗、減少釣魚執法、加快國企民營化、做好基礎設施規劃和建設、適當補貼一些優勢產業、加大人才引進力度等。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湖南科技大學經濟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