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牛華勇

　　改革本身就是在打破一些固有的利益和利益集團，但改革的過程也會形成新的利益和利益集團。因此一場成功的改革，經常不是對某一群利益集團的博弈，而是和一撥又一撥前仆后繼的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

利益集團總是在阻撓改革嗎？

　　我們首先需要關注一下“利益集團”這個詞，在中文的語境中，它經常被理解為一個帶有負面含義的詞匯。在英文的表達中，布坎南和塔洛克經濟學中所講到的“Interest Group”，是一個理性經濟人集合的含義，不見得有特別的負面意思。

　　每個人都是某個或某幾個利益集團中的成員。比如大學教授是一個利益集團，其主要的利益來自政府撥款和收取學費培訓費等，在經濟危機時，政府財政吃力，如果需要削減教育經費，他們就會是首當其沖的反對者。不過具體到人文學院的教授、商學院還有醫學院的教授，在同一個大學中，他們又會是不同的利益集團，經常會為在大學內爭取學科資源而內斗不已。在一個社會中，我們可以輕易地看到各種不同的利益集團，他們因為擁有在表達立場上的一致性和特殊優勢而被其他人群所熟知。

　　一個社會要解決兩個問題，才會進入幸福的狀態，一是如何創造更多的財富，二是如何分配創造好的財富。利益集團往往關心第二個議題遠勝過第一個，因為如果在分配中處于不利地位，創造財富就等于是在給別人做嫁衣。在分配上處于不利地位的利益集團，往往是改革的重要推動力，他們至少會期望在改革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而目前在分配中處于有利地位的利益集團，會傾向于維護現有的分配秩序，反對建立新的分配秩序，從而可能會抵制改革。

　　利益集團并非一成不變，利益在觀念和政策的變化下，可能會迅速地在人群中出現轉換，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轉型社會。加入WTO之前的中國，一方面經濟發展程度有限，另一方面無法用公平的游戲規則參與國際競爭。為了吸引外商投資，給予外商大量本地投資無法想象的優惠，無論是稅收、土地還是人力資源、政府服務，都能夠取得遠遠超過本土私人企業的投資條件，吸引多少外商投資企業經常會成為考核地方政府業績的指標之一。因此，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實際享有的是超國民待遇。但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私人企業崛起，改革后的國有企業話語權的增強，外資企業在中國的地位迅速從高處跌落，各種特別的優惠措施一項一項被廢除，其原有的競爭優勢，逐步喪失。

　　對于想要進行的改革，分為幾個步驟來進行。在改革的第一步，不觸動原有的利益，對反對或觀望的人群進行安慰，讓他們知道，改革不會傷及他們的利益。第二步要圈出一個合適的群體，積極支持改革、有動力改革的群體進行新模式“試點”。試點本身的目標，是希望通過小規模的試驗，測試新辦法的有效性，如果運氣好的話，建立起創造財富的新機制，形成示范效應。第三步就是通過試點的成功，進行更大規模的推廣，將相關做法擴展到更大的范圍。這時，改革初期的巨大阻力，往往會大大地下降，反對派因為看到了新做法的好處而成為新政策的追隨者。

　　中國大量的改革都是通過這種辦法實施的。我們所熟知的農村改革，政府先是默認部分地區農民分地的做法，再經過一兩年的觀察后，便開始大規模全國推廣。不同經營權下巨大的產出差距，讓農民爭先恐后地卷入分地的大軍，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城市地區也一樣，改革不是在上海、北京、廣州、武漢、南京、沈陽、西安、重慶等等相對發達的成熟地區展開，甚至都不是在一個大一點的中心城市展開——城市改革相對于農村地區，面臨更加復雜的局面。

　　中國的農民是一個毫無社會保障的群體，他們除了向政府上交本就不夠口糧的糧食以外，沒有聽說什么是公費醫療、養老體系或者單位福利。是真正的無產者，生活稍有改善的可能，他們便希望追隨。同時，作為農村地區最重要的資產，土地，具備穩定的物理形態，不容易成為有心人手中騙取資源的工具。

　　城市地區則不然，相對較高的生活水平、相對完善的保障制度給了城市居民更多的優越感。相對于農民，他們改革的意愿要低的多。因此，城鎮地區的改革，從一個荒蕪人煙的小地方開始，完全不影響原有城市的生產和生活，改革迅速打造出一個新城市發展的神話，轉眼就讓原有的一些反對和爭論，灰飛煙滅。深圳的標桿作用，化解了原來鎖在城市居民心中的鎖鏈，讓大家意識到，改革會給參與者帶來巨大的利益。從試點到大發展，不過只有二十幾年的時間，讓中國的城市都有了巨大的飛躍。

　　國企改革更是如此。國企改革是中國改革中最難啃的硬骨頭之一。曾經令人羨慕的國企，因為與市場需求的脫節、內部管理的低效，有很多逐步陷入了困境。但體制帶來的一些好處——安全感、較高的社會地位、更多的閑暇、社會福利等，讓國企員工沒有太多的改革動力。但私人經濟的發展，讓國企職工相對低位下降，尤其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競爭性的國企一次又一次地敗下陣來。在1990年代初期，虧損的國企占到國企總數的百分之七八十，大部分國企已經無法再為經濟和員工提供成長的基礎與動力了。

　　為了挽救自己的命運，各地國企進行了如火如荼的改革試驗，從承包制、租賃制，到股份合作制，再到股份制，為數不多的幸運兒，經過這一圈的折騰活了下來，成為改革的典范。還有一些因為控制了別人無法替代的壟斷資源，而得以改善業績。到今天，人們所看到的中國國企，不僅不再是虧損的代名詞，反而成為全世界利潤最高，增長最快的企業群體之一。2014年，《財富》全球500強企業的排行榜的榜單上，前十名中有三家中國企業：中國石化、中國石油、國家電網，而2013年全世界利潤最高的銀行，當仁不讓地被中國工商銀行摘取。

　　改革者也有他們自己的利益集團。改革是一個不斷深入的過程，第一個階段的改革者，在突破了原有的束縛之后，便有可能成為改革的受益者，從而在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時候，成為新的改革的阻力。因此，我們才有了“改革改革者”的命題。改革就是一個不斷地換取原有的利益集團釋放權利的過程。上個世紀末期開始，政府官員、國有企業、私人企業、外資企業，成為在一個舞臺上配合演出的不同角色，雖然戲份和角色依然略有不同，但畢竟可以合拍地出現在同一個劇本、同一個舞臺之上。利益的再平衡達成了較為平穩的一致性。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商學院院長，千燈湖產業金融高級智庫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