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蔡昉

　　過去我們獲取人口紅利的主要手段其實是借助了城鎮化，特別是農民工從農村、農業這些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城市和非農產業，這是一個重要貢獻，未來如果還能繼續保持下去，我們還可以得到經濟增長的動能。

城鎮化是中國經濟增長新動能

　　當前，世界各國形勢都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特別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其很可能會對經濟全球化產生向后拉的動力。

　　這個動力到底能不能把全球化往后拉？我們不知道，但至少我們可以一方面盡己所能地推進全球化，另一方面做好我們的事情。這對于經濟學家來說有兩點，一是實現經濟拉動力向內需轉變；二是要進一步挖掘供給側的經濟增長因素，清除舊的障礙，所以我把新經濟增長因素看作新的經濟增長動力。

　　城鎮化是獲取人口紅利的主要手段

　　中國經濟到了這個發展階段，我們的經濟增長就不會在原來那個量級上了，在2010年之前我們測算的經濟潛在增長率應該在10%左右，總體上實際增長速度有波動，但長期趨勢也是在10%左右。

　　2010年的人口普查顯示，中國人口紅利已經在消失，因此在“十二五”時期我們測算的潛在增長率是7.6%，事后也證明我們的實際增長速度是7.8%。按照我們現在的測算，如果沒有別的因素，改革紅利還沒有充分顯示出來的情況下，今后五年規劃期間大概是6.2%的潛在增長率，盡管這樣，我們的實際增長率也仍然在我們的潛在增長率之上，因此我們現在沒有通脹，也沒有周期性失業的發生。但我們還是要探討有什么方式能夠讓我們保持中高速，能夠比靜態測算出來的潛在增長率更好一些，這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認為城鎮化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領域。

　　有很多人認為經濟增長還會回到原來的水平上，或者說我們現在遭遇的還是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他們會問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歷史上其它經濟體在我們這樣的人均收入水平上都沒有減速，還會保持很長時間的高速增長，為什么我們在人均收入水平這么低的情況下（相當于美國的20%）速度就要降下來呢？我想主要是判斷經濟發展階段時不能僅僅依據人均GDP水平，還有一個重要指標是人口結構，要看人口結構究竟有利于經濟增長，能夠創造人口紅利，還是可能會產生人口負債，成為阻礙經濟增長的因素。

　　我們用人口扶養比和東亞幾個先行國家做比較，即15歲到59歲生產力強的人口能夠支撐的依賴性人口（15歲之前以及60歲之后）情況。扶養比下降比較低的時期很自然就是人口紅利比較充足的時期，反過來就意味著人口紅利在消失，人口結構變成了食之者眾，生之者寡。2010年進行人口普查時，總體來說扶養比正好下降到了最低點，在這之前是不斷下降的人口紅利沖突，到了最低點之后就迅速上升了。歷史上日本大概在1970年開始降到了谷底，但它沒有立刻上升，直到20年之后才上升，因此維持了高達20年的較低的人口扶養比。新加坡、韓國人均收入目前比我們高很多，但他們的人口扶養比的變化趨勢跟我們幾乎是一樣的，也就是說，我們在較低的收入水平上達到了比較高的老齡化程度，比較早地喪失了人口紅利。

　　過去我們獲取人口紅利的主要手段其實是借助了城鎮化，特別是農民工從農村、農業這些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城市和非農產業，這是一個重要貢獻，未來如果還能繼續保持下去，我們還可以得到經濟增長的動能。

　　城鎮化將為我國提供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和源泉

　　另外，新型城鎮化可能還有一些新的經濟增長源泉。下面，我們分析的是改革時期傳統城鎮化如何為經濟增長做貢獻，今后其貢獻方式將如何發生變化。

　　一、城鎮化主要是勞動力從農村轉向城市，給我們帶來了充分的勞動力供給，勞動力供給也是重要的生產要素，不會構成經濟增長的瓶頸。農民工一直在城鎮就業，但它過去并沒有被統計在城市的就業人群里，現在這部分人占的比重逐年增大，已經是穩定的在城鎮就業的人口了。

　　為什么過去不統計農民工，現在統計農民工呢？因為城鎮對勞動力需求越來越強烈，勞動力短缺現象越來越嚴重，農民工在城鎮就業也就越來越穩定、越來越持續、時間越來越長。無論在住戶調查還是企業調查中，都越來越把農民工當做城市就業者。很顯然，農民工和向城市轉移的農業勞動力成為了勞動力供給的重要因素。

　　二、我們知道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是資本積累，因為資本回報率比較高、儲蓄率比較高，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才有這么大的貢獻。農民工或城鎮化為什么能夠做到這一點？在供給側，如果人口扶養比，食之者寡，生之者眾，能夠把更多東西儲蓄起來形成投資，與此同時勞動力無限供給、資本報酬遞減現象不會過早發生，因此資本回報率也較高。目前的非戶籍人口，也就是城鎮化的新移民，他們具有更年輕、更具生產力的人口年齡構成，由于有了他們，我們整體城市的年齡構成更加合理，因此變得更有利于資本積累和資本回報率。

