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陳功

　　現在的新絲綢之路已經面臨最后的時刻，美日的行動有可能進一步升級。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所面臨的地緣形勢壓力，將不僅只限于東南沿海地區，只限于TTP協議、南海沖突、釣魚島問題所構成的壓力，其新的壓力爆發點可能來自于中國的西部邊疆。

　　新絲綢之路是聯合國推動的大型發展中國家開發計劃，在中國也稱之為“絲綢之路經濟帶”。

　　“一帶一路”與“新絲綢之路計劃”相比，存在若干明顯的差異：“一帶一路”是吸納了“新絲綢之路計劃”若干重點的大型區域計劃，理論上也是國家所主導的大型地緣政治、地緣戰略的解決方案。就這一點來說，“新絲綢之路計劃”與“一帶一路”計劃是相同的。但在這些大型區域計劃的操作、定位、目標和方向的追求方面，則有著巨大的差異。

　　具體而言：第一，“一帶一路”計劃以項目為主。現在所看到的，東盟國家市場所推進的各種項目，均為高鐵和基礎設施方面的項目。第二，“一帶一路”計劃的實際落地是項目市場。所有的政策努力，包括國家外交在內，重點都是為了考慮和協助項目市場的推進，至于其他方面的進展微乎其微。

　　第三，“一帶一路”計劃所推進的各種項目，僅僅局限于少數產品，如高鐵和核電站。這些央企獨占領域的產品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并不明顯。第四，框架性的目標基本含糊其辭，反而引發了普遍的擔憂。“一帶一路”計劃在宣布之時，語帶含糊的提及少數框架性目標，但此后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這些框架性的目標被避而不談，導致市場日益演化為一種大型產品項目的推廣活動。

　　第五，資源投放散布于一個從歐洲到亞洲的相當分散的領域，哪里都是“一帶一路”，資源投放呈現出一種“撒沙子”的狀態，分布的范圍幾乎遍及世界各國，資源投放的效率必然有所減低。

　　對于“一帶一路”與“新絲綢之路計劃”的這些明顯差異，當然也有基于現實的考慮。比如成熟的項目、成熟的產品，在理論上比較容易獲得市場接受，而以一個區域共同市場為主要目標的大型解決方案則難度會大很多。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兩個不同解決方案的效益同樣也是不能相提并論的，項目市場能否贏得經濟效益總是具有可行性方面的風險、市場競爭的風險、以及受到國際政治普遍干擾和挑戰的風險。而大型地緣戰略解決方案本身就可以妥善處理這些項目和產品市場的挑戰，可以保障投資安全，尤為重要的是，可以在國家層面獲得更為廣泛的國家利益。因此，兩種解決方案之間的差異，實際是不同層次的利益獲得，有著天地之別，而這種不同層次的利益獲得，明顯“新絲綢之路計劃”要遠遠強于“一帶一路”的地緣戰略解決方案，這是兩者之間比較所顯而易見的結果。

　　當然，“新絲綢之路計劃”所覆蓋的地理空間位于世界上的一個高敏感地區，在陸權理論當中，這個地區是世界的中心。表面上看，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中，陸權理論隨著海權理論以及海權現實的發展，呈現出逐漸式微的跡象。但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地緣變化正在形成之中，由于阿富汗戰爭的影響以及伊斯蘭勢力的擴張，使得這個原本被忽視的世界中心，正在重新獲得了世界各國尤其是大國政治的高度關注。很多國家，尤其是美歐日這些西方國家，早已充分認識到中亞各國的發展攸關世界的穩定。如果沒有中亞各國的穩定發展和政治上的可控，那么世界各國都會在戰略邊緣區受到挑戰，甚至更加深入到地緣核心區 。

　　現實情況也是如此，基地組織的活動以及后來ISIS活動已經干擾、襲擾到了歐洲核心區。大量的難民從敘利亞涌向了歐洲，制造了大量的問題和政治困擾。而在中國的邊疆省份，伊斯蘭勢力的影響和種種沖突事件不斷發生，也證明了同樣的挑戰和問題距離中國并不遙遠。而所有這些問題的壓力點，事件驅動的發動機，都在中亞各國的這一地理空間之內，所以如何安定中亞地區，這一世界的地理中心，使之能夠構建一個穩定有序的發展環境，關系到世界，更關系到中國。在這方面，中國實際更容易與世界大國達成一致而不是彼此激烈競爭。

　　同樣的原理，如果中國冒然踏入原本的地緣破碎帶，企圖進入西方經營幾個世紀之久的海洋戰略轄區 ，則沖突之激烈，成本之高昂，極有可能會超出“一帶一路”計劃制訂者的想象。

　　在中國開始實質推進“一帶一路”計劃之后，美日兩國在西方各國當中尤其感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因此加快了對中國的圍堵步伐，其中TTP協議的達成，就是最為明顯的一例。美日對中國“一帶一路”計劃的全面行動，包含有一個整體的考慮，在太平洋周邊地區，美國提出了全面的太平洋戰略，激化南海沖突，對菲律賓和越南等國表達明確的支持，到目前為止其成果是顯而易見的。TTP協議的成功達成，則是另外最明顯的一例。

