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林毅夫

　　放慢經濟增長速度來換取環境改善，這個說法不太成立。因為如果我們放慢經濟增長速度，那意味著我們進入高收入階段的時間要延長，如果我們不進入到高收入階段，就沒辦法把我們的產業結構變成以服務業為主。

林毅夫：放慢增長改善環境不可取

　　自2010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一直下滑，今年第一季度增長率只有7.0%。持續這么長時間的增長速度下滑，我認為有機制問題、體制問題，也有結構問題，但其實更多的是外部性因素。既然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因素為主，政府就應該有穩增長的責任。

　　在這方面中國有很大政策空間：一方面，中國在投資資源上相對好，因為政府的財政赤字比例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是相對低，另一方面，我們貨幣政策的空間很大。把這些政策空間用起來以后，我們應該有能力靠投資來啟動經濟，而且投資了以后，創造了需求，創造了增長，也創造了就業。有了就業以后的話，那收入增加、消費的信心也會增加。投資跟消費增加的話，我相信保持7%左右的增長，而且力爭達到7%以上，應該是完全有可能的。

　　目前存在三個似是而非的誤區

　　這些條件非常有利，問題是你能不能把那些有利的條件用起來。比如說一個千萬富翁，即使他有很多錢，如果不吃飯的話，他也會餓死。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的。因為在前段時間里面有很多討論，似是而非的討論。這里面我舉幾個例子。

　　比如一般人認為中國不應該再搞投資拉動了，應該改成消費拉動，因為他們簡單地把投資拉動等同于產能過剩，投資拉動是不是一定就產能過剩呢？我們現在有一些產能過剩的行業，大家知道建材行業、鋼筋、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確實有產能過剩。

　　這個產能是因為改革開放之后的增長是9.7%，1979年到2014年，現在變成了7%左右，那產能過剩就出來了。但問題是你是不是不再去投資鋼筋水泥了？當然不，我們可以投資產業升級，我們可以投資那些基礎設施。所以簡單把投資等同于產能過剩，這是不合理的。而且從某種角度來看，反而要投資一些產業升級，跟我們處于瓶頸狀況的基礎設施，產能過剩的行業反而會減少。

　　第二個似是而非的觀念就是霧霾，認為我們的霧霾嚴重的原因是經濟增長快，這是似是而非的觀念。在1979年的時候印度的人均GDP比我們高30%，現在的人均GDP連我們的四分之一都達不到。他霧霾的程度一直比我們嚴重，所以并不是說把經濟增長速度放下來了，霧霾就會減少。不能說經濟增長的速度跟環境沒關系，但這不是根本問題。環境污染跟發展結構有關系。

　　如果產業以制造業為主，制造業的能源使用密度高，排放密度也高，相對于在農業耕種階段的時候，以及在高收入階段以服務業為主的時候，環境壓力就大。在老牌工業化國家，如英國、德國、美國，當他們處于我們這個發展階段的時候環境也很差。新工業化國家，如日本、韓國、臺灣，在這個發展階段的時候環境也很差，因為這是產業結構造成的。在這種情況下的，我們還有一個不利的因素，能源結構以煤炭為主，再加上地方監管不利，這三個因素疊加導致環境惡化。

　　但是我們能改善的是加強監管，加強監管會有幫助，能緩解，但不能根除。放慢經濟增長速度來換取環境改善，這個說法不太成立。因為如果我們放慢經濟增長速度，那意味著我們進入高收入階段的時間要延長，如果我們不進入到高收入階段，就沒辦法把我們的產業結構變成以服務業為主。　　

　　第三個似是而非的觀點就是基礎設施的投資，在2008年的以后，我們投了很多基礎設施，發展了基礎設施，但在這段時間里面，我們的投資回報率下降。就有一種觀點認為，政府既然做基礎設施投資回報率差，就不應該做。我覺得有幾個方面，第一，基礎設施投資回報周期長。

　　第二，基礎設施回報是長期的項目，如果是一般的制造業就是十年。第三，基礎設施的投資很多都是外部性的，比如基礎設施的改善，供給的時間減少了，企業的交易率就下降了。汽車的輪胎折損少了，企業的回報率就多了。所以基礎設施的回報跟一般的民間產業回報有必然的聯系。即使你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還會發現一般的基礎設施回報比一般的產業回報低，這種情況下政府該不該做？如果你要民間去做，你要給他壟斷力度。

　　但是我們知道如果你給民營企業在基礎設施上面有壟斷的話，那對經濟發展不好。如果說不給他壟斷，民營經濟不去做，那政府該不該做，如果政府不做，你會發現基礎設施的欠債就非常多，民營企業也發展不起來。

　　實際上這就是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發生的問題，八十年代以后在華盛頓公識，新自由主義的思潮下，當時就認為既然基礎設施是經濟活動，經濟活動就由企業來做。結果發現只有一種基礎設施民營經濟很積極，就是移動通訊系統，其他的基礎設施基本沒人做。

　　所以今天你到發展中國家去，不管是拉丁美洲還是南洋那邊，都是基礎設施欠債。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基礎設施應該做，而且應該政府來做。什么時候做最好？如果政府該做的話，是在經濟發展很好的時候做好，還是在經濟疲軟的時候做？在經濟下滑的時候，政府來搞基礎設施是最好的時候。其實我在世行當首席經濟學家，2009年創造了這個觀點。

　　現在國際上有了這個共識，新出的《世界經濟展望》中專門有一章來討論，其實這是中國的經驗。國內還有不少人認為，按照經濟回報率，說政府不應該做。我想這是妨礙我們在利用有利的資源來做穩定增長反周期的一些觀點。

　　那么在做反周期的時候政府可以做的是基礎設施，我很高興4月30號證監局會議做出了對當前的經濟情況的議題，基本上就主張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大家要支持消費等，我想這些措施是很積極。如果把這些措施都用了，把我們能發揮的空間都用了，那維持7%的增長是有可能的。

　　(本文作者介紹：著名經濟學家、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