　　三、城鎮化對人力資本的貢獻表現在，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中來，不僅從數量上而且在質量上都對勞動力群體做出了貢獻，也就是說他們貢獻了人力資本。總體來算，農民工比城市本地戶籍勞動者的受教育年限還是要低一些的，但由于進城的農民工大部分集中在相對年輕的群體中，而這些相對年輕的農民工和城市中年齡偏大的那部分勞動者來比較，受教育程度就高了，因此當他們進城替代了逐年退休的那部分年老的城市職工，城市的人力資本也得到了改善，因此我們說城鎮化對人力資本的貢獻也是非常明顯的。

　　四、經濟結構的變化和城市化，說穿了其實是一個“庫茲涅茲過程”。庫茲涅茲是美國的一位經濟學家，他認為整個資源流動的過程就是逐漸向更有效率的部門和地區配置的過程，因此整體生產率就會隨之提高。在過去幾十年里，農業勞動力比重和數量都在迅速下降，但是如果看統計年鑒會發現我們還有29%的人口在務農。實際上，如果你到村莊里，至少到縣城里看中國經濟，你就知道農村哪怕一個在40歲以下的勞動力，都很難找到。

　　因此重新估算后我們發現目前只有19%的人口在務農（比較保守的統計），其他人都在非農產業，因為我們的估算和官方統計有一個差額，但不知道我們算的比官方統計多出來的這部分人應該放在第二產業還是第三產業，所以我把他們單獨列出來，正常的年份這部分人是在第二、三產業中，如果城市遇到不好的宏觀經濟形勢，需要他們退回去，他們就會又回到農業生產力的蓄水池里。但農業越來越機械化了，因此這部分人越來越回不到農業中去了，他們已經穩定地從事非農產業了，這個過程就意味著這部分勞動力的重新配置，就是我們生產力提高的重要源泉，所以我們說它是“庫茲涅茲過程”。

　　不能僅靠改變行政區劃來實現城鎮化

　　現在我們想把中國目前城鎮化推進的方式、具體渠道做一個分解，來預測未來城鎮化的趨勢。2010年的數據可以表明今年的情況，因為它最豐富。我們會看到城鎮化的源泉，也就是城鎮人口的增長只有16%來自于城市自身，我們把它叫做“自然增長”，其它的84%都是“機械增長”，即從非城市地區遷入的，這里面26%的人是農民工。還有5%的人口，從農村轉到城市的同時也得到了城市戶口。農民工是沒有得到城市戶口的。貢獻最大的53%的部分，這部分人口不是庫茲涅茲的過程，我們把它叫做“就地轉移”，工作性質沒變，居住地沒變，但因為行政區劃的變化，比如過去一個地方叫“鄉”現在叫“鎮”，人的身份可能就隨之而變，這部分對城鎮化有很大一部分的貢獻，但是這部分的貢獻有一定的虛擬性，并沒有真正的“庫茲涅茲進步”，只是人身份的改變而已。

　　因此真正有意義的是農民工這部分，農民工26%的貢獻率如果繼續持續，我們城鎮化就具有可持續性。據此我們預測一下未來的城鎮化。目前城鎮化率是56%，到了2020年大約是60%，但到了2030年的時候就減速了，按照現在的預測只有67%，即使這樣減速了的城鎮化也需要依靠每年幾百萬到上千萬的農民工繼續從農村轉向城市，我們把這部分人口叫做“農業轉移人口”。

　　這部分人口的趨勢如何？2014年時這部分人口已經到達了峰值，從去年開始它已經是負增長，農民工的增長速度也就會下降，城鎮化也會有減速的趨勢，因此我們需要推動城鎮化，需要進行改革，改革可以得到及時的改革紅利，也就證明，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加快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就可以提高城鎮化的潛在增長能力。

　　我們前幾年做了一個模擬，在2011到2020年期間，如果每年非農產業勞動參與率（勞動率供給）能增加1個百分點，對應這個時期的潛在增長率會增加0.88個百分點，幾乎是1：1。同樣地，如果全要素生產率的速度提高1個百分點，對應的潛在增長率幾乎也會增加1個百分點，因此這兩項改革是可以帶來真金白銀，實實在在顯而易見的改革紅利。

　　現在要推進改革，我想應該做三件事情：

　　一是真正認識到改革是有改革紅利的，改革和增長不是此消彼漲，有此無彼，而是改革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至少戶籍制度改革是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二是即使認識到改革能夠帶來紅利，但這個紅利能夠得到嗎？戶籍制度改革的成本已經確定了，目前來看，城市政府一定要承擔這項成本，但它帶來的改革紅利對潛在增長率的提高是不是能夠完全排他性地被當地城市政府獲得呢？不一定，因此改革成本和改革收益變成了不對稱的東西，這時候必須做出恰當的制度安排，讓大家分擔改革成本，分享改革紅利，預期明確才可能推進改革。

　　最后我們應該看到，戶籍制度的改革也是一樣，要把目標定在機制體制的變化上，而不要用指標來考察它，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必須著眼于讓真正意義上的資源重新配置，推動城鎮化獲得改革紅利。

　　（整理自作者在2016經濟學家年會夏季論壇上的演講）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