　　美國通過TTP協議，居然成功的整合了原本存在的地緣破碎帶。東盟各國原本矛盾重重、沖突不斷，但在美國和日本的努力之下，竟然實現了成功的整合，其發展前景不容小覷，對中國“一帶一路”的發展，形成了一種地緣戰略上的隔離墻意義。除此之外，美國對中國“一帶一路”的這種圍堵，事實上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更高的水平和階段，這個新的階段最明顯的標志就是美日聯手在中亞地區所采取的各種行動，從中國的西面對中亞各國實行了地緣戰略意義上的大規模介入。

　　實際上，就在俄羅斯對準敘利亞境內的伊斯蘭國地面目標狂轟亂炸之際，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美國國務卿克里先后遍訪了中亞各國。為該地區的前蘇聯的五個加盟共和國，提供了一套從經濟建設到安全援助的日美版整體解決方案。世界上很多的中亞觀察家都指出，安倍和克里是為了同一個目標而來的，很明顯目的是加強在中亞的經濟和政治存在，平衡俄羅斯和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而中亞各國對于美日的這種整體解決方案采取的態度與以前相比有著明顯的進步，表達了一定程度上的歡迎之意。

　　與日本相比，美國關心的是更高層面的國家利益和地緣利益。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中亞各國之后到訪的美國國務卿克里，更強調的是美國和中亞國家在共同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和應對阿富汗戰后局勢問題上的共同立場，因為這個更符合美國當前的戰略現實目標和任務。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也愿意向中亞提供從改善飲用水到文化教育方面的援助。眾所周知，美國和中亞各國在人權問題上存在著糾葛，美國始終抓住該地區的人權狀況不放，影響了美國在中亞地區擴大存在和影響力。但地緣戰略學者都清楚，美國抓住這些問題的原因在于謀求更大、更多的遠期戰略回報。同樣的是，美國國務卿克里在納扎爾巴耶夫大學也進行了演講，克里在這個場合依然不忘提到恐怖主義的存在并不是掌權者無差別使用暴力手段的借口。

　　實際上，在這個大學講壇上，克里指責了哈薩克斯坦和中亞地區某些國家的行動。2014年美國政府曾授予吉爾吉斯斯坦在押的意見人士阿斯卡羅夫以人權衛士獎，導致吉爾吉斯斯坦方單方面終止了與美國長達22年的合作協議，并且關閉了美國在吉爾吉斯斯坦的瑪納斯空軍基地。中亞國家的觀察家表示，美國政府在過去的20多年中以改善人權狀況換取援助支持的中亞政策始終未曾改變。但這是否意味著美國對于中亞各國忽略了經濟介入？

　　完全不是這樣。

　　即便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繼續保持壓力，但中亞各國對其依舊給予高規格的接待并非是沒有原因的。美國官方立場僅僅是一個方面，這代表和反映著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在中亞投資的私人企業家們是另一個方面，他們因美國施加的壓力而實際正在受益。在哈薩克斯坦多元外交平衡的政策中，美國依舊是哈薩克斯坦重要的經濟合作伙伴。事實上，哈薩克斯坦在2005年到2014年間總共吸引的外部投資是2076億美元，美國僅排在荷蘭之后，位列第二。所以，美國國務卿克里所做的表態是一種高姿態。但實際上，美國商界在美國國家政策的支持之下，大踏步的前進于中亞各國，其腳步節奏之快值得高度關注。

　　美國和日本，在中亞各國的行動方面表現出明顯的“一唱一和”的狀態，日本的務實政策著眼于基礎設施領域、經濟領域，各種具體實施的項目，對“一帶一路”計劃構成了直接的挑戰。而美國則在更高的層面，在務虛的層面，就國家利益和戰略利益進行爭奪，說白了，為美國的遠期利益而戰，因此它所構成的威脅和挑戰更大。

　　從2008年開始到2013年末，我們有關“新絲綢之路計劃”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的報告、文章。這一系列有關“新絲綢之路計劃”的文章和觀點，概括了新絲綢之路計劃的幾個重點：

　　第一， 新絲綢之路計劃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經濟共同市場。經濟共同市場意味著統一的市場空間，意味著優勢互補，意味著陸權理論的再實踐，意味著互聯互通，意味著世界貧困地區的經濟增長以及國際地位的共同提升。有利于消化中國的產能，有利于中國資本的輸出，有利于世界封閉地區的經濟改善和財富積累。

　　第二， 全面的投資安全保障體系。這是大規模投資計劃當中所不可或缺的一項政策，能否作為一個整體的市場空間，關鍵在于投資安全是否有保障。否則，就成為一個企業單打獨斗的市場冒險，與國家利益毫不沾邊。

