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秦朔

　　夢想的美和現實的悲劇交織在劉曉光身上。現在他告別疾病的痛苦走了，愿天堂里有夢，單純的夢，而再沒有委曲求全的周折。

　　每年元宵節前，在黑龍江省尚志市的亞布力鎮，都有一個以企業家為主體的亞布力論壇。去年論壇邀請我主持“變革中的中國房地產”分論壇，嘉賓有任志強、劉曉光、胡葆森、趙長甲、潘石屹等等。由于時間剛好和巴塞羅那移動通訊展沖突，我遺憾地放棄了。今年剛剛訂好去亞布力的行程，突然得到消息，劉曉光去世了。

　　劉曉光生于1955年2月5日，自2004年參加亞布力論壇，有好幾次在亞布力過生日。2012年那次，任志強給他點了碗長壽面，還寫了一首賀壽詩，詩曰：“人生剛半世，激情更軒昂。榮辱不需驚，成就自悠長。歲月有春曉，紅塵無虛光，自將事業留，未來繼輝煌。”劉曉光開拓的事業，無論是北京首都創業集團（下稱首創）還是阿拉善SEE生態協會，都將留存下去。但這個有夢想，有激情，有領導風范，平易又近人的好人，走的實在太早了。

　　我在第一財經工作期間，劉曉光多次參加我們的節目，如“中國經營者”、“波士堂”、“頭腦風暴”，也多次接受報紙的訪問，今夜重溫這些鏡頭和報道，不禁又想到他招牌式的質樸微笑，注重他人感受的說話方式，以及強烈的理想色彩和責任心。

　　和潘石屹、任志強的交道

　　劉曉光1970年15歲時到新疆參軍，當了5年通信兵，在部隊學的是發報。1975到1978年他在北京測繪儀器廠當車間主管，1978年考進北京商學院，本科畢業進入北京市計劃委員會商貿處，其間下到過企業鍛煉了兩三年，然后一直在計委，從副處長做到常務副主任。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計委在資源配置中的權力極大。劉曉光在第一財經節目中說過他在那時和任志強、潘石屹的相識過程。潘石屹做的是民企，在北京做房地產項目，到他那里想通過立項，一直等到凌晨2點半，“我心軟了，就在汽車的蓋子上給他簽了字。”任志強是西城區國企，“他來批項目，穿著解放鞋，挎著小軍包，我就說，你給我們裝備一些計算機吧。”傳說任志強拿著一臺計算機來找他，那是假的，但讓任志強的公司幫計委配計算機是真的，“機關和國有企業，就像左手右手，是一家”。

　　任志強的說法是，1984年劉曉光當副處長時，他想成立公司，那時開公司不是到工商局辦證，要政府先給你出個章，同意成立，再拿批件到工商局辦證。劉曉光就是負責蓋章的。他們就這樣相識，成為莫逆之交。

　　螃蟹機制

　　1995年，北京市政府把原來隸屬于計委、財政局、辦公廳旗下的很多經濟實體攏在一起，成立首創，涉及大大小小40多個門類100多家企業。劉曉光離開政府部門，擔任總經理。當時的“首創”，企業分散，無主營業務，無核心能力，無利潤，97億的資產盤子只有1億現金，“七個鍋兩個蓋”，蓋不住的最可憐的時候，賬上只有300萬元現金。劉曉光找銀行貸款1000萬元，確保能發出6000多人的工資，銀行行長對他說：“你要好自為之。”堂堂一條漢子，難受得想哭。

　　從1995到2015年退休，劉曉光一直在首創。他把首創打造成旗下有多家上市公司、有市場競爭力的新國企。劉曉光不認為首創有壟斷地位，因為它不像石油、電信、煙草那樣有資源的專營權，他說首創是有政府背景和信譽、但資源來源和經營手法都充分市場化的國有企業，首創土地很多，但都是一塊一塊向其他企業買的或者拍賣的，沒有一塊是政府給的。地鐵四號線五號線也是競爭得來的。

　　劉曉光2005年對第一財經說過：“首創成立得太晚，1995年土地基本上完全招標了，電力、燃氣、高速公路這些好資源基本沒有，想做就得自己去創造，但我想，即使是這樣，我還是不愿意走壟斷化道路，我是痛恨壟斷的，我是希望市場競爭的，如果不是市場化，這個企業也發展不到今天，它也不會有今天這種狀態，就是拿著望遠鏡，一塊塊去尋找草原，找到以后，用市場化手段和智慧把它拿到手，然后再推向市場，就是這么一個完整的過程。”

　　劉曉光在首創的作為有很多，我印象最突出的有兩點。一是通過合資或進入資本市場，將國企暴露在投資者眼皮底下，“或許這才是在體制上徹底解決問題的最好方式。”首創和摩根大通、新加坡淡馬錫、荷蘭ING、法國威立雅等成立了7家合資企業，發起了多只基金和上市公司，他說在政府官員和投資者之間，他一定會首先堅持對投資者負責，對公眾負責，對國際市場負責，“無論是資本市場還是銀行的資金市場，如果你做得不好，它立即會拋棄你，企業就死了，所以我肯定首先重視這一塊。”他說市場化的辦法并不會得罪政府官員，因為官員也能認識到管理經濟不能再靠強硬的命令，“虧損你也得干”，所以是可以溝通的。

