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許成鋼

　　世界上所有能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創新的首位一定是制度，而不是技術。強制推行技術創新而不管制度條件，意味著忽略創新中一個非常基本的問題：激勵機制問題。

許成鋼：相比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對中國更重要

　　創新對長期經濟發展的重大影響舉世公認。但創新從來不單純是技術的創新，尤其是對于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轉軌國家、歷經改革的國家，最重要的創新是制度創新。中國改革的前30年里，在從計劃模式轉軌到市場模式方面，在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績。其中最大的部分是制度改革，或制度創新。其核心是廢棄過去約束經濟發展的制度，代之以利于經濟發展的制度。

　　用市場制度代替計劃經濟，解散人民公社，開放吸引外資，擴大貿易，允許民營經濟大發展，取代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等等。這些“創新”的制度使資源得以大規模地優化重組，大大地減少了落后制度帶來的浪費和低效。從制度層面看，相比改革前的制度，如今中國的制度與發達國家的制度更為相近。

　　與發達國家相比，這些“創新”的制度可能并不新。但從中國自身來看，從發展中國家能夠發展的角度來看，與其他轉軌國家相比而言，中國的制度改革能走到這一步的過程、走法，都是創新。有些改革在當時舊制度的束縛下顯得非常大膽、冒險。沒有這些基本的制度創新，在落后制度的束縛下，絕大多數管理和技術創新都不會產生。今天，中國經濟面臨嚴重挑戰，其中尚待改革的落后制度是造成問題的根源。不改革這些制度，以行政方式大規模推動創新，不僅不會如愿以償，而且可能導致很高的風險。

　　粗看全世界的整體情況，技術創新對經濟發展有非常重大和基本的作用。但細看，則只有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才主要依賴技術創新。因為發達國家在制度上已經相當完善，從資本投入、人力投入、土地投入等投入的角度看，通過市場已經使資源配置達到相對完美的程度或均衡狀態，換句話說就是優化組合。

　　在此條件下，經濟再向前發展，只能主要靠技術創新。這就是產業革命以來，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處于制度和技術前沿領域的國家，在一百多年里走過的道路。但是，技術創新不僅需要承擔非常高的成本和風險，而且需要制度上的基本條件。

　　因此，世界上所有能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創新的首位一定是制度，而不是技術。包括19世紀末的德國、日本，戰后發展的以色列、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等。依賴足夠好的制度，這些國家和地區能夠在創新方面與技術的最前沿國家足夠接近。

　　但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面對的問題的性質不同。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是跨分支的經濟學中最大的問題之一。早在二三十年前，諾貝爾獎獲得者盧卡斯就曾經提問，為什么世界上有不發達的經濟？的確，按照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如果所有國家都是法治下有秩序的市場經濟，沒有制度上的差別，也沒有嚴重的自然災害和不可應付的嚴重疾病，那么它們的經濟發展程度應該趨同。

　　因此，不發達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是非市場制度或沒有法治的無秩序制度束縛了經濟發展。從發展中國家變成發達國家，必須首先消除束縛發展的制度，代之以有利于發展的制度。消除落后制度，采用先進制度，是一個艱難的創新過程。雖然作為制度創新的最終結果，與先進國家比較，可能沒有特別新。

　　如果認識不到制度的重要性，誤認為技術決定一切，忽視技術發展和創新的基本制度條件，以強制方式大規模推行技術創新，不但可能事與愿違，而且由于制度的原因，可能制造出巨大風險甚至災難。1958年“大躍進”時期的“技術創新”就是很好的教訓。當時畝產萬斤糧，其中也有所謂科學。

　　錢學森先生發表過若干篇文章，以“科學”方法論證，通過光合作用把陽光能量的一小部分固定為碳，即糧食，畝產就能達到萬斤、十萬斤，甚至更高。“大躍進”中類似性質的“科學”和“創新”層出不窮，是最終招致大災荒的一個重要原因。

　　強制推行技術創新而不管制度條件，意味著忽略創新中一個非常基本的問題：激勵機制問題。在談到創新時，如果講經濟現象、社會現象，第一個問題就是創新者為什么創新，他們的動力是什么？努力從事創新的人很多，動機更是不同。

　　有的人是為了好奇，有的人是為了名利，有的人是為了科學，有的人是為了商業。有的人的動機與投資者利益一致，而大多數人和投資者的利益并不一致。但是，幾乎所有的創新活動都是需要別人投資的。投資者為什么向某個創新項目投資？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是要做決定的。用什么機制來決定？這是一個要重視的問題。

　　第二，誰能創新。樂于從事創新活動，或聲稱能夠從事創新活動的人可以很多，可能有一萬人，十萬人，甚至一百萬人。但在他們中間誰真的想創新？誰能夠創新？怎么選擇？用什么機制選擇？在任何官僚體制里，選擇機制都有一些程序化的簡單辦法，例如看學歷、看學位、看過去的成就，等等。

　　但最有創新能力的人往往并沒有簡單規則可循。愛迪生沒有學歷，喬布斯學歷很低，馬云在創辦阿里巴巴之前也沒有顯目的成就，等等。如果按照通常官僚體制的方式選人，這些人才從一開始就被淘汰了。

　　第三，關于投資。誰愿意出錢，出誰的錢，賠了怎么辦？是自己的錢，別人委托的錢，還是用政府的錢，三個不同來源，涉及不同的激勵機制。

　　當大規模強力推動技術創新時，會有大量欺騙性的項目蜂擁而至。這些項目或明目張膽或遮遮掩掩，有主動干壞事的，有被動干壞事的，有原本是干好事后來變成干壞事的，等等。干壞事的人可以很多，而且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迅速增多，壓倒真正的創新者、企業家。這就是為什么大規模運動式推動創新令人擔憂。

　　我們一直在用一個詞，制度。制度是干什么的？制度就是用來應對上述這些問題的。在創新的過程中，選什么人、選什么項目，朝什么方向發展，出多少錢，怎么出，誰做這些決定等，都是制度決定的。不同的制度提供不同的機制。在一個有法治秩序的市場制度下，以上的絕大多數問題能得到較好的解決。

　　其中，政府維持市場秩序的作用有基本的重要性。但在多數投資決策上，政府的作用是間接的、輔助性的。這是因為，即便是在相當完美的法治制度下，不用市場機制，政府也無法有效解決上面提到的種種問題。

　　(本文作者介紹：香港大學經濟系教授、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