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者 雪珥

　　中國當下所面對的危機，無論是經濟危機，還是治理危機，從列強諸國的現代化進程看，都有相當的共性，不必大驚小怪。我們只是需冷靜承認，自己并沒有什么所謂的“后發(fā)優(yōu)勢”，人家當年跌落的坑，咱一個不落，全部跌落進去。

霧霾，打碎中國“后發(fā)優(yōu)勢”幻想

　　今天談霧霾，霧霾會不會散？天下沒有不散的霧霾，關鍵還是什么時候散。

　　前段時間，我在北京陪有關部門的領導去視察了一家非常非常低調的企業(yè)，出乎我的意料。他們搞的生物制劑已經可以在沼澤地里種莊稼，可以吃掉海面上漂浮的原油，可以對包括受污染的油砂進行處理，處理之后可以把石油浮在面上，吸出來的石油還能夠繼續(xù)使用，這家企業(yè)就在咱們北京。

　　美國政府邀請這家企業(yè)的老板移民美國，并且告訴他只要你開清單，你有多少人要帶走都能帶得走。但這家企業(yè)拒絕了，當然他有一個更大的考慮。這個企業(yè)不僅是環(huán)保產業(yè)的企業(yè)，他有一些技術已經運用于軍隊，非常地實用。我想在今后的幾年當中，像這樣的企業(yè)實際上會越來越多，這是我們中國轉型的希望所在，也是我們在討論今天這個霧霾會不會散我們的信心所在。

　　乾隆時期，人口劇增曾導致自然災害頻繁

　　其實在歷史上，古今中外來看，環(huán)保和發(fā)展的問題一直是存在的，并不是到了當下才出現這樣一個新的問題。

　　從乾隆時代，咱們中國的經濟是世界上最大的GDP，達到頂峰狀態(tài)的時候咱們就面臨著非常嚴重的環(huán)保問題。在乾隆盛世的時候，中國各方面的自然災害出現的概率非常高，而這個背后很大的一個推動原因是人口的劇增，中國人口從1億到2億花了多少時間？花了78年，從2億人口到3億人口花了28年，從3億人口到道光年左右的4億人口花了44年，所以中國的人口是劇增的，但當時的糧食畝產根本就跟不上，中國人均的糧食只有400多斤，遠遠低于漢代時候的900多斤，我們靠什么？一方面靠農業(yè)技術的改進，另外一方面靠大規(guī)模的拓荒，而大規(guī)模的拓荒之后引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災難，這就倒過來了制約了中國的糧食生產，所以中國那時候的人口一直維持在4億左右，再多的話就可能爆發(fā)一些新的波動，實現了某種程度的平衡。

　　美國的環(huán)保問題也一度非常嚴峻

　　同樣，在我們經常要提起的美國，在美國現代化的轉型過程當中，在美國的發(fā)展過程當中，美國的環(huán)保問題也是一直非常嚴峻的。在1930年代，美國的沙塵暴已經到了無法容忍的地步，長達10年的時間美國被沙塵暴所困擾，尤其在1934年的時候，美國爆發(fā)了最大規(guī)模的沙塵暴，那個沙塵暴的規(guī)模有多大？它的寬度、整個幅度是2400公里×1400公里這么一個范圍，高度有多少？有3公里高，所以這個在美國歷史上是非常著名的“黑沙暴事件”，這個環(huán)境的污染直接導致了、促成了或者加劇了美國40年代大蕭條的慘狀，也是羅斯福總統(tǒng)在搞新政的時期進行改革的重點。所以美國從那個時候開始，從1936年開始，推出了“土壤保護法”，開始大規(guī)模的種樹，所以到了1936年的時候終于盼來了雨，就像咱們在北京，老是盼著起風，當時的美國老是盼著下雨，只有下雨了美國人才能呼吸到新鮮的空氣。

　　美國如此，老牌帝國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英國也同樣如此，這個大家都比較熟悉了。隨著北京霧霾的加劇，我們現在把北京的霧霾和倫敦進行對比，倫敦在1952年所爆發(fā)的最大的一次霧霾，直接殺了4000多人，比咱們北京要厲害得多了，我看微信圈里面咱們有很多朋友在傳，當年倫敦的照片與現在北京的照片相對比，的確非常非常的相似。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歐洲，歐洲咱們經常去旅游，你看見萊茵河現在多么美，但你想想幾十年前萊茵河被西方人稱為“歐洲的公共廁所”，那個時候住在河邊是一場災難，但現在經過這么多年的治理，萊茵河已經變得非常的美麗。

　　中國的環(huán)境問題，并不是一小撮人破壞的

　　我為什么講這些？實際上從我對改革史的研究過程當中來看，可能在現代化的轉型過程當中，隨著經濟進一步的發(fā)展，重現某種程度的環(huán)保問題，是一個伴生現象，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它是必然的，但是從歷史統(tǒng)計來看，從統(tǒng)計的角度來看，它這種現象的伴生性還是非常強的。