　　第二個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劉曉光認為，國企最大的困難在于缺乏有效的體制機制。國企是從計劃經濟過渡來的，既是市場經濟細胞，又是政企不分的載體，“機制不靈的國企遲早要死，遲早的問題，不死也像個瀕臨滅絕的保護動物”。所以1997年他就著手建立企業經營者收益權機制，他稱為“螃蟹機制”——“凡是改制的企業，不管好的壞的，一律跟著我參股，中層干部沒錢，我說兩萬元錢也得參，不參你就走，連薪連股連在一起，這樣他更加關注企業，中層干部多的一般有四五十萬股，少的有三四十萬股，等于是一個螃蟹一樣地勾起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憑著強烈的市場意識和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劉曉光創立了首創模式，2015年退休后他說，“我60歲估計干了別人120歲的事，我做過7個上市公司，做了很多融資活動，這種激情我一直保持著，腦子里老想著我還是40多歲，還是想干這個干那個，還有雄心壯志。我覺得人的生命很短暫，要在自己有限的生命里做得更好，更完美。”

　　發起了阿拉善項目，被關進籠子里

　　馮侖說，劉曉光這一生，如果墓志銘上只有一句話，不是首創，而是阿拉善。

　　2003年秋天劉曉光第一次來到內蒙古最西端的阿拉善盟，看到嚴重的沙漠化場景，他跪地發愿，要做一件從防治阿拉善沙塵暴開始、保護中國生態環境的壯舉。“我給100多個中國企業家打電話，有80多個響應了。王石派秘書來探，說如果是300萬元以內的慈善就支持一下劉曉光，我說不是300萬，只是100萬，但要做10年，每年10萬。”

　　王石要我在北京萬科總部參加過阿拉善的會議，去體會最牛的一批企業家如何用制度“治理”一項事業。怎么發言，發言的順序和規矩是什么，怎么選舉，怎么定章程，他們從這些最基本的問題出發，爭得不亦樂乎。劉曉光是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的創始會長，馬蔚華是首任監事長，劉曉光到馬蔚華那里串門，被拒絕，因為監事會是獨立的，“會長不能又來摻乎監事會的事”。

　　馮侖說，阿拉善機構的歷史，就是用自治和多數人有序參與的方法管好一個組織的歷史，劉曉光原來要按照自己的劇本既導又演，經過多年博弈，用了各種辦法，終于把他“關進籠子里”。

　　馮侖說：“多數人的意見是必須選舉，創始會長要和所有人一樣，只有得票足夠才可以當選，沒有例外。這個時候劉曉光似乎已經習慣了被否定，欣然接受這個意見，乖乖地每次都來參選，而且每次都很認真地準備、發言、拜票。劉曉光在他既不當會長也沒有權力來改動章程的情況下，仍然親力親為每一次重要的活動，而且堅持親臨阿拉善第一線，在現場頂著烈日、迎著風沙，參與種梭梭、收小米。這樣一個被‘關在籠子里’的創辦人，終于贏得了所有人發自內心的感動和愛戴。”

　　“紅血商人”的辛酸

　　當計委副主任被人求，做企業去求人；當官早批晚批一個文件差不多，做企業一刻都不能掉以輕心。劉曉光經歷過難忘的過程。

　　“壓力最大的時候真想跳樓！當時一只基金上市的前兩天還有2000萬募集資金沒有湊齊，花了上千萬的費用，5.4億基金也沒有募集到，那怎么回北京交待？”看著香港維多利亞海灣，他一支接一支吸煙，甚至和團隊開玩笑，“你們先跳，我也跳。”

　　“最痛苦的時候我看兇殺片，這是一個英國人教我的。看兇殺片轉移視線，另外學會自己的控制力，當我們最痛苦的時候只有幾點到幾點想這個問題，除了這半小時之外就不去想。”

　　劉曉光有過很多遺憾。無論是2004年他提出拿出150億元資金，派出150個人，奔赴150個城市，拿下150塊地，還是嘗試對首創進行所有制改革，與美國KKR和黑石合作，這些事都沒有做成。

　　劉曉光喜歡畫畫寫詩，2006年寫過“國企難在哪”，詩中有這樣的句子——“政府與企業爭利，違背了市場規律”；“企業不是隨意擺弄的對象，不是利益團體‘尋租’的溫床”。他說過，“僵化的體制對已經成才的人是一種壓抑，對于沒有成才的人可能帶來一種毀滅。”這個戴著鐐銬的舞者，最終把情感都投入了阿拉善。

　　眾所周知，劉曉光在2006年曾因北京市原副市長劉志華一案，被紀委帶走協助調查，68天后才重回公眾視線。扳倒劉志華的是郭文貴，劉志華擋了郭文貴盤古七星這個項目（當時叫摩根中心）的道，郭文貴沒錢，一直不開發，土地被政府收回重新拍賣，首創集團和廣西陽光股份有限公司聯合競得。郭文貴要報復劉志華，依靠國家安全部官員馬健的幫助，策劃了“視頻丑聞”，錄了劉志華的像進行舉報。劉志華被帶走調查后，劉曉光也因為和摩根中心的牽扯被調查，此后首創公告退出摩根中心。

　　上世紀80年代曾有一本叫《藍血十杰》的經管類圖書很暢銷。劉曉光曾說，我想改成“紅血商人”，我經歷的事情比較多，我一定要把它寫出來，但是我要等待好時機。他的朋友們都很希望把這段委屈的歷史寫出來，但不可能了。

　　重溫第一財經當年對劉曉光的電視訪問，他說的兩句話讓我特別觸動，一句是，“什么是企業家精神？有夢想，有實現夢想的辦法，就是企業家精神。夢想最美。”另一句是問他喜歡劉邦還是項羽，他說：“我喜歡項羽，氣吞山河。”

　　夢想的美和現實的悲劇交織在劉曉光身上。現在他告別疾病的痛苦走了，愿天堂里有夢，單純的夢，而再沒有委曲求全的周折。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