　　第三， 建立以協作為目標的貿易政策和支持性的金融體系。中國中西部與中亞地區各國的發展，應該建立在具有整體性的貿易政策和支持性的金融體系之上，這樣有利于地區發展的穩定，減少矛盾。統一的貿易政策和支持性的金融體系，一向是世界上區域發展計劃的基礎 。

　　第四， 保障性的法律框架。各國各自修改法律體系以適應新絲綢之路共同市場是必然的，這是世界開放的必然步驟，也是削減貿易爭端，鼓勵經濟增長的必然趨勢。更重要的是，這種法律上的努力，可以在較大程度上體現社會意志，確保經濟在一定程度上超脫于內部政治的束縛。

　　第五， 人民幣為主導貨幣。作為區域內唯一的強勢貨幣，人民幣擁有主導地位是非常自然的趨勢，這當然有利于人民幣的國際化。

　　第六， 中國擁有的支配性影響力。國家利益的實現，與企業利益的實現有巨大的差異，國有企業以及民營企業的發展，其回報主要在于利潤。而國家層面的回報，則主要在于國家位于地緣戰略領域的影響力和控制力。任何僅有企業回報而無國家回報，或者是回避國家利益的大型計劃，都是充滿風險的選擇 。

　　我們希望指出的是，“新絲綢之路計劃”的最后時刻已經漸漸來臨。美日兩國在中亞各國的行動緊鑼密鼓，而且這一切可能僅僅是一個開始。

　　中亞區域以及中國的新疆，本應成為中國地緣戰略的重點，但在“一帶一路”計劃當中卻不是這樣。新疆在地緣戰略理論中，并非是“新的邊疆”，實際上這是世界的中心地帶；這里不是“穩定”的問題，這里是“發展”的問題。

　　新疆，這個詞匯的提出與建國之初的世界戰略格局有關。這個地區背靠蘇聯被中國當時視為穩定的大后方，那個時代對中國構成直接挑戰的主要威脅和沖突都來自于東南沿海地區，在臺海，在朝鮮戰爭，在日本方面。

　　問題是隨著時代的變遷，由海向陸，由發達地區走向不發達地區，導致現在發展新疆，已經成為一種自然的邏輯。中國的地緣戰略再也不能無視這一點，而繼續采用普遍“撒沙子”的方法，遍布世界各地將中國的有限資源投放于全球的遼闊市場當中，而忽視中亞市場和“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對中國所具有的極大戰略意義。

　　現在的新絲綢之路已經面臨最后的時刻，美日的行動有可能進一步升級。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所面臨的地緣形勢壓力，將不僅只限于東南沿海地區，只限于TTP協議、南海沖突、釣魚島問題所構成的壓力，其新的壓力爆發點可能來自于中國的西部邊疆。

　　中亞各國一旦贏得美日更大的支援，再加上中亞各國原本就有獨立自主的發展方向和姿態。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整個世界的地緣政治格局，尤其是中亞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將會出現對中國不利的極不穩定的局勢。這種局勢可能導致地區形勢復雜化，使得中國的“新絲綢之路經濟帶”這一計劃出現更高的成本，中亞各國的要價大幅提升，這將導致中國在這一方向上出現極大的被動。

　　漸漸的，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發展已經面臨最后的時刻。

　　在這種時刻，中國應該抓住最后的戰略機遇期，調整、強化資源投放，在整個戰略解決方案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區域主張和區域目標。首先，選擇與少數國家構成更加緊密的經貿合作關系，實現初步的共同市場。

　　比如，優先選擇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或者再以后加上哈薩克斯坦，建立以共同市場為基礎的緊密經貿合作關系。這三個國家均擁有比較大的市場，烏茲別克斯坦人口有2300萬，GDP總量并不高，只有453億美元，但有著豐富的礦藏尤其是黃金和鈾礦。哈薩克斯坦人口有1660萬人，GDP總量達到2026億美元。

　　土庫曼斯坦的人口也有670萬，GDP總量257億美元。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的GDP總量雖然不大，但是人口加在一起超過了3000萬，再加上哈薩克斯坦1660萬的人口，這個地區的總人口接近5000萬，是一個很龐大的市場空間，能夠消耗中國非常多的日用品和消費品，消耗中國過濫的資本和產能，并為中國已經疲軟的制造業注入新的活力。

　　而這三個國家樣本性的共同市場體系一旦構成，對中國的人民幣國際化以及更高層次的國家利益、戰略利益都具有非常明顯的意義，進而就可以吸引到更多的國家加入其中，逐漸完善成為一個在世界中心地帶的、以陸權理論為地緣戰略根本的新空間。

　　這是我們最后的機會。一旦世界的注意力集中于中亞各國，大量資源匯集到這個世界中心區域，中國勢將悔之晚矣。

　　(本文作者介紹：安邦咨詢創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員、博士后導師、著名智庫學者、信息分析權威專家。他是“新絲綢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提倡者，他同時也是中國陸權理論的最早研究者。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信息分析的地緣政治戰略和城市發展戰略。陳功先生長期擔任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理事，多所中國大學的教授及博士后導師。)