　　中國人現在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了，我們是不是一定會比美國人更聰明，更有智慧，會不會比英國人更有智慧，會不會比我們乾隆時期的我們的前人們更有智慧？未必，我們不要太高看自己。所以某種程度上我們現在所遭受的生態(tài)和環(huán)境的問題，我覺得也是我們發(fā)展帶來的一個伴生的問題，在30多年前有誰會在乎這些。

　　當你一無所有的時候，你可能只是想能夠有一個更穩(wěn)定的飯碗，能夠有一碗更可口的飯，但當我們現在都解決了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考慮更多的是更高層次的問題，比如環(huán)保。出現我們對環(huán)保的顧慮、焦慮，甚至憤怒，這本身是我們社會進步的一種表現。

　　中國古代講叫“海晏河清”，歷代統(tǒng)治者追求的是海晏河清，有政治穩(wěn)定上的，也有環(huán)保上的。中國古代又講“圣人出，黃河清”，只有圣人出來了黃河才有可能治理好。實際上在我們中國的當下，能不能治理好霧霾跟歷史的規(guī)律還是一脈相承下來的。

　　所以，環(huán)保和生態(tài)的問題可能是社會轉型的一種常態(tài)，亡羊補牢為時未晚，我們既沒有必要把現在環(huán)保的問題上綱上線到某種甚至可能和意識形態(tài)相關的，因為這個是我們全民的選擇，不是一小批人的選擇，是我們全民共同的選擇，不是說一小搓人、一小批人就能夠把咱們那么大一個環(huán)境給破壞了、給污染了。我們每個人都在里頭是有份的，我們是施害者，我們也是受害者，不要把責任都推給別人去。中國人民有一個傳統(tǒng)，我們愛把所有的罪過、所有的錯都推到別人身上去，這是英國人在200多年前到中國訪問的時候就已經注意到了，說中國人民愛把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歸咎于政府。實際上我們出了這個會場就能夠呼吸到這30多年來自己給自己帶來的成果，這也是成果之一，所以在享受勝利的甘甜的時候也要品嘗外面霧霾的痛苦。

　　更重要的是，我們發(fā)現問題之后要趕緊行動起來，不僅是亡羊補牢，也是一個新的經濟轉型的契機。我剛才開篇就說了，我們中國已經出現了一些新興的產業(yè)，很多企業(yè)家，你在這方面有沒有進行考慮、有沒有開始投資，政府官員尤其是政府的智庫成員，政府轉型當中環(huán)保的需求、生態(tài)的需求，不僅是為了補原來我們缺的課，可能也是我們新的發(fā)展的機遇。就如我剛才講的案例，他那家企業(yè)已經在加拿大、西非大規(guī)模的開始幫人家的油田清理原來已經被污染的油砂，從油砂里頭重新提煉出來分離出來的原油所獲得的收益，大大超過他為了治理這片區(qū)域所花進去的成本，這還是獲益的，哪怕是為了把那個環(huán)境重新恢復到之前的狀態(tài)，對于全民來講也是一個巨大的福利，更何況還能掙錢。

　　我覺得在咱們接下來的經濟轉型當中，環(huán)保問題的背后是經濟轉型的問題，而經濟轉型的背后可能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職能轉變的問題，就是政府究竟應該提供什么樣的服務，原來我們的政府大量的直接從事經營，現在我們也在轉型，試圖更多的在公共服務的提供方面發(fā)揮更大的作用，這些方面我們樂見其成，當然征途是非常漫長的。

　　這個轉型期對政府的執(zhí)政能力是一個艱難的考驗，無論是我們提到的美國也好、提到的英國也好，他們都是在出現了大問題之后開始想辦法去補救，而我剛才提到的乾隆時代，咱們中國在上一輪世界頂峰的時候，在這方面我們的舉措是無力的、是乏力的，所以我們不能排除在后來國運的衰退，與我們在這方面的無能為力或者不作為或者軟弱也有一定的聯(lián)系。

　　在新的這一輪的轉型當中，政府究竟能不能在以治理霧霾、治理環(huán)保為特征的方面體現出相應的執(zhí)政能力，這個實際上我覺得就是三中全會講的，咱們提到所謂的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中國一直在講“四個現代化”，從1978年開會一直到現在，咱們講“四個現代化”，現在提出來了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中國大量的問題，我研究經濟史、改革史，感覺世界各國改革大量的問題實際上不是意識形態(tài)的問題，而是管理技術的問題，國家管理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門技術。

　　35年來我們接受了企業(yè)管理是一門技術，企業(yè)家們愿意花幾十萬到商學院聽課去，但是我們還沒有形成一個普遍的共識，國家管理、國家機器的運營，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門技術，而這門技術可能最先體現在把我們的環(huán)境給治理好，所以我們還是要指望政府職能的轉變。這個在今后數年當中，咱們拭目以待，樂觀其成。

　　(本文作者介紹：澳大利亞華裔，中國改革史及戰(zhàn)略史學者。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系研究院研究員、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學術顧問、多所商學院EMBA授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